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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经济发展有周期，而中国经济改革“国退民进”的方针则应持续推进，不能因为宏观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动摇。当然，目前很难通过确切的数据，看清此轮“调控”对民营经济造成的全方位影响。然而，业界可闻可见的忧虑与怨怼，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特别是一些“调控者”在以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时，对于民营企业的运作模式和成本控制能力并不了解，其思路往往接近于计划时代，做出的结论难免主观武断。而一有决策不当，又很容易在更大范围内对民营经济的信心带来影响，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关于民营企业的种种误解，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直接相关。2003年下半年来曾经有相当强烈的主张，称“中国经济并不过热”，因为此次投资高潮主要由民营经济所驱动，因此是有效率的。及至2004年春天以后过热之忧成为共识，“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又在一些官员中成为流行看法。其实，将宏观经济形势简单与所有制结构挂钩，对民营经济无论是褒是贬，都是缺乏依据的简单化做法，不仅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偏差，还会导致民营企业对宏观调控本身的不解与反感。

经济学理论目前尚未给宏观经济过热以确切定义，但人们判断过热，缘何过热，主要看货币供给、固定投资和投资效率，而不是看所有制结构，却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来说，民营经济采用预算硬约束，和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相比，其投资决策必是理性的，因此也更有效率。将宏观过热断然归咎于“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可以说是毫无依据。但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凡民营经济即不存在非理性行为和投资失误。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之间，更非水火不相容。宏观调控可能会使企业所在行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格局发生演变，但只要自身运行是有效率的，就会在行业的调整中生存下来，并继续健康发展。

在经济紧缩期间防止政策不当对民营经济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关键还是要提倡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尽可能减少和杜绝行政性的“调控”。在这里，如何对待传统的审批制格外重要。最近，据有关部门调查估计，目前全国在建的基本建设项目中，大概有60％～80％没有完全履行规定审批手续。进而又有建议，主张择优补办批准手续。我们觉得，这种主张极为不当，事实上是重新强化了已经松动、逐渐式微的审批制。况且，择优补批的标准很难确定，审批尺度必然地极具弹性，不仅提供了新的寻租机会，更使缺少官方资源的民营经济处于不利地位。一旦审批制以“一丝不苟”的方式复经，则“国退民进”大有可能变成“国进民退”。

正确的选择，应当在宏观调控之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决定项目的生死，让审批制退出经济活动。倘若不然，在短期，则企业唯政府马首是瞻；在长期，则企业——无论国企民企——都无从养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商业心态。最终的结果，将是市场的无序与权贵资本主义并行，无论经济周期走至哪一个时点——紧缩抑或放松银根，其情其景都会非常令人痛心。

…2004年第12期…

“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1）

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是避免民营资本成为官僚资本代理人的关键。

2004年6月来热点话题太多太集中，而于交汇之中的最热话题之一就是民营经济。本专栏上期谈了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的关系，认为不可借宏观调控之机强化审批制，进而影响“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执行和民营经济成长。在这一期，则想谈谈民营经济自身。连月来成为股市焦点的德隆系崩溃，以及新近由审计长李金华披露的佛山南海巨额经贷案，都使人联想到民营经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自然是有，但更多的，亦在担心丑闻株连民企的声誉，败退加剧民企的困顿，等等。

这种担心，可谓中国国情之一。设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各异归属各异，若一家或几家公司连续出问题，亦很难让人迅速联想，有意无意间与某一类所有制相关联。而在中国，所有制关联简直成了思维定势，不独国内甚至境外投资者亦然，香港市场当年对民企股的追捧和如今的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偏见的实例。由是，在认知的层面，便大有必要对民营经济作更多分析和区分。一个重要的区分，便是辨识民企和政府的关系。那些凭借官商勾结发展，或者希图踏上官商勾结“捷径”的民营企业，与绝大多数主要凭市场、凭勤劳创业生存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这里，政府的角色又起着关键性作用。

最近发生在广东南海的巨额经贷案，就是典型。一个“民营企业主冯某”，有何等能量能够向中国工商银行当地支行贷款74亿元进而挪作他用，或是提出款项转至境外呢？纵有银行内贼相呼应，都让人难以想象。而通过调查便可知晓，经来卖鱼佬出身的冯明昌第一次到当地支行获取大额贷款，有市主要领导陪同前往；而其多年来所获巨额资金的抵押证明绝大多数都是伪造，且均由当地政府国土局和房地产局开出。

