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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可能。然而，如果不确定的结论少一些，在某些情况下重复的结论少一些那

就好了。一方面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课题②谨慎而有争议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

的关于家庭、乡村和宗教的名著的非常有价值的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鲜明

的对比。③罗伊？霍夫海因茨所作的“生态学”研究的令人失望的结果，与这

位历史学家用传统方式研究④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储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同样

无锡的　25　起抢劫证实抢劫具有“几乎每日发生”的性质；而后一资料只表示　1932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10

日间在县里发生的少数劫案；大多数劫案在报纸上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记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

卷，第　423　页）。

①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1—1022　页。关于苏州抗税，见本书第　6　章第　1

节。

②一位资料编集者很公正地提到，素有中国“天堂”美称的江、浙两省的劫案记录数只不过表明江苏和浙

江的新闻界优于其他省的新闻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32　页）。

①杨庆堃：《关于　19　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载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

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174—210　页。

②　　“它企图用计算机处理过的历史数据作为一种探索手段来辨识民众活动事件的量值和构形……”，杨庆

堃：《关于　19　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第　174　页和注　1。

③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庄》；《中国社会的宗教》。

④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　年》，载鲍大

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　3—77　页；《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

有说服力。当然，本章所用的定性方法本身也会有主观主义之类的明显弊端，

但这样的方法至少不会显示出一种名为用科学方法确定的，而实际有可能导

致错误的貌似真理的外表。

《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人，1923—1927　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6年）。

自发的抗租抗税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记载的非共产党的农民活动中，抗租是个受到重视

的范畴，因为它最能表现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抗租有时被单独提及，

有时领先于文献根据更充分，但在社会性上却较不纯的抗税范畴，在档案馆

和汇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导向夸大佃农的反抗。在民国时期

这种反抗增多了，但仍限于少数，它引起的争端和对抗，多于真正的风潮。

在真正的风潮中，值得注意的是　１９３５　年冬至　１９３６　年春骚扰苏州附近乡

村的那一次。那里为数众多的非在乡地主——其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

土地位于何处——以及一些在乡地主有委托催甲收租的习惯，由于催甲的腐

败和勒索，他们为人们所痛恨。①然而，古老的催甲制度并不是引起暴乱的唯

一原因。它是由连续两季歉收引发的。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地主们决定　１９３５

年不向派来评估灾情的现场“灾情视察员”报灾，特别因为佃农们上一年曾

同那些上报灾的人进行过斗争。县政府曾因此要求所有的佃户自行“申报灾

情”，但地主们怀疑灾情被夸大，于是他们以他们计算的容许的减租额，自

行削减了佃户申报的损失总数。引起佃农不满的另一个原因与用实物折合现

金交租有关：恰在地租被固定前，苏州一担稻谷的价格从　８　元跌至　７．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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