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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1页）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多拉·布吕代，十四岁，注册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里，是十二区匹克普斯路60、62和64号的天主教救济会女校的修女们办的。

寄宿学校的名册上有下面的评语：

姓名：多拉·布吕代

出生年月和地址：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巴黎十二区，父亲是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母亲是塞西尔·布尔岱吉。

家庭情况：婚生子

入校日期和标准：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包食宿

离校日期和原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离家出走。

她父母为什么把她放在这所寄宿学校？或许是因为三个人一起挤在奥尔纳诺大街旅馆的一间客房里生活太不方便了。我寻思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是不是受到了被关押的威胁，因为他们是“帝国侨民”和“前奥地利人”，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奥地利就不复存在，成了“帝国”的一部分。

一九三九年秋，男性“帝国侨民”和“前奥地利人”就已经被关押在“集合营”了。他们被分为两类：有嫌疑和没有嫌疑的。没有嫌疑的被集中在科隆布的伊夫杜马努瓦体育场。之后，十二月，他们被归入“外籍从业人员”。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不是就属于这类从业人员？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也就是多拉入住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四天后，轮到女性“帝国侨民”和“前奥地利人”被召集到冬季赛车场，关押了十三天。之后，随着德国军队的逼近，她们被转到下比利牛斯省的古尔集中营。塞西尔·布吕代是不是也被召集去了？

你们被编到那些你们从没听说过的奇怪的类别里，跟你们的真实身份并不相符。你们被召集去，被关押。你们很想弄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也在琢磨塞西尔和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通过怎样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个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存在的。是谁建议他们把多拉放在这所学校就读？

我想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像她表姐跟我形容的那样独立，个性叛逆。她父母认为她需要管束。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学生都出身贫寒家庭，多拉就读时的负责人写的校史简介上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失去家庭或从社会福利院送来的孩子，那些总是受到基督特别眷顾的孩子。”在一份给救济院天主学校的修女们的小册子上写道：“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创建是为了救助首都那些贫苦家庭的孩子和少女们。”

那里大约有三百名寄宿生。十二到十六岁的“大孩子”被分成两类：“学习班”和“缝纫班”。“学习班”准备小学毕业文凭，“缝纫班”准备家政文凭。多拉·布吕代是在“缝纫班”还是“学习班”？隶属于原诺曼底圣救世主子爵修道院的救济会天主教学校的修女们于一八五二年在匹克普斯路创办了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在当时，它就是一个职业寄宿学校，有五百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女生和七十五名修女。

一九四〇年六月大溃败期间，女学生和修女们都离开巴黎，暂避在曼恩—卢瓦尔省。多拉应该是和她们一起在奥赛和奥斯特里兹火车站乘坐最后几列拥挤的列车离开的，在当时还可以坐火车。沿途她们看到长长的南下去卢瓦尔省的难民队伍。

七月回到巴黎。寄宿学校的生活。我不知道寄宿生穿的校服是怎样的。或许就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多拉的寻人启事中提到的：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栗色运动鞋？还有一件外套？我几乎可以猜到每天的作息时间。早上大约六点起床。礼拜堂早课。教室。食堂。教室。操场课间休息。食堂。教室。晚自习。礼拜堂晚课。寝室。每周日允许外出。我猜想对这些一直受到基督眷顾的女孩子而言，高墙大院里的生活非常艰苦。

听人说，匹克普斯路天主教学校的修女们在贝蒂西组织了一个夏令营。是在贝蒂西圣马丁还是在贝蒂西圣皮埃尔？两个村庄都在瓦卢瓦地区桑利斯一带。一九四一年夏天，多拉·布吕代或许和同学们一起在那里度过几天假。

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校舍不复存在。后来在原址上盖的一批新楼让人可以想见当初寄宿学校的占地之广。我没有一张关于这所消失的寄宿学校的照片。在一张巴黎老地图上，那个地址上标着：“教会学堂”。可以看到四个小方块和一个十字架代表了寄宿学校的校舍和礼拜堂。把这块占地区分开来的，是一条长长的又窄又深的空地，从匹克普斯路直到何伊路。

