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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纷成立，介绍新文字的书籍陆续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与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文字改革运动。自五四以来，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新教育的提倡者们利用“注音字母”（30年代改为注音符号）解决在推行国语（普通话）过程中所出现的汉字读音困难。关于汉文字的改革问题，自清末就有人提出过，许多教育家、文字学家都曾为此做过尝试，提出不同的方案，但都没能得到社会和民众的普遍认同，更未得到推广与实施。然而，这些尝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汉文字自身的改革与进步。早在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在欧洲考察教育期间，陈鹤琴就已经意识到汉字改革对于教育普及的重要性。他写道：英国儿童读英文，读到10岁可以看书看报纸，10岁以后是文学上的研究；中国儿童读书读到10岁恐怕还不能看报，至少要到12岁。总之，汉字比英文、法文都要难，汉字固然要保存，不过文字是一种工具，要使普通儿童和人民普遍受到教育，不要为文字所障碍，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第一，要简化，采用手头字、简体字；第二，名词简单化，如“明白”、“明了”、“了解”三个词词义相近，只要选择一个容易明白的就够了。我们要想普及教育非把文字简化不可。《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19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陈鹤琴在谈到文字改革进程时曾作阐述：本来一国文字的造成不是偶然的，有它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我国现行的楷书汉字有二千年历史。在我国闭关时代，一切社会生活简单，受教育的人大部可说是悠闲者，他们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穷年累月的在文字上用工夫，时间消耗得愈多，社会上对于这种人也愈看重。近年来，我国各种社会事业有长足的进步，大部分的人所需要的文字，不再是以前墨客骚人的文字，而是大众化的文字了。于是一般先觉的人就提倡文字上的革命，从事大众化的运动。因为汉字的难学难看难写，已为一般人所共认。近来有人设法把“汉字难”的难关打破，使它能得到大众化，因此注音符号、简体字、新文字等运动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运动惟一的目标，无非要想出一个法子来打破“汉字难”的关头，同时易于使教育普及，文盲扫除，使一般人不致因文字上的难关而阻塞知识的门径，更不使他们把一生的光阴大部分浪费在文字本身方面。因此这种运动一天扩大一天，而社会的需要也一天增加一天。《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7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拉丁化新文字推广初期，新文字研究会的公开活动一直被政府当局的禁止，被视为赤色宣传工具，许多从事推广和宣传工作的青年遭到当局拘捕。该会举办所有的活动只能以地下传习的方式进行。直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该会作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团体之一恢复活动，在很短时间内，面向社会宣传、普及拉丁化新文字，曾先后在七八个难民收容所办学习班，受到人们的关注。拉丁化新文字也被作为有效的扫盲和抗战教育工具，为社会逐渐接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　拉丁化新文字（2）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全面退出上海。租界当局提出取消租界范围的一切抗日活动，包括取缔所有抗日救亡团体，为表中立立场，以免日本干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被认为是抗日团体，禁止活动，会所被搜查，理事会的人员也被劝告离境。在此形势下，该会理事会决定向租界知名人士寻求支持和帮助。他们《汉字拉丁化》中译文

知道，陈鹤琴是沪上知名教育家，负责租界华人教育事务并主持难民教育，只要他肯出面，事情就好办。有一天，陈鹤琴在华人教育处办公室接待了一位叫王君恒的中年人，他是代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前来请求陈鹤琴给予支持的。他说明了来意，并向陈鹤琴详细介绍了拉丁化新文字简单、易于普及的特点。在此之前，陈鹤琴曾看过《北方话写法拉丁化方案》，很感兴趣。他提出，请王君恒每天教他一小时。经过几天学习，陈鹤琴对这种科学、实用、大众化特点显著的拼音文字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曾表示，自己只用几小时就能基本掌握这个方案，几天以后就能读能写了。然后，陈鹤琴前往正在试教拉丁化新文字的几个收容所查看，并走上讲台亲自试教，发现效果很好，解决了难民文盲多、识字困难的问题。最后，他答应亲自出面并作为保证人，请租界当局批准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为合法教育团体，不予取缔。同时，陈鹤琴亲自编写的拉丁化新文字课本《民众课本》（上、下册），由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难民股出版，发给各难民收容所使用。这种新文字之所以受到陈鹤琴特别青睐，是与包括陶行知、陈鹤琴在内的新教育倡导者自五四以来所一直致力“平民化”、“大众化”教育改革的理想和探索、实践密切相关的。

