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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关于的历史记载（第1页）

以下是“第十二届基列研究专题研讨会”会议记录的部分文字。该研讨会是“国际史学会大会”的部分内容，于二一九五年六月在努纳维特地区迪奈大学举行。

主席：努纳维特地区迪奈大学高加索人类学系玛洋·克里森·穆恩教授。

主要发言人：英国剑桥大学20-21世纪档案馆馆长詹姆斯·达西·皮艾索托教授。

克里森·穆恩：

很高兴欢迎各位莅临今天上午的讨论会。看到如此众多的学者聚集在此聆听皮艾索托教授的演讲，令我不胜欣喜。相信皮艾索托教授的发言一定精彩绝伦，富有价值。基列研究会的同仁们一致认为，这段历史时期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因为它是重新绘制世界版图、特别是这个半球版图的决定性因素。

在演讲开始之前，先宣布几件事。明天的垂钓活动将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哪位忘了携带合适的雨具和驱虫剂，可以到登记台购买，收费低廉，尽可放心。“漫步自然”和“野外仿古着装演唱”活动安排在后天举行，因为根据我们一贯正确的乔尼·冉宁·多格教授的预测，届时天气有望转晴。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下本次大会上由基列研究会主办、作为第十二届研讨会部分议程的一些其他活动，欢迎大家参加。明天下午，来自印度巴洛达大学西方哲学系的哥珀·切特吉教授将作题为“早期基列国家宗教中的克利须那和卡莉成分”的报告；星期四上午的报告人是塞林达·梵·布伦教授，他来自得克萨斯共和国圣·安东尼奥大学军事史系。梵·布伦教授的报告题为“华沙战略：基列内战中的城市中心包围策略”，届时他将引用大量实例，相信一定十分精彩。这些活动想必大家都会殷切希望参加。

另外我还要提醒我们的几位主要发言人遵守时间——虽然此话显然有些多余。我们得留下足够的提问时间，另外我想谁也不愿意像昨天一样误过了午餐时间。（笑声）

皮艾索托教授不用我来介绍，他在大家中间早已是声名遐迩，广为人知。即使无缘和他相识的人，从他浩如烟海的著作中也已对他的大名耳熟能详。他的著作包括《历代节约法令：文献分析》，以及著名研究成果：《伊朗与基列：从日记中展现的两个二十世纪后期的单一神权国家》。大家都知道，皮艾索托教授与其剑桥大学的同仁诺特里·维特教授合作主编了眼下正在审议中的这部书稿，他在促使这本书由录音转述成文字、注释和出版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发言的题目是：“有关《使女的故事》真实性鉴别中的一些问题”。

有请皮艾索托教授。

掌声。

皮艾索托：

谢谢主席。相信各位都很欣赏昨天晚餐上可爱的红点鲑，此刻我们在欣赏一个同样可爱的来自北极地区的会议主席。这里使用的两个“欣赏”意思极其明确，当然绝不包括早已废弃不用的另一层意思。（笑声）

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希望就我简短发言的题目所提示的内容，谈几个与所谓的书稿有关的问题。这部名为《使女的故事》的书稿，如今已为大家所熟悉。我之所以称它为“所谓的”，是因为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并非它的原始样貌。严格来说，它刚被发现时，根本称不上书稿，也没有书名。《使女的故事》这个名字是维特教授加上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为了向伟大的杰弗里·乔叟表示敬意，可是，当我说相信所有的双关语都是有意为之，特别是这个双关语与古语中那个带有下流意味的词“尾巴”有关，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词又正是我们这个长篇故事论述的基列社会历史阶段中争端起因的时候，那些和我一样与维特教授有私交的人都会明白我话里的意思。（笑声，掌声）

这件物品——我觉得用“文献”这个词有些不妥——是在昔日班各城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它位于基列政权统治开始之前的缅因州。我们都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是作者提到的“妇女地下交通网”的一个著名站点，后来被爱开玩笑的历史学家们戏称为“不贞女子地下交通网”。（笑声，哼哼声）因此，我们研究会对它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这件物品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铁制的床脚柜，美国军用品，生产时间大约是一九五五年。这点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床脚柜在商店里作为“军用剩余物资”经常有售，必然四处可见。但这个柜子用过去人们邮寄包裹时用的那种胶带紧紧封住，里面大约有三十盒卡式录音带，这种录音带早已在大约八九十年代期间随着激光唱盘的出现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让我提醒各位此类东西并非首次发现。举个例子，各位一定很熟悉那件放在西雅图近郊住宅区一个车库里的《A.B.自传》，以及人们在过去的纽约州中部城市锡拉丘斯附近建造新会堂时偶然挖掘出来的《P.日记》。

