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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1938　年11　月18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1939　年12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注：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笔者）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　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　年8　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以破坏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太原——石家庄，是敌人连接陕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

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　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呢？《华北治安战》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2、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为八路军规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华北治安战》写道：（在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带的八路军），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1939　年5　月，日本侵略者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同样，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军第109　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这样总结：1939　年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　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正规的战斗。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36　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1943　年春，日军在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对此次作战，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从1942　年至1944　年，一直在鲁南作战的日军第59　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有如下回忆：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另一侵略者也有类似的哀叹：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八路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使日军伤透了脑筋。对于优势的敌人，八路军采取退避战术，使日军无法捕捉；“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歼灭。”1939　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就是在敌后战场进行有条件下的运动战的非常成功的范例。这个胜利，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震惊了敌军，震动了全国。对此，日军战史这样记载：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于（1939　年）10　月下旬对灵邱方面进行讨伐以后，率领独立步兵大队（大队长：辻村吉宪）到达涞源，当即命令担任该县警备的独立步兵第四大队（大队长：堤赳中佐）进行讨伐准备。31　日，旅团长作了必要的部署。两讨伐队2　日半夜，从长城出发。辻村讨伐队3　日晨，到达雁宿崖南方险峻的长隘路时，突然遭到共军的伏击，讨伐队立即展开攻击，极力奋战，但共军的士气也很旺盛，激战持续终日。（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此役日军除13　名生俘外，六百多名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3　日中午，旅团长得知雁宿崖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增援辻村讨伐队。但是，共军在我增援部队到达以前，于4　日凌晨前，即已撤离战场。5　日，旅团长判断“敌主力已向司格庄方面退走”，决定“迅速追击敌之主力，并将其捕获”。6　日晨，旅团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前进。途中驱逐小股敌人后，于同日黄昏，进入黄土岭村落。当面之敌并不与我正式交战，仅保持着接触而潜伏于四周的山中，估计敌人主力已向乔家河方向退却。次晨旅团长根据敌人的行动，作出以下判断：“敌以一部引诱我方，而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因此，旅团做了返回部署。前夜以来的大雨虽已转小，但浓云弥漫，遮蔽了视野。7　日正午，各队开始行动时，潜伏于各山顶之敌，突然转入反攻，将旅团完全包围，各处展开了激战。16　时过后，旅团长进至堤讨伐队后方，听取了大队长的情况报告后，将指挥所迁至附近的一家独院中，立即召集各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迫击炮弹，于里院爆炸，旅团长当即死亡，旅团参谋等尽皆负伤。共军使用迫击炮，这是第一次。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1、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1937　年11　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　年3　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　年9　月至11　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

会上，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在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抗战一年多的基本经验，分析了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新形势，提出了党在新阶段的新任务，明确指出：新时期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

持长期战争。毛还提出：必须反对“左”右倾两种机会主义，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坚持我当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会议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提出了改善国共关系的具体措施。会议再次申明，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会议最后，由毛作总结，都收入毛泽东选集

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问题》的结论中，毛深刻阐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辩证关系。

第一、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阶级矛盾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在这一根本的原则下，又必须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

第二、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力，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第三、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

针对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毛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企图智慧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要作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2、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　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9　年冬至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

1941　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　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　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　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采取军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党以大局为重的正确措置，使极度危急的国内时局得以扭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3、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党深刻地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策略原则使党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更加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棘手问题，避免“左”、右倾错误。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

1941　年至1942　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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