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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石晋之亡（第1页）

天福七年（942年），契丹以晋招纳吐谷浑，遣使来让。高祖忧悒，不知为计。五月己亥，始有疾。六月乙丑，殂。《通鉴》。兄子齐王重贵立，是为少帝。《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同。欧《史》称为出帝，盖援卫辄、鲁哀公之例以名之也。《出帝纪》云：父敬儒，高祖兄也。为唐庄宗骑将，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家人传》：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孙。子曰重贵、重信、重义、重英、重胤、重睿、重杲，而上文叙其弟，又有重胤之名，下文云：重胤，高祖弟也，不知其亲疏，高祖爱之，养以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齿诸子，则去重贵、重胤，实止五子。《旧史》及《五代会要》，高祖尚有子重进。欧《史》总序七子时，虽未及其名，然下文云：高祖叔兄与弟敬殷、子重进，皆前即位卒。重英，高祖起太原时为右卫将军，重胤为皇城副使，皆见杀。二人时匿民家井中，捕得诛之，并族所匿之家，其滥刑如此。薛《史·末帝纪》重胤作重裔，《通鉴》同。重信、重义为张从宾所杀，已见上节。后追封赠时，亦皆及重进，则高祖确有是子。据《旧史》及《五代会要》：重英为高祖长子，重信第二，重义作重，第三，重进第五，重睿第七。重杲，欧《史》云：小字冯六，未名而卒，重果追封时赐名。盖其次居六？重信死时年二十，生于贞明三年，重义死时年十九，生于贞明四年，新旧《史》同。重贵生于天祐十一年，《旧纪》。即乾化四年，无反居其次之理。则《家人传》云高祖七子者，其第四当为重胤。去重胤言之，则《出帝纪》之六子，重贵要不在其列也。《家人传》云：高祖卧疾，宰相冯道入见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于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怀中。高祖虽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托道也。高祖崩，晋大臣以国家多事，议立长君，而景延广已阴许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高祖纪》：天福三年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贵为郑王。《出帝纪》：天福八年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论曰：礼，兄弟之子，犹子也，重贵书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书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盖出帝于高祖，得为子而不得为后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于冯道怀中而托之，出帝岂得立邪？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以为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使高祖无子，出帝得为后而立以正，则不待绝其所生以为欺也。然则高祖本无以重贵为子之事。云以重贵为子者，乃其篡立时欺世之谈也。景延广者，本梁将，后事唐。明宗时，朱守殷以汴州反，晋高祖为六军副使，诛从守殷者，延广为汴州军校，当诛，高祖惜其才，阴纵之使亡。盖自以为有恩焉？故后录以为客将。即位，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是时为马步

军都指挥使。冯道等盖为其所胁也？于是武人干政之局成，而晋高祖一生，伈沁伣伣，以事契丹者，其局亦一变矣。高祖六子，重信为李皇后所生，余皆不知其母。二孙：曰延煦、延宝。欧《史》云：出帝以为子。后延煦等从帝北迁，不知其所终。《旧史》云：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长于公宫，及少帝北迁，不知其所终，疑即延煦、延宝也。

耻臣契丹而反前人之所为，是也，然出帝与景延广，则皆非其人。用兵自有形势。燕、云既丧，河东尚有雁门内险可扼，河北则已无险可守。此时欲攘契丹，纵不能更取山后，亦必当恢复幽州。欲复幽州，则自汴北出之兵必极强，河东之兵又必能东出井陉以为之援，且北出雁门，以挠敌后。然是时皆不能也。敌兵一出，即抵邺都。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岂能专以浪战为务？况不能战邪？高祖颇称节俭，而出帝则适相反。天福八年（943年），秋，幸大年庄。还，置酒景延广第。延广所进器服、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又进帛五千匹，绵一千四百两，马二十二匹，玉鞍、衣袭、犀玉、金带等，请赐从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从者各有差。帝亦赐延广及其母、妻、从事、押衙、孔目官等称是。时诸镇争为聚敛，赵在礼所积巨万，为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赀，乃以延煦娶在礼女，聘币百五十床。在礼谓人曰：“吾此一婚，所费千万。”时为开运三年（946年），国势已危如累卵矣。重胤妻冯氏，帝于居丧中纳之，以为后。群臣皆贺。帝顾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群臣出，帝与皇后酣饮歌舞。过梓宫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绝倒，顾谓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皇后与左右皆大笑，声闻于外。帝自期年之后，即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阳城之捷，见下。谓天下无事，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赏赐优伶无度。桑维翰谏曰：“乡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战士见之，能不觖望？”帝不听。《通鉴》开运二年（945年）。中渡败后，见下。危亡已在旦夕，仍幸沙台射兔。桑维翰求见，帝方调鹰苑中，不暇见。景延广一出西京，见下。度必不能支契丹，乃为长夜之饮，大治第宅，园置伎乐，惟意所为。若君若臣，皆全无心肝者也，此而可以攘夷狄邪？