维特教授和我对这项新发现感到十分兴奋。多亏几年前我们优秀的馆内古文物技师组装了一台能够播放这种磁带的录放机，于是我们立刻着手进行将录音转述成文字的艰巨工作。

磁带总共大约有三十盘，叙述间夹杂着不同数量的音乐。一般来说，每盘磁带开始时都先是两到三首歌，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接着音乐突然中断，换上说话声。是一个女声，根据我们的声纹专家判断，从头至尾均为同一人。磁带上的标签标着真实日期，不用说是在早期基列时代开始之前的某个时期，因为所有此类世俗音乐在基列政权统治下都是明令禁止的。例如，有四盘《猫王金曲》、三盘《立陶宛民歌》、三盘《乔治男孩即兴独奏》和两盘《曼多瓦尼柔和弦乐》，另外还有一些标题只有一盘。其中《卡内基会堂的扭妹儿》是我最喜欢的一盘。

虽然标签真实无假，却并不一定都贴在相应的音乐磁带上。此外，磁带没有按一定顺序摆放，随便散乱着，也没有标号。因此，整个故事完全靠维特教授和我两人把一段段口述按照其在表面上的进展脉络组合而成。不过，正如我在别处所说，这种组合毕竟是依靠猜测完成，只能视为大致正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字转述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又反反复复核对了几遍，因为有口音、指称不清以及古词使用等诸多因素的干扰，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困难。接下来便是决定这些经过千辛万苦得来的材料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有几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首先，这些磁带也许是伪造的。大家都知道，此类赝品屡见不鲜，出版商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自然是希望借此类故事的轰动效应大捞一把。在我看来，历史上的某段时期很快成了其他社会及其拥护者并非特别出于教育目的的传说素材，也使许多伪善者的沾沾自喜显得理直气壮。请容许我在此插入一句我个人的意见，我要说，依在下之见，我们对基列人进行道德审判时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当然，如今我们都知道这种审判是我们这个文化所特有的，难以避免。此外，基列社会处于沉重压力之下，比如人口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且受到某些因素的支配，而我们自身却有幸不用受其支配。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横加指责，而是力图理解。（掌声）

扯远了，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这种磁带很难伪造，同时看过磁带的专家向我们保证，这些实物本身真实无疑，绝非伪造。至于录音本身，也就是重叠在音乐磁带上的声音，更不会是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制作的。

好，假定这些磁带都是真的，那么，讲述本身又是什么性质？显而易见，它不可能在其所描绘的时间里录制，因为假如作者说的是实话，她不可能拿到录音机和磁带，也不可能有隐蔽的地方来做这件事。此外，讲述中带有某种思考的成分，我觉得足以排除掉同步发生的可能。那微微的几乎不动声色的情感流露，说明它即使不是在平静中，至少也是事后的回想。

我们觉得，假如可以确定叙述者的身份，便可以着手说明这份文献——请允许我出于简洁考虑这么称呼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试着从两条线索进行调查。

首先，我们试着从昔日班各城的城市平面图和其他现存的文献，来确定当时位于发掘地上房屋的主人。根据推断，这所房子有可能是当时“妇女地下交通网”的一个“安全屋”。作者也许就藏在屋里，阁楼上或地下室里，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制作录音。当然，也不排除这些磁带是制作好之后才弄到我们说的地方的。我们希望能够顺藤摸瓜，找到假设房主的后代，并希望通过他找到其他材料：包括日记，或者更进一步，找到家人之间的趣闻轶事什么的。

不巧，这条线索毫无结果。假如这些人真是地下交通网的站点，可能早就被发现并逮捕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关于他们的资料都将被尽数销毁。于是我们开始另一种方法。我们查询了那段时期的所有史料，试图将著名历史人物和作者讲述中提到的人物对号入座。当时幸免于难的资料只能零零星星找到一些，因为基列政权习惯在各种清洗运动和内部动乱后清理电脑内容并销毁打印材料，不过还是有一些打印材料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些确实被偷偷运到了英国，被五花八门的“挽救妇女”协会作为宣传之用，那时在不列颠群岛有很多这样的组织。

我们对直接找到讲述者本人不存奢望。内在证据表明，她是第一批招来完成生育任务、并分发给那些需要这种服务同时又够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上层官员的妇女中的一员。这个政权轻而易举便收罗了一大批这种女人，方法非常简单：宣布所有二次婚姻及非婚同居关系皆属通奸行为，逮捕女方，并以她们行为不端、道德败坏为由，没收她们已有的孩子，让没有子嗣、盼子心切的上层人家领养（到了中期，这项政策推广到适用于所有未在国教内订婚的婚姻）。这样一来，在基列政权中身居高位的男性便可以在那些已经生育了一个或多个健康孩子，从而证明有良好生育能力的女性中进行挑选。在高加索种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年代，能生育健康孩子这一点是求之不得的美德，这种现象不仅在基列，在当时的大多数北高加索社会也都能看到。

