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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第1页）

《桑干河上》作为一部小说，堪称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试验。它展示了一

组描述优美的细工镶嵌的人物群像，它们全都松散地联系着，为丁玲所熟悉

的农村现场带来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感。在小说的中心位置，丁玲介绍了“正

面的男主人公”模范共产党干部章品，他从彼岸渡河而来，巧妙地使农民协

会的机制逐渐运转起来，最后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达到了顶点。显而易见，丁

玲打算把她的新长篇写成一部纪录体小说，一种在战争早期即已流行的新文

学体裁。这部小说还打算按照苏联的样子写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

体地”和“积极地”围绕现实，使预计的效果会像毛宣称的那样，“比普通

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然而这部小说的

弱点，也恰恰从遵循毛泽东主义的公式中产生。她对农民角色的刻画显示了

某种感情上的契合，相比之下，她对党的干部的处理就显得平淡。而将近结

尾处的那个有寓意的群众大会，少有地缺乏涤荡心灵的力量。恰恰是小说较

为“现实主义的”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再一次抓住了读者的注意

力。

丁玲小说中相对的优缺点，反映出作为延安讲话的一个结果，创作的定

义本身在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熟悉的西方的尺度——夏志清在其

对延安遗产的切中要害的总结中，给予高度评价的“想象力，美学感受以及

创造性的智力活动”①——从毛泽东主义的角度看，已不再那么有决定意义

了。因为作家的职能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或创始者，而是一个人的媒介，广大

对象的经历通过这个媒介被记录下来，然后传回给他们。由于对象的参与在

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本身中得到鼓励，书面文本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不断的

修改非但不是例外，反而成了规律。首先，意识形态与普及的要求使个人的

观点——无论作为作者个性的伸延，还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段——都几乎不可

能存在。一部作品的“文学”性，除正确的政治内容外，按它吸引读者的程

度加以判断。不同于战时戏剧，政治与普及的结合对作家具有一种束缚手脚

的效果；因为，为了找到正确的“政治内容”，他们必须追随党的政策的每

一次更动和转变。毛在将一篇文学作品与特定的政治争论或运动联系起来的

时候，他也就夺去了这篇作品的一切永恒的艺术上或政治上的价值；使一篇

文学作品一时成为话题的那些要素，一旦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恰恰会减少它

的正确性。回过头来看，丁玲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命运似乎是十分“典型”和不

可避免的。伯宁豪森与赫特斯曾指出，“假如要求革命文学单纯追随政治辩

证法的发展，它就失去了独立批判的能力”。①——而且，人们还可以补上一

句，失去了其创作的源泉本身。

然而，毛的延安准则的不利影响，在短暂的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战后时期没有

立刻显露，当时中共领导层十分关注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政权，未能严格推

行其文学政策。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在共产党统治区以及在新近收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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