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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学生对卖苦力的人们和他们的旧世界价值观并无多少同情。那些运动的遗留物，即“政治正确”，并没有指向所谓的族际问题，或者说，它并不谴责对于特殊族群的轻视。

少数族裔—也就是那些阿达米奇写到过的人，也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压力集团。“少数族裔大众政治行动委员会”（EMPAC）的创始人米歇尔诺瓦克对该组织的展望是，它也许能够替代各单一族裔集团之间的协同行动。我想我加入这一组织主要是因为我还记得阿达米奇。

第13节。

ADAMITES（亚当天体信徒）。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一丝不挂—这是我童年时代一个模糊的涩情梦想。但这种梦想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在多少个世纪中，正是这种梦想刺激着亚当天体信徒各宗派的此消彼长。从有关捷克胡斯运动的文献中，我发现他们与亚当天体信徒麻烦多多，后者将胡斯运动的一些边缘追随者吸引到自己的阵营。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回归乐园，回归原始赤裸与天真，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对他们怎样成事颇感好奇。那是15世纪初期，但社会风气中肯定有些异样的因素，因为稍后希罗尼穆斯博斯便借助荷兰本地资源（或许是异端邪说），画出了他的《尘世乐园》。这是一个超级感官之梦，画中人物无不赤裸，然而，确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他创作此画是为了颂扬还是为了醒世。_米_花_书_库_ ；http：www。7mihua。com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莱茨曾在某处写过，与扣子扣到脖梗的裸体女人为伴是多么大的折磨。在战时华沙的晚餐桌上，当酒已喝过宵禁时分，我在占来客一半的女客们身上，惊心动魄地发现了脱掉身上一切的需要—这也许是一种亘古常在的需要，但只能借着酒力释放出来。

ADMIRATION（敬慕）。我敬慕过许多人。我一向自认为是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木。的确，我们应该记得圣诞节前出门去买圣诞树的经验。那一排排可爱的树远远望去无不妙极，可就近一看，又没有一棵正合我心。这棵太弱，那棵又弯了，另一棵又太矮，等等。看人亦如此。毫无疑问，某些人之所以给我留下高大的印象，是因为我对他们了解有限，而我对自己的缺陷又过于一清二楚。

不仅对我自己的缺陷，而且对我生活圈子里其他诗人、画家的缺陷，我也一目了然。艺术与某种遗传缺陷之间的关联，与某种无能、异常或疾病的关联，几乎已成公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传记揭示了这种关联。举目四周，朋友和熟人们的生活经历更令我对此确信无疑。然而，人们也许会怀疑，这种联系只是视角不同产生的错觉。倘若我们对那些最平常的人做一番仔细的探察，其结果或许是，“正常”在他们中间也像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那些知名个体中间一样稀少。名人的生活只是更多地被拿来展示而已。

我就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但这种想法并不妨碍我去寻索那些高于我的个体，因为他们不曾被扭曲。在分析的最后，无论对错，我还必须写下，我敬慕的能力属于加分而不是减分。

第14节。

AFTERALL（终究）。终究，我还是到处旅行过了。有些旅行出自我本人的意愿，但主要还是由环境促成，我因此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我还是维尔诺一名高中生的时候，我曾试图从有关俄国战争革命的图片中理出个头绪来；在那之外，一切都是未来，是个无法兑现的誓约。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一个又一个，简直数不清—然后是北美和中美洲，我在旅途中体验过多少情感，它们有好有坏。所以我算部分地完成了我冒险家父亲的期望，虽然我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域的收集者（这与我的浪漫幻想无关），因为生活对我有太多的苛求。不管怎样，在一个变化有增无减的时代，世纪之初还显得遥远陌生的事物，随着岁月的推移，变成了家常便饭。v米v花v书v库v ；www。7mihua。com

我的先辈们很少跨出他们祖居的基日达尼地区半步，去走访一下我们的城市，如维尔诺或里加（Riga）。但是我父亲，甚至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便从一趟穿越波罗的海地区的旅行中带回了一些有关1910年欧洲的见闻。翻看他的荷兰影集，我会研究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就像我研究他1913年摄于叶尼塞河口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弗里特约夫南森的蒸汽船甲板上。