更有甚者，是冯明昌的华光公司与他所在的南海市（今为佛山市南海区）财政局的关系。双方的资金往来达十数亿元之多，财政局的副局级干部，正是执掌华光公司财权的“财务顾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冯明昌的故事，在官商勾结的主旋律下演绎到极致：他充当法人的华光等一组公司，被政府推成地方“民企航母”，声名显赫；同时却是地方政府借以借款提款填补境外投资漏洞的载体。至此，所谓民营资本，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官僚资本。

这起广东南海“华光案”，恰是官商勾结的最坏实例。此案发生在私营经济活跃、素有“南海模式”之称的南海，既使人看到官商勾结的企业与当地众多真正民营企业具有实质区别，也足以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的镜鉴。现实表明，官商勾结之于民企，虽看似发展“捷径”，却蕴o？了难以估量的风险。虽然确有少数企业曾通过与政府“合作”杀出重围，成为业内翘楚，但在更广大的意义上，这种勾结只能导致普适性规则的缺失，置大多数其他民营企业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由于在官商勾结之中，权力的*极易左右和侵蚀民企，走此“捷径”或千方百计想挤上此“捷径”的民企，其实面对着比市场环境更难把握的高风险，其命运可能相当悲惨。有心求扎实发展、建百年基业的民企，应当也必须避此险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2）

当然，避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因官商勾结而扭曲，关键还是摆正政府的位置。“华光案”究其根源，与其说是民企的过失，毋宁说是政府权力膨胀而不受约束的结果，而具体的政府官员则利用了这种权力。应当承认，中国在改革的现阶段强调发展民营经济和“国退民进”，不仅指企业之进退，还包括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这一要义。而后者的难度更大。

当前各级政府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干预企业行为、扭曲市场竞争，民营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在资源、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倘政府权力没有有效制衡，则与政府及其官员合作就很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此，调整政府角色，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近期内，政府权力完全退出市场尚难实现，可退而求其次，建立起普适性规则，使民营企业向官方索取资源时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舞台；长远计，则应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借依法治国之途限制政府权力，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创造必备环境。所有的努力都只能从眼前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从限制官商勾结到杜绝官商勾结，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进之路会充满曲折，却应当是有希望的。

…2004年第13期…

对*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

让人主动想做好官，不想、不敢也不能做坏官，需要一种健全机制，现在就应当对此进行更积极的探索。

近来反*案件曝光很多，这毫无疑问表明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在加大。本月曝光数起，最突出的，包括了深圳能源集团总经理劳德容案、海南工商局长马招德案、湖北证券前总裁陈浩武案、三峡证券前管理层案等，引起人们诸多思索。报道这类新闻有不同的办法，《财经》着眼于翔实报道事实经委，提供案件发生的经济背景与体制背景，并分析*在相应经济领域发生的各种环节。我们相信，这种努力不仅符合新闻调查报道的基本经则，而且可以为*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提供典型案例。这对于中国反*的整体战略安排与制度设计是有意义的。

可能会有一种看法认为，*就是鲜廉寡耻、道德败坏，有多少玄机可以分析呢？关键还是对官员思想品质的教育和考察。还有些“反面教材”在编制时侧重从现象进行归纳，从个别而一般，总结出诸如“贪官多喜欢养情妇”、“贪欲膨胀铤而走险”之类的规律，试图给后人以警示。这些当然都是有道理的，思想教育、纪律检查由是显示出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并应当特别看重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分析。特别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而*的发生不可能不与改革的制度安排相关，经济学家在*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有了更切近的现实指导意义。

经济学家在认识问题时，有其特殊的视角、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例如官员受贿的经因，经济学家就会提出，在具体情境下的需求和供给是如何形成的？贿赂价格是怎么确定的？再如*行为的后果，经济学家会思考，*对资源配置是什么影响？是促进配置还是制造稀缺？*会最终导致什么样的产出效应？又如反*机制设计，经济学在设问，微观约束更容易发挥作用，还是宏观环境更重要？如果两者并重，则重点各是什么？等等。很显然，这些分析都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现实问题。

近年来，海外学术界和国际组织已经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国内学术界最近在此领域也有高水准实证研究成果问世。现实中有更多的案例以比较全面立体的方式展示开来，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而理论又可成为认识现实和指导实践的工具。以经济学眼光观察*问题可以看到，从交通领域的卢万里到工商系统的马招德，从企业家劳德容到省委书记刘方仁，其滑入堕落深渊的路径有很大差别，一旦堕落之后的敛财模式也很不一样。仔细分析其过程，可以发现有“供方主导型*”，亦即所谓被à？下水的情形；也有“需方主导型*”，亦即有计划有预谋地索贿。供方主导的堕落敛财方式比较多样化，贿赂价格也不很确定；而需方主导的堕落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市场，价格也相对更高，与预期惩罚力度形成函数关系。

