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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第1页）

对希特勒的审判在第一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这位主要被告将诉讼过程搞得天翻地覆，使执政三雄成为他在精神上（即使不是事实上）的共同被告。站在专注倾听的众人面前，希特勒已经判决他们有罪——罪在与他观点相同，愿望相同，一起参与策划了暴动。

他把敌人批得焦头烂额，猛烈抨击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基础，并且表示他领导的暴动有其被迫发生的理由。在审判第一天，希特勒已经按着自己的需要设定了反击范围，明确阐述他所领导的运动动机的纯洁性，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一心想当英雄的无私领导者，而非叛徒。自从那个11月的夜晚在市民啤酒馆里取得短暂胜利以来，希特勒肯定是第一次感觉到面对广大公众发表激情演讲时才有的那种兴奋的陶醉心情。这无疑是一次复活。他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他自己表明，他仍然宝刀在握，不可小觑。

接下来，执政三雄在暴动过程中的罪责问题开始成为审判的重点。法庭诉讼也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人们了解到战后处于混乱状态的国防军军事使命不明确的情况，了解到极右民族主义者如何颇为轻视魏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和议会。在以后几周里，有关证词还将揭示出前所未知的旨在推翻德国民主制度的更大阴谋。

眼下希特勒可以堂而皇之地扮演交叉询问员、演讲者和独角演员的角色。在没有遭到法官奈德哈德反对的情况下，希特勒表现得更像一位律师，而非被告。他时而手舞足蹈地提出问题，时而打断别人的陈述，以期增加别人的证词。根据德国诉讼法，被告几乎可以随意质问证人，但是被告提出的问题由法官来掌控，法官有权裁定言语行为属于越轨表现。法官奈德哈德只是在希特勒出言不逊侮辱他人时进行了干涉，此外少有裁定越轨表现的时候。后来即使他提出的警告也遭到希特勒粗暴的漠视。

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希特勒和法庭上的每个人重温了三名关键被告亲自讲述的1923年11月8日和9日那两天暴动事件之前的准备情况。这三位重要被告是：武器精良的高地联盟准军事组织首领韦伯博士、慕尼黑前警察局局长恩斯特·帕纳、战斗联盟军事指挥官克里贝尔。在对外保密的开庭审理过程中，韦伯和克里贝尔首次讲述了国防军、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各股准军事组织之间所展开的密切合作与秘密训练情况（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例如，韦伯举例说明了“以前从未面对过的敌人炮火”的新兵重点操练情况。他透露说，实弹“神枪手射击”训练至少每周举行三次，都是在国防军军官的指挥下“进行训练。希特勒也参与进来”。这样就巧妙地暗示政府方面也卷入到他领导的暴动行动中，强调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训练他手下的纳粹冲锋队一事，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都牵扯了进来。希特勒说自去年10月以后，“我们的部队就在（国防军）兵营进行强化训练，不是为了守卫边境，而仅仅是为了发动进攻，包括训练向北进军不可缺少的所有技术环节”。希特勒还说，他手下的部队通常都是夜间训练，或者在工作之余进行训练，经常穿着国防军制服或者是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制服。所有这种活动均处在洛索要求进入“最高备战状态”而下令举行演习操练的大背景下。希特勒表示，那种压力是促使他举行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已不再可能把日夜奔向兵营，一心只想打仗的那些人拉回来。”1

韦伯、帕纳和克里贝尔各自均为有时变得恶毒的审判氛围增添了一份诅咒。韦伯交代说，暴动一开始他便下令一队他手下的准军事组织成员“阻止那些东方犹太人——外族寄生虫们带着全部外币仓皇逃跑”。当时这项命令从未被执行过，在暴动当晚没有接到有人出逃的报告。这些情况无关审判宏旨。只是命令本身如同暴动当天夜晚彻底搜查抓捕那些姓名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质一事那样，反映出纳粹党及战斗同盟迫不及待地推行疯狂的反犹太主义政策的真实面目。

