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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阿契贝的本土情结与政治苦心

洛　　顺

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总会与它所写时代的政治气候、社会风气和文化心态息息相关。阿契贝的作品正具有这样的品质。这与其说是来自于作者的远大志向，不如说是来自于他的赤子之心。一种对于他的灵魂所赖以生存的故乡的生生不息的爱，一种对于建构理想社会的天真和热情。

作为“尼日利亚四部曲”中的收官之作，《人民公仆》寄寓了阿契贝深沉的政治苦心。如果说之前的《瓦解》、《动荡》讲述的是非洲人民在面对殖民主义侵害时的混乱无助的话，《人民公仆》则试图将尼日利亚放在民主化进程的背景中，探讨某种可能性。

故事的内容极为简单，主要讲述了一个自称“人民公仆”的伪国家主义者南加，与自己的学生奥迪里，在政治上展开的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权利斗争。在这场权利斗争中，阿契贝使尽了诙谐讽刺的笔法，绘画出一位“满口子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政治家，上演了一场非洲版的《竞选州长》。在一个蒙蔽了道德和正义，以文明的假象建立民主政治的地方，作者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危机。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阿契贝，在混乱的政治面前，非常坚决地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比之于整个民主体系的空洞建构，他更担忧的是人民在这场政治闹剧中表现出的愚昧和无知。

作者在描写权力之争时，特别注意到现代公民权利及道德规范的问题。旧的体制已经破除，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非洲传统文化已被摒弃，那么该用何种方式建立本民族的精神之基。在貌似堂皇的历史进程面前，如何正视黑非洲中的落后和腐朽的一幕。改变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完善的制度和公民权利的又将如何落实。所以作品中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有正义感的奥迪里是否能打败南加，而在于求证是否能建立一个人民享有自由言论、政府具有道德纪律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阿契贝本身也是充满疑惑的。正是这种疑惑使他让奥迪里无时无刻不置于紧张的氛围中，也使加南在人民的拥护与唾弃之间高低起伏。从而使整部作品充满动荡的韵律。

2007年，饱经沧桑的阿契贝获得了第二届曼布克国际奖。由于该奖设立的宗旨是“突出世界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持久创新力、发展能力和总体贡献”，因此换句话来说，它肯定了阿契贝为非洲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全部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契贝的胜利不是文学的胜利，而是文化的胜利。在我们长期饱受殖民主义的魅惑，并携带政治偏见看待非洲文化时，阿契贝用本土立场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态度是如此坚决，技巧是如此“民族”，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时，都不得不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旁观者立场。

比之于近年来几位声名鹊起的非洲作家，阿契贝显得更深沉内敛。他时刻保持着对社会尖锐冷静的观察。当他已敏感地意识到政治变革的征兆，民主政治建构的危机时，他的叙述方式是似假似真的嘲讽。很难认同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阿契贝的创作是“为自己的民族找到一个出口”。阿契贝的作品体现得更多的是本土情结。在目睹殖民文化已然入侵的情况下，他仍然希望以一己的微薄之力，保留本土的一点文化和良知，哪怕这种文化带着糟粕和不足。正如他曾在发表演讲时说，非洲作家不应该为种族问题争论不休，最重要的应该关心“基本问题”。非洲人的文化不是来自欧洲，非洲社会也不是愚昧无知的，他有其自身的价值，最关键的是非洲的尊严。

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苦难史。阿契贝一直引以为傲的是他的黑非洲背景。基于本民族的苦难书写，总是有超越于个人的救世情怀。也许在写作以前，他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等待他的，未必是掌声和荣誉，而是远离故乡的流亡生涯。当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也许应该多了解一点关于它的创作背景，并因此而对这位“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保持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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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　预言

作者：于一爽

作为重庆出版社“重现经典”书系的一本，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人民公仆》，一部写于1966年的作品；几乎惊人准确的预言了尼日利亚其后的政治气候，剔除作者文笔的恳切深沉老辣，不可否认，阿契贝的确具有一种值得称道、并且是对于作者本人来说非常残酷的天赋，一种关于对非洲社会和殖民地政治现实的预言能力。所以在40年后的今天，阅读阿契贝的最大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如何理解阿契贝。