我小时候没什么照片可看。我对外国的想象建立在图片和木刻版画上—例如儒勒凡尔纳和梅恩里德作品的插图。不过那时电影院已经开始放电影了。

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这样，每天我就只好看那些一样的东西。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但是对此我也多少可以另外解释一番。我们毕生塑造我们的个人神话，越是早年的事其影响越持久。我越是远离家乡（我要说，加利福尼亚离我的家乡可是够远的），我越要找到与那个来自谢泰伊涅和维尔诺的故我的关联。我以此解释我何以要紧紧抓住波兰语不放。这种选择看起来既可爱又爱国，但说实话我是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堡垒，并且拉起了吊桥：让别人在外面闹嚷吧。我对被认可的需要—谁不需要被认可？—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我诱惑到外面的世界并促使我改用英文写作。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维尔诺，这就像一个圆圈最终画成。我能够领会这种好运，是它使我与我的过去重逢，这太难得了。这一经验强大，复杂，而要表述它则超出了我的语言能力。沉浸在情感的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各种人物素描与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可以说是这样。

ALCHEMY（炼金术）。我这辈子有机会见证这个词的社会身价的改变。起初，人人都知道炼金术只是前科学的化学，这一行当大约属于魔法与科学的边界尚难界定的时代。后来，那些对炼金术世纪，即17世纪做过深入研究的学者提出了问题：“那时人们期望发现哲人石和提炼黄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研究者发现了炼金这一行为的精神维度，发现了它与隐修传统的关联。在随后的时代，象征与原型受到尊重，卡尔荣格、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Eliade）以及其他许多人，对此贡献良多。炼金术士的工作间不再只是摆满奇奇怪怪的曲颈瓶、蒸馏罐、烧火风箱的地方，因为那里进行的是最高层级的“转化”（transmutation，这是一个炼金术行当的常用词，表示从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的转化）。最终，17世纪隐修士圈子里著名的“精神炼金术”的概念得到了维护。

我的生活经历可以照此理解：绿色，小地方，可怜巴巴的教育，虽然不配，却获得了进入炼金术士工作间的权利，而后有许多年，我坐在角落里，驼着背，观察并思考。当我离开那里来到广阔的天地之间，才发现已所学不菲。

第15节。

ALCHIMOWICZ；Czes…aw（切斯瓦夫阿尔希莫维奇）。在维尔诺市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国王第一国家男子预科学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做过八年同班同学。有一段时间，我挺讨厌他。我对别人的不快（例如对坎普夫双胞胎兄弟）肯定源于我的某种嫉妒。比如说，阿尔希莫维奇，他长着一双长腿，皮肤黝黑，好看，他的篮球球技高超，这些大概惹恼了我—一个长着娃娃脸的男孩。遇有情况，我们这种不和就会被一群人推波助澜着，发展到动手的地步。我们一起参加了预科学校的毕业考试，之后便没了他的去向。我相信他是进了华沙中央商务学校，然后在维尔诺的银行工作，再后来参加了家乡军，再后来是在俄国蹲监狱，归来后在华沙坐办公室。他是每到毕业考试周年纪念日便会给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即斯达希考夫纳茨基和我，发来签名贺卡的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预科学校（SigismundAugustusGymnasium）的校友之一。他早已过世，斯达希也已西归。

ALCOHOL（烈酒）。“于是吃过晚饭我们就会跑到鲁多明纳先生的酒馆里狂喝痛饮。每一次开怀叫好之后，法国号就会吹响，姑娘们就会齐声欢唱：

他喝个精光，他喝个精光，一滴也不留！

嗬！哈！他一滴也不留！

上帝宠他，上帝宠他，祝福给了他！

嗬！哈！祝福给了他！”

（伊格纳奇霍兹科《立陶宛素描》，维尔诺，1843）

这样的往昔压在我心头。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一直被酗酒所困扰。但我开始喝酒并不早。我第一次闹酒是在扎赛兹饭店庆祝我们高中毕业的宴会上。但在上大学期间，我不属于任何哥们儿团伙，也从未戴过一顶兄弟会的会帽；事实上，我们“流浪汉俱乐部”甚至连啤酒都不喝。当然，如果有点儿闲钱，我会（通常跟老友们一起）去日耳曼大街旁狭窄的小巷里找一家犹太人开的小餐馆，就着犹太美食喝点儿冰伏特加。

我真正开始好酒是在华沙被占领期间。我的酒友是我未来的妻子扬卡，还有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耶日渐渐变得嗜酒如命，并且患上了肝硬化，他最终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肝脏一直活到老年，算得上是一种悲哀的胜利，尤其因为这不是我爱惜肝脏的结果，而是我的基因使然。我沉湎于酒，但我总是留心将工作时间与撒开来喝的时候区分开来。我喝得最多的是伏特加。在法国，我也喝葡萄酒；在美国，我也喝波本威士忌。

酒精的最大坏处是它能把我们都变成傻瓜。然而我们内心睁着一只清醒的眼睛，事后将各种丑态摆在面前，毁掉我们对自我的良好评价。这使人感到羞愧。这种羞愧也有其教诲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驻留在我们身上的愚蠢都会暗中把它们破坏，因此不必装腔作势。畅饮之后是耻辱，还有后怕。比如一想起醉酒之后对德国人进行的无意义的挑衅，怎么能不后怕？