斯时之中国，则仍岁旱蝗、大水，民饿死及流亡，见于奏报者，动辄千万。见《旧史》天福八年（943），开运二（945年）、三年（946年）《本纪》及《通鉴》。而政府屡遣使括民谷，《旧史·本纪》：天福八年六月，遣内外臣僚二十八人往诸道州府率借民谷。《通鉴》云：分遣使六十余人。《纪》又云：时使者希旨，立法甚峻。民有碓硙泥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九月，诸州郡括到军食，以籍来上。吏民有隐落者，并处极法。《新史·本纪》：是岁八月，检民青苗。十月，括借民粟。率民财，《旧史·本纪》：开运元年四月，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诸道括率钱帛，以资军用。《通鉴》云：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纵吏卒，携锁械刀杖入民家。小大惊皇，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又遣使率民马，《旧纪》：开运元年正月，诏率天下公私马，以资骑军。二年八月，分遣使臣于诸道率马。抽乡民为兵，《旧纪》：开运元年三月，诏天下抽点乡兵。凡七户出一士，六户资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为军号。二年正月，改为天威军。《通鉴》云：凡得七万余人。时兵荒之余，复有此扰，民不聊生。吏又乘之为奸，致群雄蜂起。天福八年（943），朝廷以恒、定饥甚，独不括民谷，杜威奏称军食不足，请如诸州例，许之。威即重威，避出帝讳去重字。威用判官王绪谋，检索殆尽，得百万斛，威止奏三十万斛，余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复满百万斛。来春粜之，得缗钱二百万。将帅之全无心肝又如此，纵无敌国外患，亦岂可以一朝居邪？

北狄隆氏族而未能建国家，故不甚知君臣之义、尊卑之分，准诸族众，则以父子、兄弟、伯叔、父侄为称而已。然刘知远谏晋高祖，谓“于契丹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一若父子与君臣，有尊卑之异者？盖尔时之所谓臣，仅如《辽史》所谓属国，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助军众寡，各从其便，《辽史·兵志》属国军。称子则有进于此也。然其后高祖事契丹谨，契丹太宗乃请高祖不称臣，不上表，来往缄题，止用家人礼，但云儿皇帝，《旧史·契丹传》。《通鉴》天福三年（938年）同。则渐于中国之俗，以君臣之分，为严于父子矣。出帝即位，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李崧及冯道依违其间，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来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通鉴》。《考异》云：乔荣，《汉隐帝实录》作乔荧，《陷蕃记》作乔莹，从晋少帝、汉高祖《实录》《景延广传》《契丹传》。回图，《旧史·景延广传》作回国。《契丹国志》同。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负。乃释荣，慰赐而归之。天福八年九月。荣辞延广，延广大言曰：“归语而主：‘先帝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毋悔也。’”荣自以亡失货财，恐归获罪，且欲为异时据验，乃曰：“公所言颇多，惧有遗忘，愿记之纸墨。”延广命书其语以授之。荣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称孙，出帝一人与契丹主之关系耳，称臣则以国下之，延广所持之义，未为不正，然启衅必有其备，戎事不饬，而徒为大言，则近于儿戏矣。

时杨光远心怀觖望，密召契丹，言中国可取。赵延寿又说之。契丹主乃以延寿及赵延昭为先锋，自将入寇。开运元年正月，陷贝州。晋以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时河北危，诸州求救者相望。乃以景延广为御营使，下诏亲征。至澶州，使高行周先发。契丹围之戚城，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引契丹济河攻郓州，以援杨光远。帝使李守贞击败之，自将救高行周。契丹解去。契丹主攻澶州，帝出兵与战，亦退去。四月，契丹主留赵延昭守贝州，北归。帝亦留高行周镇澶州，归大梁。延昭弃城，屯于瀛、莫，阻水自固。帝命李守贞攻杨光远。十二月，青州食尽。光远子承勋等劫其父以降。命李守贞便宜处置。守贞遣人拉杀之。是役也，契丹未尝大举，故晋幸而获济。然战场即在河北，已如末帝时梁、唐间之形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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