原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的成员、著名文字学家倪海曙回忆：从此，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先生几乎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难民收容所的教学实验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推广上了。他不论出席什么会议，发表什么演讲，都要谈这个问题，而且常常“即知即传”，当场从口袋里拿出课本来教。他的热心不但影响了许多社会名流，也大大鼓舞了群众。“陈鹤琴热心提倡新文字”，这是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美谈之一，也是“孤岛”的头条文教新闻之一。《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陈鹤琴热心提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不仅作为自他1919年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以来，对普及教育平民化、大众化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而且更是出于解决难民教育中的现实需要。他发现解决难民中众多文盲的识字问题是整个难民教育的门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几年前赴欧洲考察教育到访苏联时受到了启发。苏联有152个不同的民族，其中只有30个民族有文字，其余122个民族没有文字。十月革命后，苏联用拉丁文将各民族不同文字统一起来。统一的结果是在13年内已有90％的人受到教育，“人人都可以看书读报，每种报章销路要以数十万计算，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陈鹤琴继而阐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要使文盲认识了文字，那么世界大事、科学常识、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国民道德才有方法灌输，而民族文化水准也能逐渐提高了。否则，文盲的百分比常在80％以上的民族，怎样能实现提高民族文化的目的呢？所以，我们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来试验用新文字扫除文盲，我们的目的并不要废汉字，而是给难民一个达到认识文字获得知识的钥匙，使他们能自动地变成非文盲。”《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7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当年，与陈鹤琴一同大力提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还有陈望道和赵朴初、刘湛恩、胡愈之、韦悫等人。陈望道是最早将《共产党宣言》介绍进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同时也是文字学家。赵朴初曾用拉丁化新文字记过日记。1938年3月20日，中国铲除文盲协会在青年会成立，新文字运动向各领域积极推进：陈济成负责在中等学校推广，廖世承、孟宪承负责在各大学推广，教会学校里的推广工作则由李培恩、赵传家负责；基督教青年会还举办了新文字训练班。在极短时间内，拉丁化新文字在社会上得以迅速推广、普及。

三　拉丁化新文字（3）

陈鹤琴设计的徽章

陈鹤琴对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充满热情和信心，充分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宣传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种好处。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只有28个字母，可以用拼音的方法组合形义不同的汉字。1938年5月陈鹤琴在对上海《大美报》记者的谈话中说道：“在普及全民教育的便利上着想，新文字实在比原来的注音符号简单便利得多，新文字的符号比注音符号省略18个字母，在受教育者记忆上，无疑省了一半力。注音符号在字体面积上大小相同，难以区别主要和次要，读者消费在字面的注意力，每个字母上完全相同，比起新文字的每个组合，字母有显著的差异与变化，当然感觉前难后易。”他还专门设计了一种徽章，圆形的徽章中间是一把象征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钥匙柄上写有“扫除文盲”四个汉字，周围是一圈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文字：“我能看书写字。”1938年3月，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举办的第一次难民新文字读写成绩表演会上，陈鹤琴和陈望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自各收容所和难童学校的学生们用新文字现场表演阅读和书写。表演结束后，陈鹤琴邀请陈望道先生上台为每位表演者颁发这种徽章。

有一天，陈鹤琴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使他大喜过望。这封信是慈善难民收容所难民邢握真写的。信中说：鹤琴先生，我是本所的一个难民，没有机会拜会你，昨天读过你的民众课本，才知道你是研究新文字的学者，而且很热烈地提倡新文字教育。因此给你这封信，请你看一下。