我们不太清楚导致人口锐减的原因。当然，一些不育症显然与在基列之前的时期广为普及的各种节育、避孕手段有关，包括堕胎。当时还有一些不育是强迫的，这可以用来解释高加索人和非高加索人之间不同的统计数字。但并非人人如此。还用我来提醒大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吗？R型梅毒泛滥成灾，臭名昭著的艾滋病病毒蔓延流传，一旦整个人口得上这些疾病，许多有性能力的青年人便从生殖群中被淘汰出局。死胎、流产、遗传畸形十分普遍，日益严重。这种趋势与各种核电站事故、核反应堆停堆以及那一时期特有的蓄意破坏事件有紧密关联，与此相关的还有化学与生物战争储备物资及有毒废料堆发生泄漏，这些废料堆有成千上万，合法、不合法的都有——在一些地方，这些有毒物质被随便倒进下水道里——再有就是随意滥用化学杀虫剂、除草剂以及其他喷剂。

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其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基列政权并非当时对之作出反应的惟一国家。例如，罗马尼亚先基列一步，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禁止所有节育措施，对女性人口要求实行义务妊娠试验，并将生育与提职、加薪挂钩。

对我称之为生育服务的需要早在基列前时期已经得到社会认可，当时这种需要主要通过以下一些不尽人意的方法来满足，例如“人工授精”、“生育诊所”以及使用“代孕母亲”，雇来专事生育。基列以违反教规为由废除了头两个方法，但第三个方法因为在《圣经》中有先例可循而被法定下来并加以实行，从而用古老的在《旧约》开始时期和十九世纪前犹他州实行过的同期一夫多妻制代替了基列前时期屡见不鲜的分期一夫多妻制。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新的制度在取代先前的制度时，都无一例外地要吸收先前制度中的许多成分，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体系中的异教成分以及从先前的沙皇秘密警察衍变而来的苏俄“克格勃”即是明证。基列也不例外。例如它的种族政策，是牢牢植根于基列前时期的，种族恐惧也在情感上起了一些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基列取代原有政权得已顺利完成。

讲述者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必须将其放在她身处的历史阶段的大轮廓中进行审视。然而除了她的年龄、一些在人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的身体特征以及她居住的地方外，我们对她知之甚少。她应该是一位知识女性，只要是在当时任何一所北美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称为有知识的人。（笑声，几声哼哼）大家知道，这种人遍地都是，因此这一点同样无济于事。她认为没有必要把真名告诉我们，确实，在她进入“拉结和利亚感化中心”后，所有与名字相关的正式记录肯定都已遭到销毁。“奥芙弗雷德”并不能提供任何线索，就像“奥芙格伦”一样，它是一个源于父名的姓，由表示所有关系的介词和故事中那位高层人物的名字构成。这类名字只有在这些女人进入某一个大主教家里后才开始使用，离开时便随之放弃。

文献中的其他名字对身份确定和真实性鉴别同样也毫无用处。“卢克”和“尼克”完全是空有其名，就像“莫伊拉”和“珍妮”一样。很有可能这些全是用来掩护那些人的化名，以防万一磁带被人发现。假如真是如此，它将证明我们的观点不无根据，即这些磁带是在基列境内录制的，而不是在境外录好后再偷运回来给“五月天”地下组织使用。

以上种种可能性排除后还剩下一种可能。我们觉得，假如能够确定难以把握的“大主教”的身份，整个研究一定会有所进展。我们认为，这个身居高位的人物很有可能是首批绝密“雅各之子智囊团”成员，就是这个团体费尽心机构建了基列的哲学和社会体系。它是在超级大国军事僵局得到公认，秘密“势力范围协议”签署之后不久成立的，这项协议使超级大国们得以不受外国干扰，自由处置国内日益扩大的反叛势力。“雅各之子智囊团”的正式会议记录都在其中叶时期“大清洗”运动中销毁，该运动使许多基列缔造者名声扫地，惨遭清洗。不过通过和在座的一些人一样同为社会生物学家的威尔弗雷德·林普金教授用密码写成的日记，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资料。（众所周知，有关自然界一雄多雌性的社会生物理论被基列政权利用来作为推行其一些奇怪做法的科学依据，就像达尔文主义被早期思想体系利用了一样。）

从林普金留下的材料中，我们知道有两个人可能性较大，也就是两个姓名中带有“弗雷德”的人。一位是“弗雷德里克·R.沃特弗德”，另一位是B.弗雷德里克·贾德。没有他们的任何照片，但据林普金说，贾德是位妄自尊大的人，他在日记上的原话是这样的，“一位得在高尔夫球场上施以性爱前奏挑逗取悦的家伙。”（笑声）林普金本人在基列政权建立后也没能活多久。多亏他有先见之明，将日记存放在家住加尔各里的嫂子家里，我们才有幸一睹那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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