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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领导的，但是，我一向是个喜欢刨根问底儿的人，何况这个事情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因为这个打到我们省委宣传部来的电话，与那个打到各报社不让发文章的电话，都让我刻骨铭心！

但是，副部长给足了我面子，他没有打官腔。但我事后一想，我问得有多么不妥呀，假如我是副部长，对于这种直截了当的发问，肯定也会心存不悦的，至少说明了一个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哪个领导不喜欢乖点儿的下级呢？这样一来，你还想往上升迁吗？你给人家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副部长说完了他的意思，微笑地看着我，等着我的表态。可我觉得我像一个被人家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孩子，面对应该给自己撑腰的家长，却无法得到真正的首肯。

我的倔强与我的自尊使我无法讨取也不想讨取任何人的欣赏。我的答复显然是生硬的。

我说，如果说到高姿态，那么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当面向我认错，否则，一切都谈不上的。

副部长的微笑在他喷吐出的烟雾中消失了。我只能起身告辞。事后，也不能不有些后悔，人家副部长毕竟是乘兴而来，快过年了呀，让人家不愉快这多不应该！

三天后，省委书记召开了全省文学艺术界专家迎春节茶话会，我有幸出席。

会上，我见到平时不易见到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当中有人知道了我在打官司的事儿，他们不同程度地询问着，关心着。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省委副秘书长东晓先生，他态度特别明确，他说，不能让他！他抄袭了我们作品他还有理了？！虽然短短几句话，但这是我所听到的来自省里领导方面最温暖的话，我当时鼻子一酸，就说不出话了。

一个人在受到委屈时，在感到深深无助时，这样的一句话，真是胜过千金呀！那些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在记述自己苦难经历时，为某位同情者的一句话而终生感动的情景是一点不为过的。人真是脆弱的，人真是情感的动物。人太需要支持和关心了！

茶话会由宣传部部长主持，而后是省委书记讲话。那一天的情况我记在日记中，是2001年1月20日。

茶话会之后就到了年根，好像是腊月二十九这天下午，我正在电脑前写作，接到了党组书记的电话。他说，宣传部的部长委托他打电话给我。宣传部长跟我并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他都不会知道我的名字。部长的意思很明确，是让我放弃这场官司，还说要安定团结云云。我的官司与安定团结挂上钩了，多受抬举呀！我一下子就炸了！我对书记发火了：这叫什么逻辑？这叫什么事儿？安定团结？这与安定团结有什么关系？这不纯粹是——我想说的是一句最粗俗的话，但我还是羞于吐出口，不说这种粗话，我就想骂人，可毕竟人家是领导呀，我一时找不到更赶劲儿的话，只能气得直喘气。

终于，我坚定地说：这个官司我打到底了！别说宣传部长，就是省委书记或者再高出几级的领导打电话劝我也多余了！我是不会放弃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11）

当我将电话“啪”地一声挂上时，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耳边似有一群苍蝇在乱飞。

我的心绪糟糕透顶，这种情绪一直影响了我的过年心情。

2001年的春节，我是在相当焦虑与烦躁中度过的。大年初一，我就与妻子吵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吵架，是我们结婚二十年都不曾有过的。

生气呀，真生气，生真气！我生气为什么他们按官阶递增着一个个找我，让我放弃维护正义的权益？他们怎么就这样无视知识产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一个区区主编、作家，置于庞大的官场不过一介书生，我只不过维护了我自己应该维护的权益罢了。我维护得多么脆弱多么无助，我这种微不足道的维权，居然影响了“安定团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然而，我更多想的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我们的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也并非是他们自己的本意，他们也是受人之托。而这种始终抓住，始终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来做我工作的人，怎么不会想想刘元举是个作家，他不是个想往上爬的人，他不会因为行政干预而放弃原则放弃尊严！他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他是个有着坚定的人生追求的人！如果我知道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或许我会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我可能会与他进行一场关于知识产权、关于是与非的激烈辩论。我还想问问他，张建伟为什么不认错？他不认错你为什么偏偏想让我退出让我放弃让我吃哑巴亏？你这样岂不是害了他吗？我还要问问他：世上有这个道理吗？你的东西被人家偷了，你还得高姿态，你还不能追究偷你东西的人，追究了就不利于安定团结！抄袭人家作品的人，不就是文盗吗？其性质与小偷何异？

妻子一向是个息事宁人的人。她身体不好，神经脆弱，经不起一点压力。尤其她总是替我担惊受怕。这种担惊受怕始于我第一次去闯荡黄河源时。

那一年是1988年。那时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时期，工作生活多方压力搞得我心灰意冷，就好像命运之神变着法儿作弄我。我们结婚就没有房子住，住在办公室里，颇有点苟且偷生之感。

好不容易给了房子，却是在边远的新乐小区而且是一楼，厢房。那个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条走廊曲里拐弯，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写作。屋子里采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这种极度狭窄的空间带来了我内心与日俱增的压抑与憋闷。终于我决定走出去透透气儿了。

我去往黄河源时，没有告诉妻子。她只以为我是因工作需要去西安组稿。

确实我头一站去了西安，住了两天，从西安坐上了去往西宁的列车。诗人晓雷当时还在《延河》编辑部，他一直把我送到车上，而且他给我联系了西宁的著名诗人白渔先生。我在西宁见到了白渔，他十分豪爽，与我一见如故，请我到他家吃饭并给我朗读他的黄河源抒情诗。他听说我要一个人去黄河源，眉头锁紧了。他说这个季节不好，要去应该在夏季，夏季黄河源头才充满诗情画意。他说格桑花美得不得了，他说苍蝇也可爱得不得了，可以像蜜蜂一样传授花粉。他说夏天的黄河源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却独独不赞同我在这春寒料峭的三月去往黄河源。

他见我执意要去，也不好再阻拦。《青海湖》杂志社的同仁们也曾劝阻我，他们听说我从未去过高原，便给我讲了好多高原上应该注意的事项。他们特别强调了高原反应。他们确实想得很细，替我借到了一件皮大衣。那是件很厚很沉的大衣，里边是白色的长毛，如果翻过来穿在身上，我就成了一只立起的绵羊了。亏了这件皮毛大衣，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对《青海湖》的编辑同仁们感恩不忘。

他们给我送行，我觉得他们的表情过于严肃，而这种严肃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这使我对于自己独闯黄河源本来就没底的心里边，更加显得没有着落了。但是，我仍然为自己平生决定的一次冒险而滋生着莫名的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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