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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世界的彼岸世界。要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印度教、佛教、犹太教等几大宗教文明是出世精神的典范。＇14＇

“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包含了这样的含义，虽然人生的局限性已成定局，仍然要积极地去面对，去度过。在有限中追求和实现无限。有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勇气，坚持心中的理想，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充分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祖先崇拜

在中庸、和合观念和入世精神的影响下，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西方意义上的超越精神和终极关怀，也缺少类似西方那种固执一端的宗派意识。中国民间对待不同宗教的态度较为宽容。在民间的信仰习俗中，道教、佛教及儒家传统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来自不同宗教的各路神仙被广大民众同时膜拜。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祖先崇拜。

或许是家本位的组织原型所致，人们深信祖先的灵魂死后仍然存在，并能以不同的方式对后代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们认为，只有祖宗神才和自己最亲近，才会全心全意保佑自己的子孙后代。人生有限，生而有涯而死也无涯。对无限的追求只能寄托在子孙万代兴旺传承的家国情怀中。这种信仰依托和情感皈依，一方面是对祖宗的顶礼膜拜，一方面是承继家族传承的使命感，同时也有望子成龙的殷切期待。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真正的神是自己的祖宗，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是自己的家。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指出的那样，“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15＇

祖先崇拜是从“人道”和宗法人伦秩序中派生出来的社会心理，是古代中国影响至深的民间信仰。虽然“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中国人提供了精神与道德的终极关怀，但在人生现世即“人生之道”层面，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集中于血缘关系上一代传给一代、光宗耀祖、福荫子孙的家。家的创始者是祖宗，祖宗虽然故去，然而灵魂永在。崇拜祖先，敬重长辈，造福子孙，不仅是精神和情感的需要，而且是符合人生之道的“孝道”。传统的中国乡镇多建祠堂、修族谱，家庭也供奉祖先牌位、修家谱，意在告慰祖先，祈求祖宗保佑后代兴旺发达。在“天地君亲师”中，“亲”是格外受到重视的。尊祖敬祖是中国人“家庭精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6＇

1。2人生观（2）

祖先崇拜使人们有一种发扬光大祖先业绩的义务感，同时注意把自己放在潜在的预定位置，作为后人的榜样，从而提醒自己奋发进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族组织的基础作用。

祖先崇拜有利于维持等级制度和社会稳定。变革者假托古人或先例就容易被人接受。中国古代思想家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标榜自己是先圣理论的嫡系正宗真传。＇17＇同时，废除祖宗传下来的制度注定要遭受磨难，历代变法者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例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难以摆脱祖宗制定的国法。＇18＇

重生重情

中国人认为天地之间“人命最重”、“寿最为善”。虽然中西方文化都将生命看做是一种自然的运作过程，但在如何完善人生、如何把握生命本真的问题上，中西方文化有明显差异。其主要表现，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是建立在“死生命定论”基础之上，将人的生活限定在今生今世的范畴之内。而西方则将人的现世生命延续至来世，延续至“天国”。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建构在建功立业的现实生活之中。而西方通过人的原罪、天国的观照来反省个体的行为责任，从而使世界、人生具有了某种道德秩序和意义，因而也就满足了人对意义的基本需要。＇19＇

中国人重情感，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最基本的组织元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建立在契约制度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者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之上。＇20＇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把周围的人分为自己人和外人。家族成员彼此之间自然产生出一种信赖，相信自己的家长或同族等关系密切的人，认为“自己人”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应该的，否则就会被认为“见外”，而对其他人形成了一种先天的隔阂。＇21＇

二是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经过长期的生活接触产生了情感化思维。血缘、亲缘、地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而法理性、规范性、差别性则相对较弱。＇2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的情感化思维具体表现为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等等。

在这样一个情感化思维发达的社会里，人情和面子极为重要，用人过程中也常表现为任人唯亲。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数字管理、精确管理，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执经达权

“经”指基本的管理规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中国人首先强调“执经达权”，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彼一时，此一时也”，强调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强调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舜不告而娶”则强调特殊情况下的特事特办。＇23＇

其次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人的经权观与西方权变观有所不同。西方权变观点试图了解“各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各种相互关系的模式或者各种可变因素的结构”，强调组织的可变因素，并试图了解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的情境中如何进行经营管理，它体现的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24＇

1。2人生观（3）

尽管儒家理论上强调“权”要从属和服从于“经”，但由于儒家强调的“经”并不是“制度”、“法”的理性形式，而是“礼”的原则，是情感性极重的“经”。这使得“执经达权”流变为“礼”高于“法”、“人情”胜过“制度”，形成“人治”的传统，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框架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以义取利

“义”通常指社会伦理道德，“利”指人们的经济利益。人们对“义”和“利”的追求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关于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观点。

儒学的义利观是义为利先，儒家并不反对“利”，主要的是考虑所得之利是否合乎“义”，即所谓的“以义取利”。墨学则坚持义利的统一关系，把“兼相爱，交相利”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荀子则强调义利并重，既强调物质利益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同时强调伦理道德制约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在天人合一、和谐观的影响下，人主要通过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分追求利是不利于个人修养的提高的。儒家强调的“重义轻利”的观点也就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在儒家那里，作为统治者、管理者，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统治者必须克制个人的私欲，少讲利而多讲义。第二，统治者对人民不能横征暴敛，不能竭泽而渔。第三，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儒家认为，统治者的职责在于管理天下，而不在于从事生产劳动。第四，统治者要以义（国家大利）为利，而不要以利（个人私利）为利。第五，统治者要利民。对于百姓的求利行为，不但不应该制止，反而应当予以鼓励，并且还要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促其实现这种义利。

实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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