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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会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十分相信罗范椒芬女士的真心，所以对她的“难以想象”更感到难以想象；“作为教育署署长”，直到今天才知道“新移民”遭受歧视，才知道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冷漠，“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新移民”一词本身就带有歧义，特指新近自中国内地来香港定居的人士，从其他地方移居香港的一般都不会被称作“新移民”。最近几年，为了加快解决香港人在内地的数十万配偶和子女来香港家庭团聚的问题，获准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人数成倍增加，每年已超过五万，其中孩子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都是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新移民”家庭一般景况都比较差，已经构成香港社会中最贫困的新阶层。五年前林婕从内地来香港同父母团聚，一家三口挤在狭窄的“临时房屋”里。她又因为英文差，不得不“自愿”降三级到一所乡村小学重读。后来他们搬入“公屋”，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她也考入中学，父亲却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由于生活艰苦，母亲现在白天去报摊工作，晚上还要到烧腊店兼职。林婕学习努力，不仅成绩名列前茅（全班第五名），去年还在一次公开征文比赛中获奖，三个月前又获得另一次征文比赛的冠军，可谓品学兼优。然而她还是自杀了，遗书中表示“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为什么？看了她的那两篇获奖文章（也就是教育署署长电邮中提到的），答案就很清楚了。特别是写于去年的《我在香港的日子》，表达了她和相当一部分“新移民”学生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下面作些摘录。林婕说：“初到香港，我们住进了破损不堪的临屋区……我还以为香港这一繁荣的城市，应该是处处高楼屹立，可没想到，天堂一角，也有如此地方。狭窄的铁皮屋子，站两个人已嫌挤迫；流浪猫狗随处可见，又脏又臭，令人恶心；还有体大如猫的老鼠……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想想我的老家，宽敞舒适的房屋，整齐洁净的家具……真是天差地别啊！陌生的语言，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街头——一切要从零开始……爸爸妈妈四处奔波，一面忙着找工作，一面为我找学校。他们真辛苦啊！”她写到父母所受的委屈：新移民难找工作、语言的障碍、种种的歧视。他们工作很累，又都有病，“可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他们别无选择的，只能咬紧牙关撑下去。爸爸妈妈每天起早摸黑，而所赚来的钱，只能勉强应付日常生活上的开支。”家里的桌椅、床柜和电器，都是拣别人丢弃的破烂。她自己最大的委屈，则是被迫降级三年，重读小学。“好的学校不肯收我，只好被派往一所乡村小学。天啊！我在内地就读的可是省级重点中学，而如今却被贬到了仅有五六十个学生的乡村小学……我做的第一份习作，是小学二年级的！当时的心情确难形容，这简直是种耻辱！”到香港的第一年，她几乎每晚以泪洗面。同学们都看不起我，爱以‘内地妹’称呼我；他们知道我不懂粤语，就常以此来捉弄我；后来他们知道我的年龄比同级的学生稍长，又以此为话柄，取笑我‘老’……同学的白眼、冷嘲热讽，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刺刀，戳向我的心窝。”“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这些外来的压力、心灵上的创伤，我都不曾告诉过父母，因为他们的担子已经够沉重的了……”文章最后，她说到在父母和内地好友激励之下，在老师辅导和自己努力之下，学习成绩迅速提升，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一九九六年夏天她考进了一所好的中学，望见父母的笑脸，我的心里甜丝丝的，庆幸自己所付出的，得到了回报”。但是，在不久前的另一篇获奖文章中，她又抱怨说：可惜，如今填满我们校园生活的，却是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林婕的中文写作水平，比许多香港的大学生都要高出一截；她的思想也相当成熟，如果再坚强一些，能够撑过眼下最艰苦的日子，将来很可能成为香港所需的人才。可惜，她选择以死来控诉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排斥，留下“我太累”三个字，真不知道包含了多少辛酸。与她相同境遇的“新移民”孩子，不知又有多少，好在还有别的路可走。就在教育署署长发出电邮的同一天，一位十一岁的“新移民”男孩拿了“回乡证”（香港的中国人回内地的证件）离家出走，留言说回内地老家去了。他去年九月才来香港，一直埋怨香港压力太大，难以适应，不如在内地无拘无束……家长报警求助，但也应该庆幸自己的孩子毕竟没有像林婕那样走上绝路。通过林婕的文章，我们知道“新移民”孩子对香港社会的看法。他们如果都在林婕所处的那种环境下成长，今天“心灵的创伤”难免变成明天社会的创伤，这才更加令人心寒。