醉鬼邋里邋遢，惹人讨厌，这是常事。在作家中，我亲眼瞧见过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和马烈克华斯科的醉态；另外，奥斯卡米沃什曾给我讲过叶赛宁在巴黎的醉态展览。这些例子本来足以说服我戒酒，但是，老天爷呀，我的多少代祖先都曾为我不要贪杯而干过杯。我想象不出一个贡布罗维奇家的醉汉，他若不是有备而来他就不会来。

或许（这只是假设）在波兰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醉态。是这样吗？

ALIKPROTASEWICZ（亚历克普罗塔谢维奇）。从他身上我初识上帝的冷酷，或者说我发现那“最高秩序”可能关心许多事，却并不关心我们所理解的同情的原则。亚历山卓，也叫亚历克，一个俄国人，我的同学。在维尔诺，沙皇时代留下来的俄国人没几个。后来，我跟他妹妹在大学里同修过法律。在我们班上，没有人因为亚历克是俄国人而把他当外人。他参加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我们的远足野游（我记得那趟去特罗基的徒步旅行）。在我们走到精疲力竭的时候，他说应该“倒下”一会儿，于是我们便倒在一条沟里休息。

亚历克大约在十五岁时患病，以后再未回到学校。他瘫了，好像得的是小儿麻痹症，但那时不这么叫这种病。我们俩要好，我去看过他。他瘸了多年，慢慢地，学会架着双拐东摇西晃地挪动两步。后来，我认识了一些情况各异的人，尽管瘸着双腿，却依然全凭意志之力，学会了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亚历克，本来朝气蓬勃，体格健壮，却被无助感压垮，深深地陷入沮丧。迈进他的房间，你好像就能听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是我？”

第16节。二　词条B

B

BAAL（巴尔大神）。1862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旅及法国和英国。这趟旅行部分构成了他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这本小书的内容。该书第五章写的是伦敦，标题“巴尔大神”，以此为题的原因，是人类仿佛作为牺牲正被祭献给这一叙利亚与迦南的神祇，其名号的意思简简单单：“上主。”即使是狄更斯，在他最黑暗的书页中，也不曾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的首都，出此恶语。当然，作为一个俄国人他有理由不喜欢西方，但是其道德愤怒如此强烈，其描述又如此真实，让人无法不相信他。繁重的劳动、酗酒、成群结伙的娼妓—其中有些还未成年—造就了贫困和麻木。这一切都证明英国上层社会的确是将那些牺牲品祭献给了金钱大神。所以在那同一座伦敦城里，卡尔马克思发出饱含着如此强大的复仇之力的预言，一点儿不奇怪。因为向自然法则屈服，即“吃或被吃”，就会使人背弃人类的尊严。我当时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便产生于有关千万民众被践踏于泥泞的思考。的确，有人也许会问，那些被践踏者是否会略感快意，当他们听说另有千万民众死于古拉格？┇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另一位俄国人，马克西姆高尔基在20世纪伊始走访过纽约。他以《黄色恶魔之城》（“黄色恶魔”指美元）为题对其印象做过报道。我阅读该报道时心想他有些夸张，但还不算离谱，因为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来说那类城市就那个样子，而且在好多地方其特征一直保持到现在。后来，高尔基又到过索洛夫基（Solovki），彬彬有礼地假装没注意到他是在访问一座死亡集中营。

BACZY…SKI；Krzysztof（克日什托夫巴琴斯基）。30年代我在维尔诺遇见著名批评家斯坦尼斯瓦夫巴琴斯基时，并不知道有一天我还会遇见他的儿子，而他这个儿子将作为一位诗人名闻遐迩。斯坦尼斯瓦夫巴琴斯基是从华沙来东欧学院演讲的。他模样英俊，腰杆笔直，一副军人气概。这一点与人们所传他曾当过波兰军团枪骑兵（uhlan）以及他在西里西亚起义期间曾立下战功相吻合。政治上他属于毕苏茨基主义左派，由波兰社会党分化而来。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有其文章可以印证。他的混合性格引起我的兴趣。至少我从未遇见过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德国占领期间我曾登门拜访克日什托夫巴琴斯基在华沙的家（这个家属于他和他母亲，他父亲当时已经过世）。他给了我几首诗编进作品选。我记得他向后仰躺的坐姿，他始终受着哮喘病的困扰。他那文雅的仪表和他的苍白令我想到幽居于软木镶壁的房间里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形象。他既不与他那一代的《艺术与国家》那帮人结盟，也不参与其对立面塔杜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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