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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两年后，上山下乡浪潮席卷，三明去了安徽滁县，我去了陕西延安，都成了插队知青。1969年冬，我专程到滁县看望三明，一起去南京游览新建的长江大桥，相聚一天一夜，再叙友情。

又过两年，三明当兵入伍，我进入司法部门，在当时，这几乎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由衷地为自己、也为对方庆幸。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三明从部队转业，花样年华、美丽善良，被一位插队时认识的男生追了个死去活来。为了忠贞的爱情，三明放弃了回合肥的机会，来到小城滁州。

几乎同年，我和三明相继成家，过起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琐碎日子。后来地址几经变更，从此更互无音讯。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除了工作，还要相夫教子。忙碌之间，也常想起儿时的伙伴。合肥那座城市我一直没有再回去过，也不知道三明和其他同学生活得怎样。

我保存的那张照片，虽被严加看管，但它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到西安，终于在一次搬家后不翼而飞，在我心中留下一份失落。

今年3月，突然接到一个会议通知，会址居然是合肥！立即给主办单位回执，那还有什么说的，去啊！就这样，在阔别45年之后，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古城合肥，回到我的梦中乐园安徽大学。

寻旧心情迫切。会议间隙，我从驻地皖能大厦赶到安大老校区，短短一段路，乘出租车只需9元，却让我盼得心焦。进入南门，一眼望见我们小时候常去玩的教学大楼，虽然落满沧桑，却是依旧巍然，“安徽大学”四个毛体大字潇洒遒劲。

三明的父亲也是安大建校初期的干部。我向一位老人打听（只有老人才知道老人），他遥指一片楼群，当年的老屋，已翻盖成新居。问了第二位老人，得知大概方位，第三位告诉我具体楼层，问到第四位时，只见她用手一指：那不是？你找的人来了。抬眼望去，一巍巍老者买菜归来，果真是老伯，当年形象依稀可辨。我忙自报家门，上前问好。老伯闻之，十分激动，拉我上楼，大呼阿姨倒茶。翻出三明的电话，终于听到久违的声音。得知是我，三明大喜过望。依旧是快人快语：“你住在哪里？等我安排一下，马上来看你。”

我和三明（2）

坐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合肥，当三明站在我面前时，好像时光倒流。觉得三明一点儿也没变，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眼前的三明，不施脂粉，职业套装；谈吐温和，举止优雅。目光还像小时候一样清澈，声音还像小时候一样亲切。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重重的痕迹，却没有在我们心中划开一丝裂纹。

轻轻拥抱一下，心中好暖。三明说：“我调了5天休假，加上周末，天天陪你！”“好啊，正好让我多看看这里。”

朋友就是朋友，不管分别多久！谈谈工作，叙叙家常，女人和女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三明拿出当年那张合影，看到旧时模样，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如今的三明沉稳干练，在市科技局负责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工作卓有成效。我们从照片说到现实，从过去说到现在，会也不想去开了，考察也不参加了，我们要拥有自己的时间。

会议结束，代表们奔了黄山。我和三明整装出发，就像当年去看南京长江大桥，我们一段一段地乘火车，换汽车。先到蚌埠，我在安徽生活过的另一个城市。

外祖父工作过的安徽商学院，现已更名安徽财经大学，据说在当地招生十分火爆。学校建了新校区，旧址变为成人教育学院和宿舍区。当年住过的小楼已被拆成废墟，问及一位老人，居然记得当年任院长的外祖父，说那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离学校不及1公里，便是我国南北之界淮河，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地方。2006年建成的淮河大堤延展宽阔，堤内是花红柳绿的滨河公园，堤外是种了小麦的河滩。当年只有两条大马路的小城如今热闹繁华。

为了让我多看几个地方，三明把自助游安排得像80天环游地球一样紧凑。观赏了巢湖风光，领略了银屏山美景，逛龙川，游婺源，从江淮之间到长江以南；从山清水秀的皖南到郁郁葱葱的赣北，江南春色尽收眼底。一路上，三明车票、门票全包，对我更是照顾有加。

最让我高兴的是，三明还联系到七、八位小学同学和一位班主任老师。还有从深圳赶回来的“同桌的你”，当年的小淘气俨然变为成功的企业家。虽然四十多年未见，但同学都是安大子弟，父母多为同事，诸多人、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很快热聊起来，相约待到老师七十大寿时再聚会！

一周匆匆，分手时，三明把那张合影送给了我。她说：“我已经把它保存了四十五年，现在送给你，由你来继续保存。”

友谊是人类文明的需要。一个朋友代表着一段经历的见证。一生中能结交三明这样的朋友，我真的好幸运。

我为什么下乡（1）

前些日子，为了响应某个知青网站的征文，我开始反思当年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

然而，三十八年前经历的事情，已经和逝去的时光黏连在了一起，如果一定要回忆，就得像外科医生一样，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将它一点一点、小心地从无痕的岁月中剥离出来。

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发生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上山下乡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种痛苦，一场灾难，一次浩劫；它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屋顶突然坍塌，使一代人的一部分神圣权利永远被剥夺，生命轨迹被无情改变。

但是，细想起来，当年我竟是自愿下乡的。那年冬天，西去列车启动的瞬间，我甚至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心悸。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使我毫不犹豫地一次次地报名，急于把自己从北京发送出去呢？

答案有点犯傻——我想离开家。

在我年满十四岁以后，度过了独立意识渐渐凸显的青春断乳期，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却有了某些“想法”，具体地说，就是滋生出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最简单的追求。这种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膨胀，它的终极目标被我锁定为离家出走。

我渴望离开的那个家，其实是个很好的家。这个普通的、多子女的知识家庭，对一个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该有的似乎都有：可以吃饱的一日三餐，补丁不太多的四季衣衫，不必发愁的学杂费，甚至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它温暖得像夏日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气息，没有任何的新鲜与刺激。也许是出于爱护，父母为我们制定了许多不成文的纪律，诸如放学按时回家、天冷要穿棉袄、不能躺着看书、吃饭不说话、别睡懒觉等好孩子天经地义应遵守的规矩。而我却与我亲爱的父母的意志背道而驰。这些纪律，在一个不安分的少年看来，无疑是一种束缚，它使我精心孕育的某些美妙计划——周六通宵达旦地读一本小说，周日昏天黑地地睡一天觉，偶尔到好朋友那里“刷”一天夜等等，不断地遭遇流产。

也曾经尝试过逃走，通常是在我和父母发生冲突之后。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窘况，使我不得不以无比沮丧的心情重归暖巢，继续实践那些亲切而坚固的家庭纪律。

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契机。这个契机终于在公元1968年12月以政治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城市少年的想入非非相吻合，这恐怕是它的企划者们决不曾料到的。而在当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我最想脱离家庭约束的时候，这个机会汹涌而至，令我眼前一亮。

由于性格所致，我从小具有多动倾向，运动状态——行走或者晃动，可以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我对以行走为载体的故事，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八十天环游地球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充满热情，并由此而热爱旅行，乃至热爱从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到飞机等一切交通工具，渴望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中。这种渴望深至骨髓，以至于在我几十年的梦境里，反复出现飞来飞去的景象。

下乡使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长途旅行的机会，并实现独立生活的梦想，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怀着带有悬念的、新奇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兴奋，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打点行装，一种长大成人、即将远走天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尽管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旅行充满艰险且代价惨重。虽然和那些对家庭充满依恋、死活不想下乡的同学相比，我的适应能力在农村迅速得到开发，但我还是遭到了报应——这种与亲人长期的“生离”，一直延续到我终于无法忍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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