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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教师在课堂上曾出过一个作文题目“繁华的上海”，有的学生写出了抨击十里洋场罪恶的愤然之笔，文中写道：“瞧一瞧外滩，有一座和平之神的铜像，在走过不几步侵略中国的巴夏礼铜像，虎视眈眈看着他的后辈在侵略中国，黄浦江里的帝国主义兵舰大炮口，还朝着我们的土地，这难道是上海的繁华吗？”实际上，在陈鹤琴的内心深处，这种国家和民族的情结始终都很强烈。为此，在华童学校升国旗就成为陈鹤琴向租界当局力争的一项权利。

实际上，陈鹤琴的办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英国上司的制约。工部局规定所有华童学校的教学内容不能出现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华方面的内容。在现静安区中心小学（原工部局西区小学）校史室的展板上，记载了一件往事：在陈鹤琴主持华人教育处期间，在工部局所办的华人学校，每天早晨上课前都要举行朝会，师生们在操场上整齐列队，向国旗行礼、唱校歌，然后做早操；学校礼堂里挂孙总理遗像和中国国旗。为此，工部局主管学务事务的总办、英国人琼斯对陈鹤琴的举动十分不满。有一天，陈鹤琴被“约”去琼斯的办公室谈话。

琼斯开门见山：“你是不是在学校里升中国国旗了？”

陈鹤琴回答：“是的。”

琼斯又问道：“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学校？”

陈鹤琴回答：“中国学校。”

琼斯表现出了极大不快：“这是工部局华童学校，怎么可以升中国国旗呢？”

陈鹤琴毫不退缩：“这个学校里的儿童是中国儿童，这个学校的教师是中国教师，这个学校是在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升中国国旗呢？”

琼斯继续问道：“你知不知道学校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陈鹤琴回答：“是从纳税华人那边来的。”

琼斯有些恼怒，又重复了一遍前面说过的话：“这是工部局办的华童学校！”意思是说，办学经费是由工部局提供的，因此不能升中国国旗。

陈鹤琴很坚定地说：“工部局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

琼斯听罢只好说道：“好的！再说！”

不久，琼斯把升中国国旗的事情提交到工部局学务委员会讨论，陈鹤琴在会上将在学校中升中国国旗的理由作了充分陈述。经过讨论，决议华人学校有升中国国旗的权利，但在校会上，同时须升工部局旗帜，标志校权之所属。就这样，在华人学校朝会升国旗制度一直维持了将近六年。直到1934年9月在陈鹤琴去欧洲考察教育期间，租界当局发通知，各工部局所属学校只允许在中国国庆日当天升中国国旗，同时须升工部局旗帜。在陈鹤琴的教育理想中，爱国、爱人、爱学问，是“做人”和“教人做人”的内涵与标准，而团结活泼、做事勇敢、清洁健康、生活快乐、遵守纪律、和气且恭敬则是中国人应有的素质，也是培养儿童的目标。中国人不能永远是“病夫”！他的这个思想体现在由他亲自作词，他的好友胡宣明夫人胡周淑安女士作曲的《工部局小学校歌》里，歌中唱道：喂！我的学校，教我们学的是什么？

喂！我的学校，教我们做人怎样做？

团结活泼，做事勇敢，清洁健康，生活快乐，

遵守纪律，和气且恭敬，

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

啊！我的学校，我时时刻刻都爱你！

啊！你的教训，我句句都记在心里。《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55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1945年抗战胜利后，工部局西区小学更名为上海市立新闸路小学，增设民众教育班，后又改为上海市立第十区第一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10月改称为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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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华儿童教育社（1）

1929年7月12日，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成立，其间正值西湖博览会举行，各地教育机构组团并送作品在教育馆展出，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大会合影（二排左一是陈鹤琴）

南京市也组织各小学校长前往观光，陈鹤琴等人决定藉此召开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大会。

追溯发展历史，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前身为由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人于1927年在南京发起成立的幼稚教育研究会。当时该会会员主要来自南京的小学、幼稚园和师范学校，不过10多人，团体会员仅3个，出版有《幼稚教育》；不久，陈鹤琴主持的南京5所市立实验学校和2所省立实验小学也加入为会员。当时，南京市各幼稚园教师大都参加该会组织的教学活动；每两周开会一次，讨论下两周课程大纲，及过去两周所发生的困难问题；每次活动由各幼稚园轮流主办，并邀请自然、社会等各科专家或有专门技术者出席指示。陈鹤琴在《幼稚教育》发刊词中提出的口号，成为幼稚研究会的方针——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