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1）

2000年1月

上星期的《香港观察》谈到，特区政府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有感于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学生林婕自杀，向全香港的教师发出一封电子邮件，据说引起某些教育界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她的信会使公众认为香港的教师“有歧视新移民之嫌”。她则解释说，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教育署署长是老实人，她可能真的没有那种意思，但这并不能够改变香港学校中“新移民”学生受歧视的现实。也许不是多数教师都这样，更不是所有教师都这样，不少教师还特别关心和帮助他们，付出许多心血；但如果说香港的中小学教师都不歧视来自内地的学生，那也有违事实。不仅有教师歧视，更有许多学校公开歧视他们，尤其是那些贵族化的英文“名校”。举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女孩子，原先是上海某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前数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她先到一所“名校”申请入读，校方听到她是内地来的，连成绩单都不看一眼就回绝：“你先到别的学校读两年再说。”经朋友介绍，她又到另一所中文“名校”提出申请，校方同意她参加入学考试，但也强调内地来的学生可能要降一级。好在学校发现她的考试成绩优于一般的香港学生，不仅同意她入学，而且不必降级。只过了半年，她就克服了英语、广东话、电脑等方面的困难，成为全年级“尖子”。现在，她已到美国某“常春藤”大学读企业管理硕士课程。近两年，由于“新移民”学生人数增多，学校对他们的歧视更加普遍，特别是降级入读的幅度越来越大，只降一级已算幸运。如果课室里有些学生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多半是“新移民”。他们有些来自比较落后的农村，到香港后读书确有困难。但他们被校方硬插在小好多岁的同学中，往往更加觉得抬不起头来，更缺乏学习的动力。另外一些本来成绩较好的学生，像林婕在内地读的是省重点中学，来香港被迫降掉几级，难免感到是对他们的羞辱。林婕的遗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新移民”学生对香港社会的看法。那么，香港本

地学生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新同学的呢？香港一本名叫《黄巴士》的儿童刊物，设有专门刊登读者来信的“麦唛信箱”（“麦唛”是香港一只“土产”卡通小猪的名字）。去年二月，一位署名的读者来信谈了对“新移民”的看法，立即引来小读者“豆腐和苹果”的回应。接着，《黄巴士》的编辑每天都收到一沓沓的来信，“麦唛信箱”也变成“新移民问题时事论坛”。不久前，《黄巴士》把这些读者来信汇集成书，题为《我的新移民同学》。书中刊出的是来信原件，读起来虽然吃力一点，但透过他们的一笔一画，应该更加能够把握背后的心态。“立志投身教育工作”的在信中说：“近日，中国内地涌来了一大群孩子。他们放弃了安定的生活，离开了相识多年的朋友同学，千里迢迢跟着父母到这里来，又偷渡又静坐又上法庭地弄了一大堆……这些孩子被迫偷渡来港，其中一个目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可是，据我所知，他们的校园生活并不愉快啊！校园是陌生的，课程和制度是陌生的。他们在学业上追不上姑且不谈，最惨的是得不到同学们的接纳！“真的，虽然新移民学生在学校里越来越多，但排斥现象却仍然是存在的，土生土长的香港孩子嘲笑新移民的孩子，不肯接近他们，甚至不肯帮助他们……多番生活的折磨使可怜的新移民孩子变得自卑、嫉妒，不再活泼且沉默。但我更心痛的是：物质的充裕、家长的骄纵使可怜的香港孩子变得骄傲，没有爱心和同情。”信的末尾还附有一首送给“天下孩子”的小诗。“豆腐和苹果”的来信对表示“十分愤怒”。他们认为香港同学帮助“新移民”同学，他们连一声“多谢”也没有；课程给他们拖慢了；他们又不守秩序，上课时交谈，说香港同学坏话；“新移民”来香港之后不做工作，向政府拿“公援”（救济金）……“真是不公平啊！”（信中夹了太多广东话口语，无法原文照录。这个是香港学生中文水平日益低落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几年推行的“母语教学”只不过是广东话教学，而且连所谓的“优质报纸”都夹带很多广东话口语，能够责怪学生吗？）接着的来信壁垒分明。读者“小希子”指责“新移民”同学上完厕所不冲水，回家一个人过马路，顽皮。他（她？）最不满的是“新移民”使得香港人找不到工作，许多人失业，只好都去拿“公援”，弄得政府也穷下来了。政府穷了，他的在政府房屋署工作的爸爸也会穷，他的零用钱就会减少。总之一句话，最好不要让那些新移民再进来！！！”（原文为广东话）一位中一学生来信支持“豆腐和苹果”。他抱怨有个“新移民”同学对自己如何不礼貌，性格如何“差”，并表示“我班同学百分之一百都不欢迎新移民来港，希望新移民不再会etoHongKong吧！”署名“士多啤梨”Strawberry）的读者说，大部分内地人来到香港都只是想拿“公援”，根本不是来做工，无论如何，我也是绝对反对新移民居住在香港！”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则认为：“细心想来，其实新移民好与坏根本与他是新移民无关……有些新移民比香港小朋友更勤奋，更有上进心，虽然他们的英文不是太好，但经过一段适应的时期，他们的英文甚至比我们更好！”另一位中一学生虽然认为香港无法容纳太多“新移民”，但也批评那些支持“豆腐和苹果”的读者：“你们说新移民是没礼貌，惹人讨厌的。但请仔细想想，你们有没有做错呢？我觉得你们做错了一样东西，就是……歧视。”《黄巴士》顾问、香港中文大学马杰伟博士写的“后记”同样值得一读。他想听听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怎么看“新移民”问题的，没想到一打开话题，女儿就一肚子的气，很激动地用“超高音量”表示，她支持“豆腐”，“新移民”都不好，不应该来香港。马博士被女儿的反应吓了一跳。我追问她，她认识过多少新移民，她说不多。我问，那你怎可以一概而论呢？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看新闻呀！新闻里那些新移民很麻烦呀！”他只能请求女儿试试和“新移民”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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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2）