经济部门的*与改革的进程相关，也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结论。例如，交通领域“四位一体”的投资体系，以及工商管理系统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实——这些已经被列为改革重点却推进困难的领域，正是*产生的土壤。在这里，改革迟滞的阻力来自旧体制的受益者，也就是学界早已指出的“中间利益集团”。多年来，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这样一批利益团体，他们不愿退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他们更不喜欢透明度，担心光天化日无法掩盖贪赃枉法。这部分人主要存在于系统内，也表明改革不仅需要系统的自主也需要系统外的强制力，而且绝不能在渐进的口号下一再拖延，改革需要加速。

现实还表明“好官激励”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机制，否则廉政就只能是表面文章。马招德、劳德容，还有四川交通厅厅长刘中山，这些人在经济丑闻曝光之前，都是廉政表率或先进人物，后来出现的反讽其实不必夸大，更需要思考的是微观机制设计。例如，学界已经讨论多年的企业家合理报酬、高薪养廉，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恰当安排呢？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在确保廉洁的意义上实现局部均衡呢？让人主动想做好官，不想、不敢也不能做坏官需要一种健全机制，现在就应当对此进行更积极的探索。

很长时间，有一种看法，觉得*可恶需要适当曝光，但不能谈得过多，谈多了会影响公众信心。这种鸵鸟式的做法殊不可取。我们期待透明，愿意直面和剖析现实。唯此，方可寻求“补天之道”。

…2003年第18期…

“卖官链”经济分析

买卖官位的交易中，交易主体是上下级官员，交易的对象是“*权”。

2003年9月初，新华社播发了海南省工商局局长马招德收受18名下级官员贿赂、买卖官位的消息。《财经》杂志随后于9月20日号发表了封面文章《马招德卖官链》。至今已近一年，涉及大规模卖官的经济罪案在继续曝光。最近已由北京检察机关结案的前黑龙经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更加触目惊心。

“马招德案”昭然之时，我们曾主张“对*现象进行经济学思考”。今日目睹“卖官链”范围之广，为害之烈，更以为对此现象进行经济分析大有必要。

以经济学的眼光看，但凡官员*必然是以权力换利益的扭曲交易。而卖官比一般性官员*的交易规则更扭曲，其经济成本更高昂。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官员除薪酬之外并无其他财务收益，在交易“官位”之时，实际交换的不是官位本身，而是官位带来的*机会。在一般官员*中，交易主体是官与商，*均衡价格为特定交易所预期获得的商业利益。而在买卖官位的交易中，交易主体是上下级官员，交易的对象是“*权”，其均衡价格只能是未来长期一系列*行为所带来的现金流总和的贴现。可盈利的官位于是具有明显的“企业”性质，而一旦形成“卖官链”，则其中的各级官位可类比为层层控股的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等等。

由是，一般性权力*可一次完成，而官官之间的权钱交易，则必是一组连环，通过未来的官官或是官商交易方可完成。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只有预期收入足够高，买家才可能愿意支付相应的成本去获得未来的现金流。因此，买卖官位成风成链，很可能表明在相应范围，行政权力“市场化”（*）已达到相当程度。卖者固然可以无本生利，买者为求拿回成本、增加收益，也必须在未来为官生涯中抓紧寻租，甚而积极设租。卖官链的形成，意味着长期由公众承担贪官付出的*成本。这不再是一般*交易中“周瑜打黄盖”的成本分担局面，而是买卖双方共谋剥夺无辜第三方——所出卖的权力边界内的公众。

经济学家谈起逆向选择经理时，喜欢讲“劣币驱逐良币”的例子。一旦卖官成链，则官员选拔必是“劣官驱逐良官”。因为但凡能进入卖官“市场”之人，已经不可能具备称职官员的基本素质。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审结或即将审结的“马招德案”、“赵洪彦（经黑龙经省人事厅厅长）等”、“马德案”所涉官员之众生图，无不证实了这种可叹的现实。而即将大白于天下的“*（经黑龙经省政D？主席）案”、“徐国健（经经苏省组织部长）案”，亦很难逃出既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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