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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立志当兵

“会不会打台湾？”

在外地工作28年，终于落定浙江省的办公室后，杭州的熟人见面时总是将这样的问题丢给我。他们是把我当作战争问题专家，但我实在似被诘问的学生讷讷难以启齿。

“打不打得过台湾？台湾先发制人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又常常似一声突如其来的炸雷，令我发聋振聩！

从我有记忆之始，“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这样的口号已经成为支撑我们精神生命一支最重要的血脉。

我是炮打金门的第二年出生的。母亲说，那一年很热，天气很热，我出生在大暑天，她身上长满了热疮；大陆社会的情绪也很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热火朝天。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热点中的热点，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的大裁军，抗美援朝、炮打金门、中印边境战争、抗美援越、三支两军、珍宝岛事件、对越自卫还击战，始终是中国媒体的焦点，老百姓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是每一个热血青年最想加入的热门行列。这中间一个最大的激励因素是，打到台湾去，活捉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就连我们这些小孩，总想哪一天能抓住一个“美蒋特务”，成为一个人人称颂的大英雄。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别人问我长大想干什么，“当军官”便是我的坚定答案。这样的想法带到学生时代，才知道那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参军是特殊家庭子女的特殊待遇，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样家庭的孩子有的十一二岁就参军入伍了，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羡慕不已。

机会和幸福常常会突然降临，有一天，操心的父亲为我操办好一切入伍手续，我的梦想攸地变成现实了。

我离家那天是1977年1月2日。

我是带着家里惟一一只装针头线脑碎布用的小包和5元钱悄悄离开家到驻扎在杭州清河中学的新兵营集中的。因为我是改大年龄，通过许多关系才当上兵的，动静大了怕邻居举报坏了好事。那几天，我像生活在云里雾里，思维似乎停滞了，我只知道，部队将把我的未来带向非常非常美好的天地。17岁的我，唯一知道做的事就是听带兵排长指挥，随新兵连移动。今天还能记住的带兵干部的名字是：牛武锤、姚大海、马骞。牛武锤当时是班长，河南社旗人，是带我兵的新兵排长，是他来家访的，当时正有病卧床在家的母亲接待了他。不知什么原因，他是与我同一年才提的干部。离开杭州前的那个中午，新兵连放假让我们回家道别，我们高兴极了。全家人围坐在饭桌边，看我一人吃完一只邻居送来的小乌骨鸡，父母说我小时得过肝炎要补一补，我吃得满头大汗，然后全家人送我到新兵连，又随新兵连送我到杭州城站，看我们消失在火车站的入口处。

听老人说，这年冬天是杭州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西湖上结了厚冰。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在那个年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在是太荣耀的一件事。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那种锣鼓喧天，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的场面，今天只有在春运时才能见得到。对我们这批人来说，高中毕业后惟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种幸运感、幸福感、兴奋感，今天也许只有拿过奥运会金牌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当一列“闷罐子”列车装走800个杭州新兵的时刻，也不知道带走了多少颗期盼的心。老百姓说，这是华（国峰）主席招的第一批兵，将来肯定前途无量，会出人头地；这批兵是加入王牌军的，将来要打台湾，肯定会出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

老百姓的判断有时缺乏理性，但句句是实话。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杭州从来没有那样大批招过兵。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对华主席充满着新的希望，尤其在解放台湾这个问题上，毕竟是中国大陆人民对自己领袖最期盼的功绩之一，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子弟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在那个精神至上、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生命对于大陆人民来说是第二位的，荣誉才是第一位的。