帕纳留着毛茸茸的蓬松发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表情严肃，在法庭上表现得更为强势。他在证词中谴责1918年革命，称其为“针对全体德国人民的叛国行为”。他还说这种叛国行为是那些“受国际犹太人共济会驱使的异族人士所为”，其结果为世人所不齿：德国高官们“突然之间在犹太人面前扑倒在地，连滚带爬，称犹太人为‘阁下’”。帕纳的陈述坦率直白，令人深感震惊，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毫不犹豫地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最高政治领导层一直在密谋推翻柏林政府。“如果你们指控我犯有叛国罪，那么在过去五年里我们一直干着叛国这件事。”他的话音刚落，法庭里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克里贝尔这位强硬的战斗联盟军事首领也讲述了自己在暴动中所担当的角色。但是他又回忆说，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使他走上了右翼民族主义道路。一战快要结束时，克里贝尔是一名必须在西班牙斯帕市的停火委员会工作的德国军官。他回忆说，那时他成了可以想象到的“最粗野下流的羞辱行为”的攻击目标。他描述了停火问题解决后德国代表团离开时的情景。他回忆说：“一伙喝得醉醺醺、怒气冲天的人向我们扔石头，毫不留情地咒骂我们。”克里贝尔见此情景，将身体探出火车窗外，向那些羞辱作弄他的人挥舞着拳头。在不知道他所讲的话有多灵验的情况下，他高喊道：“再见！过不了几年我们还会见到你们。”

克里贝尔谈到了暴动那个漫长夜晚和第二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尤其当他谈到最后向音乐厅广场行进的情景时，他原本躁动不安的证词中更加充满了感情色彩。克里贝尔当时同希特勒，还有那位后来被枪击身亡的舒伯纳-里希特走在第一排。“克里贝尔上校断断续续地讲述暴动细节时，在法庭里都能听见深深的呼吸声，”有位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一位被告律师站起身来，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谋杀’。任何人甚至包括主审法官或检察官在内都没有提出异议。”

希特勒证词中那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表述范围，再加上克里贝尔的愤怒陈说，到审判第三天已使一些现场目击者不禁在想整个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法庭现场无人对传说中的被告的叛国行为留下什么印象。“如果公开审理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听一些反法、反比利时演讲，那么这个诉讼过程肯定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伦敦《泰晤士报》抱怨道。2

克里贝尔出人意料地使法庭审判上出现了最令人难忘的激动时刻。然而还是希特勒再次抓住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当时副检察官埃哈德要求他“简要解释一下”他是如何策划大规模进军柏林行动的。衣食、住宿等诸如此类的后勤保障如何解决？进军在外交政策上又具有哪些意义？

希特勒这位明星被告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他的答复中以其希特勒式的典型探究演讲方式，就对外政策、世界历史和叛国罪等方面的问题滔滔不绝，大发了一番议论。他的“回答”不间断地持续了22分钟，首先猛烈抨击了英国在历史上推行过的“权力平衡”政治理论和法国企图称霸欧洲的勃勃野心。“法国只想瓦解德国，以达到其称霸目的。”在希特勒看来，法国是德国以血相溅的最终敌人。3他在审判第一天的激昂演讲中已经说过：“我宁可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吊死在路灯柱上，也不愿意在法国统治下快乐地生活。”4

希特勒对法国的猛烈抨击只是一个跳板；他随后又回顾了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国起义”，讲述了19世纪末德国发生的俾斯麦“革命”有多么伟大。他还描绘了由他策划的进军柏林行动而引发的“全国起义”的辉煌图景。“在慕尼黑、纽伦堡和拜罗伊特，会出现难以形容的快乐场面，热情的浪潮席卷全国，”希特勒振振有词地讲道，人民大众将会看到，“德国的苦难即将结束，只有通过起义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再次抨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人问我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德国不是依靠大多数人的决定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历史名人的意志和决策建立起来的，而且经常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德国是英雄（俾斯麦）缔造的，绝不是大多数人缔造的。”

希特勒坚守对于重复、重复、再重复具有强大影响说服力的坚定信念，以叛国罪为议题，重申他此前表示过的观点：“叛国罪是唯一惩罚失败的罪行。”作为一个反面实例，他再次提到了俾斯麦。“在左翼人士看来，俾斯麦犯了叛国罪，发动了政变。”希特勒侃侃而谈，“当俾斯麦解散议会时，《法兰克福报》称之为叛国行为……俾斯麦的叛国行为后来变得合法化了，因为由他创建了德意志帝国。1918年的叛国行为从未变得合法化，他留给德意志帝国的只有苦难。”

上述论断也许经不起仔细的历史检验，但是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言，不同凡响。希特勒又在驾轻就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唤起了自己对于暴动企图所怀有的一种伟大豪迈的感觉。他甚至开始粉饰那场暴动的失败，为他以后打造的个人传奇埋下了伏笔。“我认为我们当时就要改变德国的命运，可是后来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有时命运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干预。当我观察如今的发展势态时，我得出结论是：更多的世事已成过眼云烟，也许这是一件好事。”上面这句话比较早的暗示出在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在德国追求权力的问题上，希特勒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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