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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价的连锁店）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①并阐明顾雏军在科龙巨亏情况下领取12元年薪的行为，属于被西方社会所推崇的柔性管理中“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行为。

当此事被公之于众时，对文章的立场，朗咸平平淡地表示：“我要说的是对于顾雏军领取的12元年薪，没什么好赞扬的，也没什么好挖苦的。”“我不想再搅进这场讨论，该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楚。”对是否受雇佣，他说：“没有一个人要求我写过任何公司的案例。我做任何公司的案例分析，都是按照公开披露的资料，因此我的分析是中立的、客观的。”②

但疑点仍然很多，在郎咸平发表文章的2002年6月，正是顾氏入主科龙后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既有科龙必须扭亏的内部巨大压力，又有媒体对其以及格林柯尔的无休止的质疑，有的媒体甚至以“格林柯尔是骗子？”这样的标题来做专题，还有科龙内部员工对顾老板能否适应的压力，郎咸平独树一帜地将其称赞为“善良管理人”，与两年后的“七板斧”、“盛宴狂欢”等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郎咸平在批评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以及其他企业家的时候，做出了国有资产“保护神”的姿态。但在华晨仰融案中却曾经也有迥然的声音。当时郎咸平代理华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官司，认为华晨汽车可以采取引进遗产税的办法进行和解。“仰融离开后，华晨去年业绩下降了28％，这对于所有股东来说都是损失，如果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产权，提高经营效率，那么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①这些话被一些报纸引用，现在再翻出来，两相对比后，顾雏军对当时的仰融真不知是该羡慕还是酸溜溜的感觉？

《罗生门》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棵多节瘤的粗大树身下，强盗枕着近旁另外一棵树的根部睡觉，高音的纤细的铃在风中摇曳，发出乐声，行进中的武士与戴面纱的真砂，一阵微风掀开了美丽的真砂的面纱。强盗挪动了身子。把摆在他两条小腿之间的那把剑更往上拉……这个情节是诱使强盗劫色的动因，那阵微风也无形中成了事件的诱因。

在宋秦案“罗生门”中，那股关键的“微风”，就是这1000万交易的口头协议是否发生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涉及各方无一不是振振有词，龙蛇难辨。就像在《罗生门》开映时，“倾圮的罗生门下，镜头切入。倾盆大雨，仿佛在冲刷什么。行脚僧与樵夫抱膝坐在城门洞的石板台基上，思索着什么事。‘不懂，……简直不懂！’樵夫脱口说。”

宋秦案之“罗生门”（3）

是啊，不懂！

但其他专业人士的话语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软库金汇执行董事温天纳所说的：“因为不管宋秦之前跟顾雏军有什么协议，但未经客户许可私自伪造法律文件已经违反了香港法律，如果顾雏军确实欠钱，宋秦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要回。”

主角的迥异态度

以上，引用了“郎顾之争”后发生的“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改革路径研讨会”和宋秦案这两件事情。前件事的功用在于：“郎顾之争”已经上升到了改革开发的路径问题，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顾雏军“捧哏”，间接表达了对郎咸平的论断的否定。后一件事情的功用在于：宋秦无巧不巧地凑了一次热闹，又无巧不巧地将郎咸平拉了出来，由于这样的巧合，郎咸平的角色已经不再是那样一本正经的“救世主”色彩，而是笼上了一层漫画色彩。

那篇《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管理》的文章，虽然郎咸平语调平淡地强调没有赞誉的意思，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泄露了天机。仅从发表的日期来看，那个时候正是顾雏军遭媒体质疑最为集中的时候，众人皆骂“我”独予以肯定，如果按郎咸平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的说法，应该是经过多方论证、多方调查，然后才对顾雏军进行评价才对。

而相隔仅两年，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掉转了枪口，对准了被他称为“善良管理人”的顾雏军。先给顾雏军安上一顶在国退民进中肆意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大帽子，然后以激情有余的笔调，进行批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比如，在顾雏军一纸诉状将其告到法庭时透露：“诉讼消息刚刚见之媒体，就有相当多的民众主动参与，不但替我组织了顾问团，而且提供了大量经费让我无后顾之忧地和顾雏军打官司。”“陌生的热心读者透过各种方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一手信息和证据，而这些证据是我当初研究顾案时，怎么也找不到的。比如，顾雏军5000万美元的原始积累来自于何处，等等。当年对顾雏军神秘发家的困惑，随着这些知情人士提供的一手材料一一解开。”“我简直喜出望外，这哪里是诉讼啊，简直是万众一心‘探海底’。”①

以上言论不管是作秀，还是确有其事，都是处处把自己置于民心所向的地位。民众不但提供经费，而且提供证据，这哪里还是“民众”啊？

而顾雏军的反应，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后，就一直没有再公开发表任何意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只言片语，从刚开始的委屈，“没想到我们将科龙做好了还有非议，”到后来的不屑，“最近我正着手收购两家欧洲企业，这会不会被说成‘侵吞欧盟资产’？”②

有这样一个花絮：有记者在雅典奥运赛场遇见了顾雏军，顾正悠闲地观看比赛。记者非常惊讶：“国内的经济学家因为你的事情已经吵翻了天！”顾很不以为然：“我不能成天陷在那些烂事儿里！”①

经济学家凭什么愤怒？（1）

同为经济学家，还是可以分出三六九等的。比如广为人知的两种分法：

一种是台湾已故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的分法。他把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按思想言论的底蕴分为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的发言人。同样用着经济学中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模型，实则有着显著的区别。

第二种是詹小洪教授在《京城十类经济学人》中所描述的十类人：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仅凭“经济学人”前面的两个字，就像一幅幅漫画，可以品味出其间的异同来。

而在“郎顾之争”中，依主张不同划分出的两类经济学家，谁为这类，谁为那类呢？

经过了宋秦案，郎咸平的脸谱被漫画化了，拥郎的新左派仍然锐利无比；经过了为顾雏军捧场的科龙改革途径研讨会，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依旧如故。

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郎顾之争”涉及的经济问题不外乎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究竟该“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第二个方面是“民进国退”过程中是否可用MBO方式；第三个方面是顾雏军从收购到资本运作再到账务的数字游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郎咸平指责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用“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但仅仅采集了格林柯尔膝下三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就做出如此大的判断，显然样本是远远不足以支撑论据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却吸引了无数经济学精英参与进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论调是公众的注意力所在。格林柯尔如何如何，老实说老百姓并不是很关心，顶多是在其出事时骂一嗓子，发泄一下了事。仰融案、杨斌案、###案、牟其中案、德隆案、张海案……莫不如是。老百姓关心的是心里的那份感受，比如置身于国企改革中的工人们，经历了下岗再就业、转制等诸多变故，普遍的感觉是：自己多年来用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廉价转移到极少数企业和部门领导手里！这种压抑多年的认识一经被郎咸平唤醒，自然而然地就会站到“挺郎”、“倒顾”的一边。而对于“郎顾之争”的另一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而言，其实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是采用什么手法收购科龙的，实际如何扭亏的，账务怎么腾挪的，也同样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坚信了一辈子并努力宣扬的国企改革的理论被动摇了，如此，才有了纷纷出面澄清，才有了被网络舆论抨击的局面。

于是，事情演变至此也就有些偏题了。论战双方被简单地分为“挺郎派”和“挺顾派”，这种分法自然是很荒谬的。对于“挺顾派”而言，并不认同顾雏军就代表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对于“挺郎派”而言，把争论立足点提升到了国企改革走向的高度，也有着论据不足以支撑论点、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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