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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在谅山市的金山宾馆，我和武宽举行了会晤。

我就陷于停顿的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北部湾划界谈判应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共识为指导思想，以1993年双方签署的《基本原则协议》为法理依据。第二，双方应继续就各自提出主张线的依据和其他相关因素交换意见。中方将适时提出自己的主张线。第三，双方应就公平原则达成一个内部谅解。同时，在划分北部湾谈判的全部过程中，双方必须对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做出适当、合理的安排。

武宽基本同意我提出的三点建议。他同时表示，越方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但是，对于保障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问题，武宽仅表示，只有在北部湾划界完成后才能予以考虑。

对此，我明确地指出，不能把北部湾划界同保障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正常作业问题割裂开来，渔业问题本身就是北部湾划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越方重视中方对渔业问题的关切。我强调，中方对渔业问题的关切自始至终是认真的，不会因划界而牺牲渔民利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13）

1996年3月4日至11日，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六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公平原则深入交换意见，确认公平原则是划分北部湾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原则，同意尽快交换各自主张线。这使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又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1996年9月18日至23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中越政府级第四轮边界谈判。

在会谈中，我着重从国际法的角度阐述了中方关于公平划分北部湾的构想。我指出，中越在北部湾的总体政治地理关系大致平衡，这一地缘政治现实构成划界应予以考虑的最基本的有关情况。两国在北部湾的海岸构成双方海洋权益主张的基础。

我建议，双方考虑两国在北部湾海岸相邻又相向、海岸线长度相差不大等情况，实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这一目标法律上是公平的，政治上是友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武宽表示，中方对划分北部湾的构想做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将如实向越南领导人报告。接着，他阐述了越方的观点。他说，越方认为，划界首先应予以考虑的是地理因素，包括考虑特殊自然地理因素。

武宽还说，北部湾是越南北方的出海口和国际交通要道，对于越南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他提出，在北部湾划界中，中国海南岛不能与越南大陆相提并论。

对此，我当即指出，海南岛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海南是中国的一个省。它在整个南海中是一个岛屿，但是相对北部湾而言，它是中国陆地领土和海岸的一部分，根据国际法并参照国际实践，海南岛在划界中理应与越南和中国大陆海岸一样，构成海洋权利的基础并且享有同等的划界效力。

最后，我再次希望越方认真研究中方的北部湾划界主张和方案。

在这轮谈判中，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专家小组，就有关划界方案线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

1996年9月18日，我和武宽副外长举行了中越副外长定期磋商，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19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德良会见了我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

1996年至1997年，两国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又举行了三轮磋商，双方就北部湾海洋划界的主张线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由于分歧很大，谈判未能取得突破。

1997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我与随同访问的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主任陈公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重点就划分北部湾面临的困难交换了意见。我明确指出，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关键是双方未就实现利益大体平衡的目标达成一致。

此后，我还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主持了1997年8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越政府级第五轮边界谈判及副外长级磋商。

在这轮谈判中，中越就启动陆地边界条约起草小组达成一致。在划分北部湾问题上，双方非正式交换了主张线，同意最大限度地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努力使双方主张相互靠拢，同时维持联合专家小组的非正式磋商机制，争取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划界方案线。

在谈判结束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接见了武宽副外长一行。

北部湾划界所涉及的渔业问题是我自始至终所牵挂于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1992年中越重启边界谈判起，我多次同越方谈到这个问题，强调双方划分北部湾的谈判要同时解决划界和渔业问题。。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14）

在中越划分北部湾谈判整个过程中，中方曾多次就越方武装船在北部湾抓扣中国渔民问题提出严正交涉。

直到谈判最后阶段，这一问题已明显地成为阻碍谈判向前迈进的最大障碍时，越方才终于明白过来，并且理解了中方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定要同时解决划界和渔业问题。

事实上，我们如此重视渔业安排，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渔民的生计，关系到国家和政府是否对人民负责，是一个政治问题，影响到当地社会稳定。

但是，当时越方谈判人员难以理解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一直坚持不让。

为此，我多次向继我之后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王毅同志做了交代并谋商对策。我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高层予以推动。

1999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总书记同他会谈，双方就在2000年内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达成共识。

1999年12月，我在出席《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后，前往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

在会见中，我着重从政治角度谈了中国领导人对北部湾渔业问题的重视和考虑，并特别提及*总书记曾向黎可漂总书记提出关于“北部湾的划界与北部湾的捕鱼安排一并解决”的意见。

黎可漂总书记表示，就此问题，他已同越南其他领导人仔细商量了，愿做出积极回应。他说，两国水产部门可以马上就北部湾渔业问题进行商谈，渔业谈判可以同划界谈判同时进行。

黎可漂总书记的这一表态非常重要，为双方及时启动渔业谈判开了绿灯，并为两国最终划界问题和渔业问题一并解决创造了条件。

2000年1月28日，越南政府换届，阮怡年接替了阮孟琴副总理所兼任的外长职务，武宽则出任贸易部长。我和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分别向他们两人致电表示祝贺。

在接到我的贺电后，阮怡年非常高兴。1月31日，他向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表示，希望把中国作为他上任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同我进行会谈并且拜会中国领导人。我即向阮怡年发出了访华邀请。

2000年2月24日至26日，越南新任外长阮怡年正式访华。*总理和*委员长分别在中南海紫光阁和人民大会堂接待厅会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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