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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妹妹小青（第1页）

如果还活着，妹妹小青应当在二月十日这一天过她的四十岁生日。事实上，妹妹小青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现在是一九九九年的二月九日深夜，我坐在南京的书房里，怀念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小青。妻已经休息了。女儿也已经休息了。她们相拥而睡，气息均匀而又宁静。我的妻女享受着夜，享受着睡眠。我独自走进书房，关上门，怀念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小青。

应当说，妹妹小青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女孩子。她极少参与一般孩子的普通游戏。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她就展示了这种卓尔不群的气质。小青时常一个人坐在一棵树的下面，用金色的稻草或麦秸编织鸟类与昆虫。小青的双手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本领。小青是一个舞蹈天才，如果心情好，她会一个人来一段少数民族舞。她的一双小手在头顶上舞来舞去的，十分美好地表现出藏族农民对金珠玛米的款款深情。我曾经多次发现当地的农民躲在隐蔽的地方偷看小青跳舞。小青边跳边唱，“妖怪”极了（当地农民习惯于把一种极致的美称作“妖怪”）。但是当地的农民有一个坏习惯，他们沉不住气，他们爱用过分的热情表达他们的即时心情。他们一起哄小青就停下来了。小青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小姑娘，一个过于害羞的小姑娘。小青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来疯式的小喇叭。这样的时刻小青会像一只惊弓的小兔子。她从自我沉醉中惊过神来，简直是手足无措，两眼泪汪汪的，羞得不知道怎么才好。然后小青就捂住脸一个人逃走了。而当地的小朋友们就会拍着巴掌齐声尖叫：“小妖怪，小妖怪，小青是个小妖怪！”

小青秉承了父亲的内向与沉默，母亲却给了她过于丰盈的艺术才能。小青大而黑的瞳孔就越发显得不同寻常了。在这一点上我与妹妹迥然不同。我能吃能睡，粗黑有力，整天在村子里东奔西窜，每天惹下的祸害不少于三次。村子里的人都说：“看看小青，这小子绝不是他爹妈生的，简直是杂种。”基于此，村里人在称呼妹妹小青“小妖怪”的同时，只用“小杂种”就把我打发了。我们来到这个村子才几个月，村里人已经给我们一家取了诨名。他们叫我的父亲“四只眼”，而把我的母亲喊成“哎哟喂”——母亲是扬州人，所有的扬州人都习惯于用“哎哟喂”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一听就知道，我们这一家四口其实是由四类分子组成的。

妹妹很快就出事了。她那双善舞的小手顷刻之间就变得面目全非，再也不能弓着上身、跷着小脚尖向金珠玛米敬献哈达了。那时候正是农闲，学校里也放了寒假，而我的父母整天都奋战在村北的盐碱地。那块盐碱地有一半泡在浅水里，露出水面的地方用不了几天就会晒出一层雪白的粉，除了蒲苇，什么都不长。但村子里给土地下了死命令：要稻米，不要蒲苇。具体的做法很简单——用土地埋葬土地。挖地三尺，再挖地三尺，填土三尺，再填土三尺。这样一来上三尺的泥土和下三尺的泥土就彻底调了个个。工地上真是壮观，邻村的劳力们全都借来了，蓝咔叽的身影在天与地之间浩浩荡荡，愚公移山，蚂蚁搬家，红旗漫舞，号声绵延，高音喇叭里的雄心壮志更是直冲天涯。那个冬季我的父母一定累散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去蹲厕所，他居然蹲在那里睡着了。后果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他在翻身的时候仰到厕所里去了。“轰嗵”一声，把全村都吓了一跳。因为此事父亲的绰号又多了一个，很长时间里人们不再叫他“四只眼”，直接就喊他“轰嗵”。

父母不在的日子我当然在外面撒野，可是妹妹小青不。她成天待在铁匠铺子里头，看那些铁匠为工地上锻打铁锹。对于妹妹来说，铺子里的一切真是太美妙了，那些乌黑的铁块被烧成了橙红色，明亮而又剔透，仿佛铁块是一只透明的容器，里面注满了神秘的汁液。而铁锤击打在上面的时候就更迷人了，伴随着“当”的一声，艳丽的铁屑就像菊花那样绽放开来，开了一层子，而说没有就没有了。铺子里充满了悦耳的金属声，那些铁块在悦耳的金属声中延展开来，变成了人所渴望的形状。我猜想妹妹一定是被铁块里神秘的汁液迷惑了，后来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点。她趁铁匠把刚出炉的铁块放在铁砧上离去的时候，走上去伸出了她的小手。小青想把心爱的铁块捧在自己的手上。妹妹小青等待这个时刻一定等了很久了。妹妹没有尖叫。事实上，妹妹几乎在捧起铁块的同时就已经晕倒了。她那双小手顿时就改变了模样。妹妹的手上没有鲜血淋漓，相反，伤口刚一出现就好像结了一层白色的痂。