气笛声鸣，车轮滚动。

那一刻，父亲哭了，直到列车的轰鸣声消失在寒风中才潸然离去。

我们奔赴的目的地是一支背负许多历史荣誉的野战部队，被誉为“天下第一军”，至今仍是解放军最精锐的集团军，担负着中央军委战略机动部队的重任。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从这个军走出去的将军有近百位，其中有傅全有、梁光烈、陈炳德、史玉孝、吴铨叙、杨德清、李乾元等6位陆军上将。我所在师的前身是贺龙领导的独立旅，于1937年11月成立于河北省大清河沿岸的任邱、雄县一带。第一任旅长是彭少辉，“文革”前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上将军衔。1946年11月，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独立旅。1949年2月，改编为陆军第一军步兵第二师。武警扩编时，这个师被改编为武警的机动师。2师走过的是一条曲折而又缀满历史荣誉花瓣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转战于河北、山西、陕西、绥远等地，与兄弟部队一起保卫了冀中平原、晋察冀、晋西北、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先后参加反扫荡、百团大战、反蚕食、保卫陕甘宁和对日大反攻的大小战斗数百次。这个师的4团在黄士岑战斗中，与兄弟部队一起，击毙了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解放战争时期，2师经历了北上绥远，参加对傅作义的自卫战争；回师陕宁、保卫党中央，转入战略进攻，向蒋管区挺进；追歼胡马匪军，解放大西北四个阶段，短短4年，转战晋、绥、察、陕、甘、宁青等7省。粉碎了胡宗南、马洪逵的疯狂进攻，并给予进犯陇东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随后又参加了著名的榆林战役、西府东战役，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役。建设新青海时期，2师先后平息了大通、湟中匪特的暴乱，为我军继续剿特肃匪，建设新青海创造了有利条件，安定了社会秩序，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抗美援朝时期，部队进行了反敌登陆的战备构工，参加夏季进攻战役，担任志愿军总预备队，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长期以来，2师常年担任总部和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是一支快速机动部队，是防敌突然袭击、应付突发事件的拳头。我被分到步兵第五团，这个团队是解放军撤销陆军第三军建制并入陆军第一军时保留下来的，缘由她的前生是贺龙元帅的特务团，当时的团长是吴铨叙，后官至副总参谋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与世界任何军队都不一样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最高宗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的作用，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最高意愿，这必然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所以，我们当兵第一年的夏季训练就是渡海登陆作战，主要课目是抢占滩头阵地，假设敌当然是台湾的“国军”，当时的口号是：“打到台湾去，统一全中国。”在我的想象中，台湾社会是我们忆苦思甜中的旧中国社会的翻版，台湾的“国军”就是电影《南征北战》中溃不成军的样子。

虽然，当时解放军的装备绝对没有现在这样精良，那时的训练更没有现在那样豪华，可以进行“陆海空天电”全维协同演习，当时若能在训练场见到一辆69式水陆两栖坦克我们这些新兵就要兴奋半天。在极其简陋的训练保障条件下，我们凭着“打到台湾去，统一全中国”的坚定信念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训练的热情非常高昂。一个连队弄几条民船代替登陆艇，训练结束时上级才给连里配了两条橡皮舟，每个班分两组上去体会几次，像登上宇宙飞船那样高兴，因为这在当时是渡海登陆抢占滩头阵地的主要运载工具。

夏季训练的大部分时间是搞武装囚渡、千里野营拉练这些大强度的课目，非常艰苦。在那种环境下，能够挺下来的战士很少。尤其是野营拉练这种训练，专门选择在酷暑天、雨夜日进行，以检验部队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我想，我们大多数杭州兵准备在部队大展宏图的激情和理想，大多是被这样严酷环境打得粉碎的。对我来讲，也许是一次重要机会，优胜劣汰、显示存在的一次机会。有一次，部队拉练从浙江湖州的南湖林场到三天门宿营地，连续强行军60公里，我们当战士的还要背负20多公斤的武器装备和行装，最后4公里路的急行军把战士们都拖垮了，包括那些极能吃苦极能表现的河南老兵和湖北老兵，我是全连100多人中最早到达奔袭目的地的五六个战士之一。

我想，一个人只要有这样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人生中什么样的经历都不难跨越的，这包括肉体的苦难和精神的炼狱。凭着这种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使我的战士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又年年有进步。第一年当了连队的文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选为连队团支部副书记，在全师文书兼军械员比武中获得第一名。第二年当了八班班长（尖子班），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神枪手称号。第三年调到团后勤处任文书，并提拔为干部任团后勤处战勤参谋，每月工资53元，当时一起入伍的战友，津贴才8元。我的提干任命是步兵第五团团长吴铨叙、政委米养民签署的，职务是步兵第五团第一营第三连排长，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后一批直接提干的命令，这以后产生的解放军干部必须是军队院校毕业的，这一天是197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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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童年

我小时候住的那条弄堂，紧傍西湖东岸的湖滨路，在弄堂中就能望到碧波粼粼的西湖水。窄窄的弄堂笔直笔直有几百米深，刚好能驶入一辆小轿车，坎坎的水门汀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弄堂里，老式连体石库门楼房列在两侧，还夹着几十间参差不齐的私人平房。这些石库门楼房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是一位丝绸巨贾投资的。由于地段好，品质好，房租高得惊人，新房客入住仅交给老房客的转让费就要几两黄金。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住房大多分给平民百姓居住。这里的房价目前仍是杭州最贵的，据2004年11月4日的浙江《今日早报》报道，在此地建造的名珏公寓是号称离西湖最近的住宅，不带任何装修的毛坯房最高售价已达4万元人民币平方米，月租金达到20美元平方米

弄堂的一个出口是湖滨路，有一座湮隐在法国梧桐绿茵中的五层建筑临湖饭店，算是最奢华的建筑了。那碧绿的法国式建筑，不仅把西湖点缀得更加别致素雅，也把狭窄简陋的弄堂遮掩得严严实实。