阿契贝自己也讲过：“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虽然我们这边一直将阿契贝目为“亚非拉“兄弟，并且向来愿意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但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的表层之下，其实作者也关注到了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人有何为这一主题。而这种关注本身也构成了另一种层面上的预言，即在历史进程的面前，也许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唏嘘这种传统和其衰颓过程的好与坏。所以关键要做的是，如何使作品中那些浸透了非洲文化残余因子的主人公去有所作为，并且最后发现这种作为本身是意义不大的，从而使整部作品达到一种悲剧主题，但是也恰恰是在这种展示历史进程之不可选择、个人命运之不可逆转的悲剧主题中，阿契贝本意上要树立的一种古典主义的英雄形象才会最终得以确立。

诚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婉词并序》中讲到“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逾甚。所谓“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正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脉络和个人命运之间亦有过这样的局面，所以读阿契贝的小说，我们是可以有共鸣的。

比之于同为非洲作家的索因卡，那个在政治上有着难以抑制其自由呼声的拜伦式人物，阿契贝的作品中更有种很沉潜的东西。他预言到了一个“一切都四散、再也保不住中心的混乱的世界。”但是既然一切都是被这样推着往前走的，所以单纯的呼声肯定是过于天真的了。于是作者要做的，便是指明了这样一条道路，关于在一个必然要到来的新的社会面前，如何寻找新的词汇和形式，以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呼声，从而来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找到一个出口。

记得于坚好像讲过一句话：“有一种黑是只属于非洲的黑。”刚拿到《人民公仆》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黑色的封面其实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并且读了小说之后发现，这样的封面无疑是得当的。作品中有一种很强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是只属于非洲的，就像一种黑，也只属于非洲一样。封面上还有一个诺克文化的陶塑雕像，是那种不完全的自然主义风格，尽管其塑像本身是简约明晰的，但其比例夸张，从而也构成了一种只属于非洲的美，显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毫不含蓄的，没有退路的审美取向。而这种审美取向反观到作品的内容中而言，就是剔除了政治社会这样的主题之外的，一种独特而纯粹的文本美学。毕竟非洲文学会多少远离一些当代世界文学的那种风格化倾向，他自身有着一种与主流文化截然有别的特色，是阿契贝基于自己民族的苦难经历而来的，并不易于被操作和模仿，从而也具备了可以衍生出多种释读的意义。所以脱胎自尼日利亚社会环境的这部《人民公仆》的确有着他本身不容置疑的价值。

《人民公仆》的故事内容本身极简，讲了一个自称“人民公仆”的伪国家主义者南加，口头上一切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保住部长的头衔，跟自己原来的学生，政治对头奥迪里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利斗争。但是在这一场权利斗争中，阿契贝清晰的看到了在一个脑满肠肥、贪污泛滥的政权，一个人人都懂得“东西只有放在肚子里才安全”并流行说着“你吃、我也吃，废话少说”的政治氛围里，人自身怎么会不可避免的变得市侩起来这一现实。阿契贝很少用苛刻的标准去看待政治，他也不屑整个西方殖民带来的那种政治洁癖和繁文缛节。他关注更多的是整个人民比之领导者，更有过之的轻率和冷漠。因为鲜有人民把目前的危机放在眼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可以在《人民公仆》中惊人的预言尼日利亚紧随其后的那场血腥政变，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旦人民对各种方式的掠夺都无知无觉的话，那必然就将有事情发生，于是也可以说阿契贝写到了一个必然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非常平衡的一点就在于他是由尼日利亚本土作家自己下的定义，这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国家再次成为西方殖民叙事的受害者，毕竟殖民侵害也不仅仅是战争这单一层面而已。

于是这部《人民公仆》也成为了阿契贝以伊博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为题材的《四部曲》中的收官之作。之前的第一部是《瓦解》，讲的是殖民者的到来和伊博族的瓦解、可以说是一个关于“英雄如何走向陌路”的故事。第二步《动荡》讲了一个伊博族青年在殖民者“创造”的城市中的茫然。至于第三步《神箭》，则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

所以也可想见，在整个四部曲的创作过程中，阿契贝自始至终都应该是孤立紧张的，他自身的敏感应该会对社会政治不可抗拒的变化有一种胀痛的感觉，并且如何将这种感觉用一种私人语境坦言不讳的表达出来，这在彼时的尼日利亚，并且在今天也许都依然是个问题。阿契贝算不算做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曾讲过“诺贝尔需要用阿契贝来证明诺贝尔自身。”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阿契贝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本身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人民公仆》出版不久之后，尼日利亚政治形式陡变，他个人也不得不流亡海外，并且在流亡途中，妻子流产，让他也失去了他的孩子，尽管那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代总序）1

《人民公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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