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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1）

那本是一个振奋的年代，

那又是一段苦闷的岁月，

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

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无言的兴奋之中。

一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听起来不免残酷，成王败寇是千百年来历史书遵循的铁定规律。历史从来是巅峰者立于烽火台的薪火相传，后来的书写者必定立于当下仰望，创作出回溯性的宏大场景。

经济领域内优胜劣汰的规律，无疑是对历史这一属性的最好注解。三十年的岁月，不断有经济英雄时隐时现。从影响格局的政策制定者，到奋勇开拓产业市场的企业家，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最终有的被擦亮，有的被隐藏。因此，如何从优秀者当中筛选出卓越者？如何在我们的视野中定格英雄？是书写这段岁月的命脉所在。

从古至今，将命脉捆绑于英雄身上的历史书籍，是命悬一线。从这里走进历史，走进现实。选出自己的英雄，才能在大场景中聚焦出气血贯通的画卷，而非罗列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中药铺子。这样一种“英雄史观”，或许才能保留历史的细节，还原岁月的真相，也使更多人的辉煌抑或苦难不会被一笔勾销。他们的命运如能被真实地记入史册，不仅增添历史的广度深度，也是“大众群体创造了历史”这一历史观的回归。

有人说，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总有几件事、几个人，顽强地占据着人群的思维一角。而我想要表达的正是：在如何历史地看待30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路径这一宏观基本面的话题之上，将其间的点点繁星串起整个过程中经济、社会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站在岁月的节点，回首，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气息，其中的呐喊、呼吁甚至转型的阵痛、断裂，让人着迷。我忍不住频频回头，以自己的视角，小心翼翼诠释三十年的一个侧面，探索它到底蕴藏着多大的力量。

二

绵长的岁月，以延续或断点、悲或欢、离或合、耀眼或黯淡的方式，让个体承载时，将嫁接出怎样的宏大叙事，刻画出怎样的历史痕迹？因此，如果将三十年放之于五千年中，不过如苏轼所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然而，短短三十年，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代的人，是势如破竹的冲击。他们沉湎于战火纷纷及新中国成立时的激情岁月时，改革的新鲜空气已开始侵占他们的思维领地。旧有的激情隐退，而不得不否定自我，在不舍、不忍中逆流而上。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人，三十年是时势造英雄的契机。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三十年成为生命里难以割舍的记忆。他们热血沸腾，更容易受改革大方向的熏陶而意气风发。

三十年风云激荡，透过他们，我看到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其丰富的底蕴超过任何一个时代在经济上的裂变乃至突变。新旧交替的意识流冲突、秩序的重构、伦理道德的徘徊、商业规则的确立……一切，都以他们为载体而变得异常清晰而活跃，考验着政府的执行力，企业的生存力以及创造力。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幸时间还足够充裕，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样一段令我着迷的岁月里去寻觅那些史上留名的英雄，他们的成败荣辱，留给我许多基于历史事实的反思。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旷日已久的写作中，并始终保持着对写作的激情，同时又尽量维持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价值中立，但或许我做得并不够彻底地好。

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2）

价值中立是一种科学规范，价值关联又是一种科学的构成性原则。当社会对初生的非公经济嗤之以鼻的时候，这种价值中立往往能够通过日后社会环境和群众态度的转变获得支持；但当这一群体以一种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身份出现，社会以一种仰视的角度观望时，价值关联似乎比价值中立对于历史和个案的解读更为重要。初稿完成时，我发觉内心对那些时隐时现的各路英雄们产生了隐约的好感。

三

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过：“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西方艺术家理解的“为人民服务”势必与*异同，片子毫不奇怪的被以“反华”理由集中批判，虽然究竟有多少人看过并不为人所知。30多年过去，《中国》竟然成了陷入“集体失忆”的中国人了解那个年代相对较为真实的影像之一。

所以，传奇往往会剔除现实的真实，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更能让人兴趣盎然或者扼腕惋惜：温州的无名作坊、开店的普通夫妻、中学老师严介和的“家庭作坊”遭到“错杀”，“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乔金岭意外死亡、涂景新被误判死刑、唐万新的德隆崩塌于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下……这些被放在三十年就成细枝末节，一旦放在企业家身上则是天大的生死命题的历史事件，在书中将被描述与和记载。而当我以如此高密度、高频率，把被尘封的陈年往事或一再被人们乐道的创业史，搬上纸面时，才发觉自己置身于历史汪洋。但信手拈来，每一个角落都能折射出经济的荣光或者悲怆。

1978年，拉开破冰之旅的序幕，“中国会向何处去”成为巨大的句号。正月，*“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的一句话，让卢志民，这个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帽子的生产队长在一穷二白的恶劣条件下建起翻砂铸造厂。

改革序幕并不顺利。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看到经济领域里荒诞的主题：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于雇佣工人的数量。1981年，坚冰还未完全消融，改革走起了回头路。投机倒把，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强烈打击。1985年，万元户诞生。社会对于个体户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穷得只剩下钱了”是对财富的嘲讽，虽然嘲讽中不难看到艳羡的神情。不易察觉的神情中，是来自经济领域的希望。不过，几年后意识形态风波让苏醒的民营经济再次举步维艰。

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如果说，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在那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柳传志、段永基、*、张旋龙……悉数登场。1988年则属于狂欢无度的海南。凄凉而孤独的海岛上机会主义盛行，日后的地产大亨在这里得到了市场的锤炼。潘石屹投靠冯仑，后者创立了万通，尽管万通的名气并没有冯仑这个名字值得媒体大肆炒作；前者创立了SOHO中国，一个难得的企业与企业家同时名声大振的绝佳案例。

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3）

政治思想、社会政策的激烈反复是改革这条曲折路线的极好佐证。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会将目光集中于改革开放15年后的1992年。

1992年，全民经商的夏天随之而来。许多日后耀眼中国的明星企业都在这一年诞生、壮大：华旗咨询、复星集团、新东方学校、波司登羽绒服、太平洋集团、德隆实业、汇源集团……1992年令日后崛起的新贵们，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两方面得到了双重支持。他们加速度般地聚敛资源，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财富。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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