在地图上，寄宿学校的对面，匹克普斯路的另一边，依次是主母修道会、妇女修会和匹克普斯小礼拜堂，还有公墓，在一个大坑里埋了几千名在大革命恐怖时代最后几个月被砍头的无辜者。和寄宿学校在同一边的，几乎和它毗连的是圣克洛蒂尔德圣母院。再过去是迪亚克内斯圣母院，我十八岁那年，有一天在这里看过病。我现在还记得迪亚克内斯花园的样子。我不知道当时这个机构曾经是女子感化院。跟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有点像。跟好牧师管教所也有点像。这些地方，人们把你关在这里，你都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朝一日可以出去，显然都有着奇怪的名字：昂热的好神父。达尔内达尔避难所。利摩日圣玛德莱娜收容院。纳扎雷孤独救济院。

孤独。

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匹克普斯路60、62和64号，位于这条路和加尔德何伊路交会的街角。在多拉就读的时期，这条路还带着乡下的气息。街道单号的那一边是修道院绿树掩映下长长的围墙。

我能拼凑起来的关于这些地方的所剩无几的细节有以下这些，多拉·布吕代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天天都看到：沿着加尔德何伊路延伸的大花园，匹克普斯路上的三栋主楼分别有一个院子把它们隔开。主楼后面是礼拜堂周围的辅楼。礼拜堂旁边，圣母像雕塑和做成像洞穴一样的岩石下面，修建的是这所寄宿学校的恩主玛德尔家族的地下墓室。人们称它为“鲁尔德圣母岩洞”。

我不知道多拉·布吕代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是不是交到了朋友。还是她一直都不合群。因为我没办法从她的某个老同学那里得到证实，我只能靠自己猜想。今天在巴黎或郊区的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妇人记得当年她的同班或同寝室同学——那个叫多拉的女孩，十五岁，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灰色运动外套，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呼吁过几次，它们就像灯塔的信号，可惜，我怀疑它们不能照亮黑夜。但我还是心存希望。

当时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校长是马利亚—让—巴蒂斯特嬷嬷。她出生于一九〇三年，她的履历表里写的。初修期满后，她就被派到巴黎的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她在这里待了十七年，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当多拉·布吕代在那里寄宿的时候，她顶多四十岁。

根据履历表上的资料，她“独立而大度”，“个性很强”。她于一九八五年去世，就在我得知多拉·布吕代存在的三年前。她一定记得多拉——哪怕只是因为她的逃学出走。不过，说到底，她又能告诉我些什么呢？一些细节，一些日常琐碎？就算她是大度包容的人，也不一定能猜到多拉·布吕代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多拉在寄宿学校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她每天是如何看待在礼拜堂的早晚课、院子里的假山、花园的高墙、寝室的一排排床铺的。

我找到一个一九四二年到这个寄宿学校读书的女人，就在多拉·布吕代逃学出走几个月后来的。她比多拉年纪小，当时差不多十岁。她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记忆只是儿时的记忆。她和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个原籍波兰的犹太女人，住在夏尔特街，古特多尔区，跟塞西尔、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和多拉当时住的波龙索路只有几步之遥。为了不饿死，她母亲在一个为德意志国防军供应连指手套的车间干活，八个人一组。女儿去圣弗朗索瓦勒皮内路上学。一九四二年底，小学老师建议她母亲把她藏起来，因为大抓捕，或许也是这位老师告诉了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地址。

人们用“苏珊娜·阿尔贝尔”的名字给她在寄宿学校注了册，为了隐瞒她的出身。很快她就病倒了。她被送到医务室。那里有一个医生。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她不肯吃饭，医务室也不想留她。

或许因为那是在冬天，而且那段时间实行宵禁，她印象中的寄宿学校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墙壁、教室、医务室——除了修女们白色的包头巾。在她看来，那里更像是一个孤儿院。铁的纪律。没有暖气。吃的只有大头菜。学生“六点”要做祷告，我忘了问她是早上六点还是晚上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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