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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在完成这篇序言的过程中，笔者做了一项简单的问卷调查，分别针对100名普通社会公众、保险客户、保险学者、保险监管者、保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和销售人员，询问其对我国商业保险的满意程度，包括对商业银行业和证券业进行比较的相对满意程度。初步的结果显示，被询问者普遍对我国保险业的评价不高，且普遍低于对银行业的满意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既然大家都不喜欢商业保险，为何我国保险业却能够在这30年内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呢？如作者书中所记录的，我国保险业的保费规模从1980年的4。6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8年的9874亿元人民币；保险公司则从当时的1家增加到现在的115家。

对于这个问题，书中所给出的答案线索是：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的增长，是“以数量庞大的保险代理人的‘人海战术’为核心发展路径，亦同样创造了中国保险规模增长，以及全球市值的奇迹”。他还引述了一位学者的估计，说“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卖过保险”，“寿险业在中国发展的15年间（1992—2007年），总计有2500万人做过，或正在做着保险营销”。

这样的描述和引证算不上严谨。但我却宁愿作者对此说得更深入和更直白一些，让我们直面一个令人更不愉快、不安或不愿意说出来的命题，而让读者自己以严谨的方式去思考和论证。这个命题就是：商业保险是“卖”出去的，而不是客户自己来“买”的；将保险“卖”出去的保险营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传销制度。

初步的逻辑分析如下，读者则可以自己补充支持或反对的论据。

商业保险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之一。如果将保险公司的客户分为两类：一类是确实有保险需要并愿意主动找保险公司买保险的人；另一类是并不需要保险的人，那么，对保险公司的盈利目标来说，后一类客户是更优良的客户，保险公司当然更愿意将保险卖给并不需要保险的这类客户，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建立一套强大的保险营销体系。这也解释了商业保险的营销成本为何如此之高。

从另一个角度看，考察中国保险业近30年来的真实发展状况，不能只考虑保险费规模和保险机构的增长指标，因为商业保险的基本职能是分散风险并为意外损失提供经济补偿，最能反映商业保险发展状况的指标，应该是保险公司究竟为全社会承保了多少风险，即风险保额指标。可惜，我国保险业还没有统计和披露保险公司的风险保额，普通公众只能观察到，每当发生了类似于2008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这样的灾害事故时，商业保险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总是微不足道。

而保费规模和保险机构的数量指标，用于考核我国保险营销体系的发展状况倒是十分恰当的，该指标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商业保险的营销体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讨论至此，先小结一下，为了探讨保险经营的水究竟深不深，我们初步分析了保险究竟是“卖”的还是“买”的问题，以及保险营销体系与社会上的传销究竟有多大的差异问题，如果难以达成共识，保险的水恐怕还真不算浅。

再回过头来与作者讨论这本书的写作宗旨。

作者在书的前言中宣称，要“将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尤其是过去30年的变迁，放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激流之中，既还原其商业的本源，亦扩大其参考的基准”。相信这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期望，但这又谈何容易。如果能够将我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进行归纳并表述清楚，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对此，作者作了勇敢的尝试，他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现状归结为三个突出矛盾：（1）短期的资本与长期的行业；（2）迅速做大的规模与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3）综合金融的梦想与保险分业监管的瓶颈。

笔者以下就针对作者所总结的这三点逐一进行讨论，将其当作这篇序言的主要内容。

一、影响商业保险的三种资本力量

作者认为保险业是“最需要耐心的行业，却最缺乏有耐心和耐力的资本”。他观察并分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的不同目标和特点。笔者赞同研究资本的属性和特征及其对企业经营行为、保险行业和市场的影响，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实际上，我国保险业这30年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可以看作是国有资本不断改制，并与海外资本和民营资本进行融合与博弈的过程，或者说，我国保险市场是由原来一家国资公司垄断，不断向海外资本和国内民营资本开放的过程，改革与开放相互交织，竞争与合作此起彼伏。将其放在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整体背景下，份额占比不超过我国金融资产5％的保险业，充当了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人寿2002年的改制模式及其2003年底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的试验，该试验为更重要的商业银行的海外上市提供了宝贵经验。另一试验是在向海外资本开放寿险市场的中外合资公司模式，作者观察到的结论是“没有成功案例”，至于是否可以以此结论来推断当初“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仅仅是一厢情愿，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回到资本的耐心和耐力，又与另一句需要认真论证的口号有关，就是“寿险公司开业后5—7年才能盈利”。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新成立公司的高管总是等不到“盈利”年之前，就跳槽到另一家更新的公司继续实践这句口号。而更加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是，三类不同属性的保险资本，究竟会在我国保险市场上演什么版本的“三国演义”？对此，吴晓波先生在其2008年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一书里，对普通企业有比较系统的观察和总结，其所揭示的规律也吻合于保险业。至少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一个显著现象就是：海外资本一直在努力与国有资本进行合资或参股，力图形成“强强联合”的资本构成格局，这对民营资本保险公司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难以适应在前者主导下制定的市场规则，并不断以各种方式违反既定规则，比如难以遵循佣金、手续费的规定等，导致市场难达到有序状态。这又有点像当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对大学的观察，他说：“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在我国保险业中，似乎只有平安保险集团的资本路线图超越了这种境界，作者的书里讲了不少平安保险的故事，但对平安保险的资本属性的演变过程，介绍得不够清晰和深入，尤其是关于员工和高管持股构成。

总之，资本是商业的核心问题，也是读者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保险业在社会中的整体形象

讨论这个问题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客体是保险，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就是保险业在社会中的形象。但我们所讨论的“保险”是同一个概念么？用上文的话说，是“卖”的保险还是“买”的保险？

让我们首先将保险的概念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保险，即“大数定律”原理下通过汇集资金来分散和分摊风险损失的传统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我们将其定义为要同时承担“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的商业保险。

笔者相信，这两种不同的保险概念，对我们社会中的不同人群产生了不同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印象，这些印象长期以来被相互混淆，严重影响了狭义保险在社会中的形象。

对于确实需要商业保险的人来说，自然希望保险是“买”的保险，比如我们开车上路时不敢不买的三责险，出门旅行时以防万一的意外险，孩子出国留学时不能不买的医疗健康险，为了改善我们的退休生活质量的年金保险等等，对于这些“买”的保险，公众的合理的预期是，保险公司所收取的保费大部分都能返还给客户，而不是将这些保费的近一半甚至更高比例的钱用于支付销售、管理和其他环节，不是用客户交的保费来解决数百万营销人员的就业问题，更不是用保费来维持保险公司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在金融服务业中的高薪及社会地位。而社会公众和潜在保险客户最容易接触到的保险，往往是“卖”的保险，是代理人不厌其烦的电话联系、直接敲门，甚至通过请吃送礼或利用亲友情面等途径向大家推销的保险，这类保险是不受公众欢迎的，人们对此避之不及。而当这类保险的比例远远超过“买”的保险，人们也不留意区分“买的”和“卖的”保险时，公众对商业保险的信任感就崩溃了。

对于保险行业的管理者来说，自然希望保险业能够像银行业和证券业一样，构成我国金融服务业的支柱之一，能够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三大功能”，希望“做大做强”。但在如此宏伟和美好的目标下，更需要研究商业保险的三大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总是相辅相成，比如，商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成本是否会影响其经济补偿作用？还有，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把握不清楚，也会严重影响商业保险的社会形象。

总之，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与商业保险的社会形象相关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保险究竟是“卖”的还是“买”的，现行的保险营销体系是否具有传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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