我从前不认识新文字，从去年在正大收容所请朱先生教了一星期，我因为求知识心切，不分日夜地研究，所以不到十天就能看书、写信、作文章。我又用即知即传的方法教不识字的难友，他们也很有兴趣。不过本所学新文字的班次很多，课本还不够，希望你继续努力，你的教育工作，使在这孤岛里面的文盲都叫你是救星呢！很快，陈鹤琴找到了写这封信的邢握真，了解到他曾读过几年书，有一些学习的基础，因此学习新文字很见成效。于是就把他带到了大西洋西餐社世界书局举行的宴会上，向在座的作家、编辑数十人介绍学习新文字的成绩，现场表演。陈鹤琴即席作了介绍性的讲话。还有一次，陈鹤琴在八仙桥附近银行俱乐部由心理学会举办的活动中，当场做实验，请两个学习过三周新文字的儿童现场表演，其中一个儿童能够将陈鹤琴的话很快用新文字写出来，另一个儿童看了这些文字后便能准确无误地读出来并且完全明白。此外，还有一个只学了两周新文字的儿童，已经能够阅读用新文字编写的《阿Q正传》。与会者十余人，其中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前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和教育家韦悫等。会后，刘廷芳对陈鹤琴说：“从前我不是对你说‘对新文字我要反对到底’，今天我看了表演之后，改变我的态度。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不反对，也不反对赞成。”陈鹤琴听后受到鼓舞，更加坚信新文字对扫除文盲的功效。

从1938年5月起，上海的难民收容所开展拉丁化新文字教学实验，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成立了新文字组，并发布由陈鹤琴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举行各收容所的第一次新文字总考试。到当年8月，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宣布举办新文字教育的收容所已有48所，计121个班，学习人数4285人，其中儿童3144人，###1141人。为使学会拉丁化新文字的难胞有读物，陈鹤琴亲自编写了两册新文字课本，又联系世界书局，出版用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版、连环画形式表现的中外历史名人故事，还亲自用拉丁化新文字改编英国女作家奥维达的名著《穷儿苦狗记》（又名“弗兰德斯的狗”）。

从1938年4月起，世界书局出版了《岳飞》、《花木兰》、《爱迪生》、《林肯》等14本“中外名人故事”连环画丛书，用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印。此外，陈鹤琴、陈选善共同主编“小学自然故事”丛书共40册，由工部局小学各科教师撰写。陈鹤琴还与朱泽甫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故事”丛书共40册，其中有《大禹治水》、《卧薪尝胆》等篇章，介绍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民族英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几套丛书出版后，受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陈鹤琴还曾作词一首《中国统一歌》，歌词云：“我们要爱中国！要爱同胞！同胞幸福！中国兴隆！民族光荣！”

1938年5月，陈鹤琴为《上海妇女》杂志撰文，题为“新文字与妇女”。文中写道：新文字的长处，是在容易学习。每个人只需费极短的时间，就会学得识字的工具。用这工具就能自己学习，虽然不进学校，自己也有学习的本领。这是再简便没有的方法，其优点现在已渐渐被人所了解了。再推广一步说，妇女要能用新文字来扫除文盲，比男子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母亲与子女接近的机会比父亲多，母亲认识了字，对于儿童教育的推进有极大的帮助。反过来说，母亲如果是文盲，她的子女必须入学校受教师的教导，若因环境的困难而不能得到上学的机会，那连子女也变成未来的文盲。每个妇女如若能费两星期的时间，新文字就可以学会。学会了新文字的拼音方法和规则，那就会自己识字，自己写字看书，同时用这种方法传递给她的子女，使她的子女也很迅速地学得这方法，也能自己阅读。这样，那新文字就会很快地流传开去，而文盲就会很快少起来。《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8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1939年11月，孤岛局势更加危急，租界内，日本及汪伪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估计到日本人占领上海并进入租界后也会像他们在东北殖民一样，强迫学校教日语，陈鹤琴与陈望道等用中国语文教育学会名义发起，于1939年11月中旬在上海南京路大新百货公司五楼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展会陈列了汉字改革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学成果。陈望道先生特地为展会撰写《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讲》，作为会刊之一在会场里散发。展会为期10天，上海的大中学校师生纷纷前往参观。尽管此期间陈鹤琴因在宁波避难未能到会，但展览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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