无论如何，应该谢谢《黄巴士》促成了这场争论，惊醒了不少成年人。因为，孩子对

“新移民”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是成人社会不同看法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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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原来是戒烟好地方

2000年3月

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八十岁时仍然身板硬朗，别人问他有甚么养生之道，回答是“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加上连串笑声。不过，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不算特别长寿。我的长辈中多位老太太活过九十，有的也是“抽烟、喝酒、不锻炼”，有的则是“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锻炼”。所以，世事无常，没有甚么特别可以作准的东西。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我从来不会劝他们戒酒、戒烟或者节制饮食。人老了，生活中的乐趣本来就不多，还要他们放弃那些嗜好，为的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无趣无味半死不活多拖上几年，弄不好还会催命，又何苦呢。有办法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能抽上最好的烟，才真正是为他们着想。不过，我自己还是把烟戒掉了，而且已经整整七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够成功戒烟的几乎没有，有的人说是戒了，但看到别人在抽烟，仍然会忍不住讨一支点上，可见他心里还是很想抽，平时只是强忍着。我却没有这种痛苦。我停止抽烟之后，闻到别人抽烟就会不舒服，甚至反感。据说，戒烟的人到了此“境界”，才算彻底戒了。但我也没见过别的甚么人像我那样戒烟的。实际上，我不是“戒”烟，就只是不抽了。一九九三年，我还在一家美资媒体集团里打工，有一天，公司管理层要全体员工投票表决办公室应不应该禁烟。为了照顾吸烟者的感受，规定须四分之三以上赞成，禁烟令”才算通过。这反倒使我们这些吸烟的人有点不好意思，结果全都投了赞成票。从那一天开始，进了公司，不管在会议室、资料室以及通道等公共空间，还是自己的办公室里，都不可以再吸烟。开头几天，谁烟瘾上来了，就会到门外电梯前那一小块地方，站着抽上一支。不多久，那里的空气就变得特别污浊，垃圾筒顶上堆满烟头，不少还染上口红，由此可以估算出女性烟民的比例并不低。有一天，某位同事在电梯门口的墙上贴出一幅漫画，讽刺我们“物以类聚”的狼狈状况。此后，到那里吸烟的人也少了许多。有几次，我会到办公楼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里，找一张椅子坐下，抽支烟，看份报

纸，倒也不错，如果风和日丽，还有点忙里偷闲的味道。但碰到刮风下雨或者烈日当头，就变成受罪，只好匆匆忙忙抽上几口就回去，一点享受都得不到。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工作实在太紧张，一篇稿子刚改完，本来想下楼吸烟，另一篇等着发排或制版的稿子又送到桌上，这样一拖再拖，常常半天下来没有空隙时间可以吸烟。我的戒烟，就这样开始了。本来，一面动脑筋写稿、改稿，一面抽烟，大概是所有“文化烟民”的习惯。公司的“禁烟令”，等于强制性地把你的习惯分拆为二，写稿时不能抽烟，抽烟时无法写稿。但我打工就是写稿、改稿，而抽烟则已经变成偷闲，相比之下，打工当然更加重要。事情一多，抽烟时间就不得不推到后面，次数越来越少。渐渐的，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烟瘾”小了许多，半天不抽也没有甚么了，再下去，有时从早到晚没抽一支烟也就过去了。就那样，也弄不清楚从哪一天开始，我就不抽烟了。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戒”了香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下过甚么决心，或者对自己采取甚么强制性措施。香烟、打火机、烟灰缸始终放在桌子上面，抬头就看见，只要自己想抽烟，随时可以拿了就走。之所以不抽了，无非是工作压力太大，远远超过了“烟瘾”上来的痛苦。我有二十年以上的抽烟历史，别人问我戒烟的经验，我就先问他愿不愿意找一份从早干到晚，上班的地方又不可以抽烟，而且时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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