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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第1页）

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风靡海峡两岸开始，重写晚清历史和人物在史学界和文艺界蔚然成风，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走向共和》受到热烈欢迎，又令这一热潮升温。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也因对晚清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看法，至今仍受到许多读者关注，有的读者说：“翻了许多大案，令人震撼。”怎样看待这一学术和文化现象？

所谓“翻案”的实质

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完全可以虚构，把《三国演义》看成《三国史》那不过是笑话。可是，这次《走向共和》深受观众欢迎，却明显带有重新发现历史的意味。这与20世纪中国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息息相关。

任何学术结论都是相对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在内，本来就应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不断推陈出新，抛弃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不存在什么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1.神化领袖人物，并以拥护还是反对他们作为是非标准，窜改历史。

例如，认真研究过有关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谓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谁是谁非可以从容讨论（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公众舆论都认为正确的是陈炯明）。但为了神化孙中山，国民党却认为陈炯明是“叛变”乃至“叛国”，组织御用文人编造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并且不准人们说半个不字，1922年以前陈炯明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也一笔抹杀，历史就变为一笔糊涂账了。而随着多年来官方审定的教科书的灌输，人们习非成是，听到真实情况评述，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

2.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

如吴晗笔下的朱元璋，抗日战争时期好些人骂袁世凯、曾国藩，揭露明代的特务统治，其实都有影射蒋介石的企图，有的就不免有过头之处。又如，为了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对文化的摧残，人们热衷于写乾隆爷统治年代的文字狱；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皇帝更是贬损唯恐不及；于是，18世纪中国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当《戏说乾隆》之类的影视剧推出后，新鲜感便油然而生。

3.以历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孙中山口中，却是“外国人”灭亡和占领中国的历史。孙中山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1为了动员人们为推翻清帝国出力，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统统被戴上汉奸帽子！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曾风行一时，蒋、宋、孔、陈是四大财阀几成定论。这对动员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腐朽的统治起过很大作用。可是，离开大陆后，陈立夫在美国靠养鸡活命，太不像财阀了。

4.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贬低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史学家往往有意无意贬低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的贡献，乐于抬高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

5.为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全盘抹杀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贡献。

19世纪中国内地最早的现代报刊是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万国公报》，都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当时的新式教育和对西学的介绍，也无一不依靠外国人。时至今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史家们，无不肯定它们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论著仍把为这些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外国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律称之为文化侵略！

多数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很少重读历史。认真研究史料，从愚弄人们的历史谎言或史家们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弄歪了的历史图景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力求将真实情况介绍给读者，这样的翻案有利无弊。借助小说、影视，普及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十分有益。这件事迟早都要做，今天的热潮毋宁说来得迟了一点。

让我们从几个公案看看葫芦僧如何乱断葫芦案，就会对“翻案”的是非得失有进一步的了解。

太平天国公案的由来

太平天国研究历来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派。这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之争。但政治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

开其端的是孙中山。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因而命追随者编就《太平天国战史》，并赞之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换句话说，赞扬太平天国就是赞扬革命，就是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中国共产党崛起后，不少史家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踵事增华，并摘引马克思的话以证明太平天国确是一场革命。以后进一步推到极端，一部近代中国史被说成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的标准教科书，还是跳不出这个窠臼。

可是，不但义和团怎么说都与革命不搭界，太平天国是否称得上革命，也大有疑问。

从理论上看，洪秀全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经济上实行彻底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公有制，“物物归上主”，实行一切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政治上则规定从最基层到中央，层层实行绝对的专制统治，政教合一，军政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百姓的劳动、教育、日常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基层官员严密监控之下进行。总之，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军事化社会。洪秀全更申明，“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面情不欢喜”“有喙不应声”都“该打”！明白无误是坚持三纲。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哪里有什么革命气息？

从实践看，更为荒唐。占领南京后，军政官员骄奢淫逸、贪污腐化，无所不为；杀戮臣下，互相残杀，血流成河；愚弄百姓，掠夺财物，劣迹斑斑；摧残文化，烧书删书，激起公愤。一般士兵夫妻不能团聚，军政官员则按级别分配女人，无不妻妾成群。这样的造反集团，哪有不覆灭之理？说他们比清帝国的统治集团更为进步，甚至不惜为他们加上一袭革命外衣，真是匪夷所思！

有人以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作为他们思想先进乃至革命的根据。《资政新篇》确实是非常卓越的先进思想文献。洪秀全写下31条批语，除4条有所保留外，其余都写上：“是”或“此策是也”。洪仁玕1859年到达天京，20天后就受命掌理朝政。要是真正按他的思想办事，太平天国的历史确实可能改写。可是，洪秀全连当时可以立即施行的如改进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一些建议都不予理睬。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到1864年6月太平天国覆没，洪仁玕生活在其中五年，权力较大的时间只有一年半，1861年2月后的权力便一再削弱，眼见大厦将倾而无能为力。以他的思想作为判断太平天国性质的根据过于勉强了。

有的史家还以马克思的赞扬作为肯定太平天国的根据。对现代学术来说，某一先哲的语录本来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根据，何况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就是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确实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对情况有更多了解，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1862年）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

延安时期的两个曾国藩

再看看曾国藩的有关情况。评述曾国藩研究不能不谈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澜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作于1943年，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借古讽今之作，是影射当时的蒋介石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与侵略者勾勾搭搭。可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这篇文章的一些结论在学术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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