妹妹是在父亲的怀里醒过来的，一醒来父亲就把妹妹放下了。父亲走到门口，从门后拿起了母亲的捣衣棒。父亲对着我的屁股下起了毒手。要不是母亲回来，我也许会死在父亲的棒下。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是在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体会到的。那一次我骑自行车带女儿去夫子庙，走到三山街的时候，女儿的左脚夹在了车轮里，擦掉了指甲大小的一块皮，我在无限心疼之际居然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就在抽嘴巴的刹那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愣在了大街上。女儿拉住我的手，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能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妹妹的手废了。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小姑娘从此便把她的小手放在了口袋里，而妹妹也就更沉默了。手成了妹妹的禁忌，她把这种禁忌放在了上衣的口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妹妹的幻想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一到过年妹妹就问我的母亲：“我的手明年会好吗？”母亲说：“会的，你的手明年一定会好。”妹妹记住了这个承诺。春节过后妹妹用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盼来了第二年的除夕。除夕之夜的年夜饭前妹妹把她的双手放在桌面上，突然说：“我的手明年会好的吧？”母亲没有说不，却再也没有许愿。她的沉默在除夕之夜显得如此残酷，而父亲的更是。

第二年如愿的是村北盐碱地里的蒲苇。开春之后那些青青的麦苗一拨一拨全死光了，取而代之的还是蒲苇。这一年的蒲苇长得真是疯狂。清明过后，那块盐碱地重又泡进了水里，而蒲苇们不像是从水里钻出来的，它们从天而降，茂密、丰饶、油亮，像精心培育的一样。盛夏来临的时候那些蒲苇已经彻底长成了，狭窄的叶片柔韧而又修长，一支一支的，一条一条的。亭亭玉立。再亭亭玉立。一阵哪怕是不经意的风也能把它们齐刷刷地吹侧过去，然而，风一止，那些叶片就会依靠最出色的韧性迅速地反弹回来，称得上汹涌澎湃。大片大片的蒲苇不买人们的账，它们在盐碱地里兀自长出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血运旺盛的世界。盐碱地就是这样一种地方：世界是稻米的，也是蒲苇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蒲苇的。

但我们喜欢蒲苇，尤其是雄性蒲苇的褐色花穗。我们把它们称作蒲棒。在蒲苇枯萎的日子里，我们用弹弓瞄准它们，蒲棒被击中的一刹那便会无声息地炸开一团雪白，雪白的蒲绒四处飞迸，再悠悠地纷扬。我们喜欢这个游戏。大人们不喜欢，原因很简单，蒲绒填不饱肚子，纷飞的雪绒绝对是稻米与麦子的最后葬礼。

在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大风的日子。我们手持蒲棒，十几个人并排站立在水泥桥上。大风在我们的耳后呼呼向前，我们用手里的蒲棒敲击桥的水泥栏杆，风把雪绒送上了天空。我们用力地敲，反正蒲棒是用之不竭的。满天都是疯狂的飞絮，毛茸茸的，遮天蔽日。

我不知道妹妹那时候在什么地方。她从不和众人在一起。然而从后来的事情上来看，妹妹小青一定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偷看我们的游戏。妹妹喜欢这个游戏。但她从不和众人在一起。元旦那天，妹妹小青终于等来了一场大风。妹妹一个人站上水泥桥，把家里的日历拿在了手上，那本日历是母亲两天前刚刚挂到李铁梅和李奶奶的面前的。妹妹在大风中撕开了元旦这个鲜红的日子，并用残缺的手指把它丢在了风里。然后，是黑色的二号，黑色的三号，黑色的四号，黑色的五号，黑色的六号。——妹妹把所有黑色的与红色的日子全都撕下来，日子们白花花的，一片一片的，在冬天的风里沿着河面向前飘飞，它们升腾，翻卷，一点一点地挣扎，最后坠落在水面，随波浪远去。许多人都看到了妹妹的举动，他们同时看到了河面上流淌并跌宕着日子。人们不说话。我相信，许多人都从眼前的景象里看到了妹妹的不祥征兆。

妹妹做任何事情都不同寻常，她特殊的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活着，妹妹小青一定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艺术家。艺术是她的本能。艺术是她的一蹴而就。她能将最平常的事情赋予一种意味，一种令人难以释怀的千古绝唱。但是，妹妹如果活着，我情愿相信，妹妹小青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与平常的母亲，我愿意看到妹妹小青不高于生活，不低于生活。妹妹小青等同于生活，家常而又幸福，静心而又知足。生活就是不肯这样。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村子里又来了一大批外地人。他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整天在学校的操场上坐成一个圈，听人读书、训话。而到了晚上，教室里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我们经常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学校那边传来严厉的呵斥与绝望的呜咽。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趴在围墙上，寻找那个夜间哭泣的人。但是，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他们的神情都一样，说话的语气、腔调甚至连坐立的姿势都一样。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像一群夜行的走兽，小心、狐疑、神出鬼没，你根本不能从他们的身上断定他们在夜间曾经做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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