弄堂的另一个出口是著名的东坡路，解放前是妓女出入的地方。据老人说，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前，城里的妓女都集中在拱振桥。那时女人对骂最恶毒的话是：“臭婊子，你是从拱振桥出来的？”“贱货，到拱振桥卖×？”大人吓唬女孩：“再哭，送你到拱振桥去。”可见当时杭州人对拱振桥的厌恶之极。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后，妓女们先集中到南班巷、吴山路，后迁至东坡路。

弄堂里的石库门楼房有几个墙门被日本老鸨租下开堂子，门框上方花冈岩过梁刻着“特殊慰问所”字样。父亲曾在管辖这个弄堂的上城区公安局湖滨派出所工作，对这里情况很熟悉。（听父亲讲，这里居民身份很复杂。有位邻居大妈曾经是高级妓女，进出都是小轿车接送。也有靠妓女们发财的娼鸨，隔壁墙门住着一对老人，解放前养了三个妓女，据说解放后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一位“女儿”，招了女婿，“女儿”为他们还生有几个孙子。邻居中还有靠收租生存的二房东，“文革”期间抄家，曾从一位二房东家中抄出四只黄金铸成的金鞋子。

这里虽然住着百十户人家，却很少有喧闹的氛围，这与弄堂周围车水马龙的景象格格不入。陌生人一踏进这条弄堂，立刻像进入怡静的卧室。我每年从部队回家休假时，总觉得弄堂太安静了，空气是那样的冷漠、混浊、郁闷，呆久了又是那样的亲切、温馨、安逸。这里的人有早睡晚起习惯，很有规律。尤其是冬天，无论大人小孩，总要睡到不能再睡的时辰才匆匆起床，草草洗漱，时间安排得不折不扣，每天离家上班上学的钟点不会误差半分钟。晚上，八点一过，弄堂里便会漂来一位大妈吵哑呆板的吆喝声，“楼上楼下，门窗关好，东西挪进，火烛小心”。周而复始，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最后消殆在夜幕中。每当她的吆喝声响起，弄常里便能听到关门窗、放脚踏车、收衣物的声音。不久，各家各户玻璃窗内的灯光，像一双瞌睡的眼睛眨巴眨巴相继熄灭，弄堂变得静悄悄、冷清清、阴森森。

我的家就在弄堂的一个墙门内，前有“天井”，后有“晒台”。楼上楼下有6户人家，我们家5口人加一位保姆住二楼一间17平米房间，楼下同样面积的房间却住着三代10口人。通风、隔音条件非常差，楼上掉一只筷子，楼下便会如雷贯耳。楼下的住户经常会因为楼上住户动静太大而大声指责，有时还会拿晒衣服用的竹杆捅地板以示抗议。条件再差，毕竞是自己的家。父母为了避免我受“污染”，对我交的小朋友有严格的限定，还经常把我关在楼上，不让我与邻居们的孩子玩。所以小时候的性格很孤僻，除了看书，就喜欢异想天开。

弄堂里住着一位农业科学家，后来才知道叫吴耕民，浙江农业大学和他上虞老家都有他的塑像。他的外孙是我的幼儿园的同学叫储小印，因为是书香门弟的缘故，父母亲从不限制我们的交住，我可以经常去他家玩。他们家住着整个墙门，也就是我们6户人家住的一幢房，生活条件非常优越，我当时特别馋储小印每天能喝一瓶牛奶。我到他们家去时，偶而也能见到吴耕民，他戴一副极度近视眼睛，非常和蔼可亲，储小印的父亲是吴耕民的得意门生，也是位农业科学家。他们家的书香气息与弄堂简陋狭窄的市井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我的童年影响很大，是我能够感悟“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理念最原始的萌芽地。这条弄堂已被夷为平地，盖了一座五星级的利星凯悦大酒店。我常常自诩，一座不伦不类的大酒店掩埋了一个历史，毁掉了两个名人旧居。

我的父母亲都是杭州市的普通干部，一直对我寄于厚望，绝对是望子成龙心切。上小学时，每天早上5点钟，父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让我的一位表兄施紫光陪着到西湖边去吊嗓子。父亲看到那时唱样板戏很吃香，就想让我学唱京戏。没有人指导，只是每天赶我起床去练嗓子，他以为只要每天在湖边“嗷嗷”的吼，就能“吼”出一个京剧演唱家来。为了刺激我的兴趣，父亲给一毛钱，以烧饼油条作为“犒劳”。省艺校招生，父亲带我去报考，还在目测阶段，就被淘汰了。唱京戏不行，那就学拉小提琴吧，父亲花12元钱买了一把小提琴，为我请了一位辅导老师名叫曹功，怕我寂寞，还鼓动另外一户家庭的小朋友林红旗陪我练琴。父亲一心一意要让我成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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