在中华儿童教育社的章程中规定：“本社以研究儿童教育，推进儿童福利事业，提倡教师专业精神为宗旨。”作为国内最早的全国性幼稚教育团体，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之初，只有个人会员47人，团体会员22个，包括有南京鼓楼幼稚园、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北平孔德学校、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南京特别市市立中区实验学校、南京特别市市立南区实验学校、南京特别市市立北区实验学校、无锡中学实验小学、上海中学实验小学、上海特别市第一实验小学、上海特别市树基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小学、杭州市横河小学、广州中山大学实验小学、南京中学实验小学、苏州中学实验小学、上海崇德小学幼稚园、上海特别市务本女中附小等。大会选出执行委员9人，有陶行知、马客谈、陈鹤琴、李清悚等，陈鹤琴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930年7月在无锡举行第一届年会时，团体会员34个，个人会员315人；1931年4月在上海举行第二届年会，同时举办艺术教育展览会，团体会员为35个；1932年11月在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并附开健康教育展览会，团体会员增加至39个，个人会员达到744人，分别来自16省区；三四十年代，会员最多时曾达万人以上。至1948年，经过多年的发展，该社已成为拥有40多个团体会员，逾4000人个人会员的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组织和研究中心，并加入国际新教育同盟和世界教育专业组织。同时，该社与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测验学会、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等14团体同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的成员。由该社出版发行的《儿童教育》，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性、影响广泛的教育学术刊物之一。

陈鹤琴对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前景充满憧憬与期望，他在谈到发起组织这个团体动机的时候，不无自信地写道：“为什么要组织中华教育社呢？简单地回答，就是为整个中华儿童谋幸福。我们的态度，注重研究方面，研究的对象，完全是天真烂漫的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个社团，实有永久存在的可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31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他的工作从个人研究和实验开始，发展到作为行政官员在所辖范围建立教育试验区，将多所学校、幼稚园整合在一起共同开展实验、研究；再到用团体的形式将各方面力量和资源联合起来，开展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与研究，以使儿童教育研究在国内广泛开展起来，并成为国际教育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为此，陈鹤琴主张扩大社员范围。他提出：“本社社员，是对于儿童教育有研究有兴趣的，不分任何界限，凡志愿加入的，均可入社。”在每次年会召开时，都会吸收开会地区的教育机构负责人、教师、教育研究者，甚至开会地的教育官员为新社员。当代学者黄书光在其论著《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中说：“之所以把入会条件订得这样宽泛，确实与该社研究的广泛性密切有关。”黄书光：《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第14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

二　中华儿童教育社（2）

中华儿童教育社经费来源困难，除了在1931年得到过政府###每月100元补助，大部分经费主要来自于社员所缴纳社费，每年收入总数区区不足1000元，陈鹤琴等人所计划的许多工作开展得举步维艰。在此种情况下，陈鹤琴与马客谈、董任坚、李清悚等人士一起做了三个方面工作：

（一）　研究方面。（1）###颁布的新课程标准实验研究；（2）幼稚园毕业标准实验研究；（3）幼稚园日程表实验研究；（4）儿童中心教育实验；（5）儿童健康实验研究。

（二）　出版方面。（1）编辑《儿童教育》月刊；（2）出版“儿童教育”丛书，包括《儿童初期教育》和《初期行为课程》两种。

（三）　举办学术交流活动。（1）社员演讲。上海社员读书会每月开会一次，每次请社员一人或两人演讲儿童教育实际问题或介绍重要的书报。其他各地社员，多应各机关特约演讲；（2）教育名人演讲。

读书会最初由上海分社组织社员分别阅读各种资料、书籍，其目的在于促进社员间交流、相互补益，同时举办讨论、参观、演讲等活动，每月一次。参加者除陈鹤琴、董任坚等人以外，主要是来自上海工部局所办各小学的校长，以后南京的读书会也不定期地开展活动。读书会活动坚持了5年。

在陈鹤琴的设想中，中华儿童教育社应该成为国内研究儿童教育的中心，具有儿童教育实验、儿童教育辅导、儿童图书馆和儿童书籍日用品代办部等功能。因经济拮据，陈鹤琴一方面竭力争取当局和各教育机构的资助或帮助，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多方筹募资金。他很恳切地说：“我们知道，一根木头是不能够造屋子的，一根蒿子也不能够驾船的，一定要群策群力，才可以成功一种事业，所以要唤起社会的同情，征求合作！”他向全社会大声呼吁：“……儿童教育，是建树国家的基本教育，我们要以全力发展儿童教育，这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们的力量有限，希望对我们表同情的人，帮助我们，使我们对儿童教育的事业得以顺利地进行！这不独是中华儿童的幸福，也是国家的幸福啊！”《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31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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