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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我的亲戚是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他非常关心我的官司，他听到这么好的裁定下来了让他去取，他显得非常高兴。他乘坐当晚沈阳去北京的特快去往北京。他说一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取裁定书，然后，他用特快专递给我邮回来。

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刚到医院，我的手机就响了，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他们问我委托的人什么时候能到。我说七点多钟火车进站，到宾馆去先住下，然后就能去你们法院，大约得九点半到十点钟吧。过了不到半小时，他们又来电话催问怎么还没到？我说快了，可能马上就能到。当时我看表差一刻钟就到十点了。对方问我有没有手机可以联系？我说，那是位老人，他没有手机，我说我也联系不上，不过，这是位办事非常妥靠的老人，肯定不会有任何差错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打来电话，还是说人没到。我当时十分焦急，但也很为他们如此负责任而感动着。

又过了大约15分钟，我把电话打过去时，对方说人已经到了，我这才放下心来。

妻子当时作了化验，血色素低到8克，而红色素还有其他十几项指标都是低的，那张化验单右侧标的箭头全是朝下，大夫看后，马上让她住院治疗。如果从我的黄河源之行算起，1988年以来，她几乎每年住一次院，这是她第十次住院了。我接电话时，背着她，一些不好的消息我尽量回避她，可她一定要打听，我只好如实禀告。她自责地说，都怪她身体不好，要不，你自己前去取就保靠多了，何必还让人家法院一次次打电话。

三天后，我接到了特快专递。北京市最高法院的裁定书，一张薄纸，与上一封同样的纸张，但这是一份纠错的裁定书，上边是这样说的：

根据法律规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原二审裁定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用“两便原则”确定管辖不当，属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9号民事裁定，即驳回被告张建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这一次审判长是傅国忠。

多亏了申诉，多亏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责令。终于，我争回了一口气。

希望，重又朝我招手了。我的律师也非常高兴，他说他当了这么多年律师，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申诉几乎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答复的，这简直是罕见的。我感谢我的律师赵星奇，因为他的申诉状写得简洁而雄辩，我更庆幸我遇到了坚持正义的副院长曹建明先生！我真的希望能当面感谢他。但是，我无法感谢，只能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祝他春节愉快，也祝他一生平安。

我的亲戚到了南京后，给我打电话，他说这回可好了，快开庭了吧？我说是的，我当时感觉不日内就会开庭的。

平静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官司，重又有了动静。我所说的动静是来自我所起诉的那一方。

有关人士又给我来电话了，有人提出你们两人还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决为好，别成仇敌呀！我说，我一直在等着他来和解的，我从来也没有不同意和解过！

疖子也好，脓疮也罢，要想治好，总得把里边的脓鼓出来才能好。这有个火候问题，火候不到，说什么都没用的。而这时候，我以为火候已经到了！我相信很快就会开庭的。拖了一年多，也该到开庭的时候了。

几乎所有知情人都认为开庭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么认真负责，一再催我取回裁定书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却从此以后无声无息，像没事了一样。怎么回事呢？平静得又让我心里边发毛，这是不正常的平静嘛！难道，又要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了？

这期间，我和我的律师曾多次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拨过电话，但都没有打通。从起诉之后，有一年多没有与刘法官联系了，也不知道这回案子是不是还归她审理。我翻找出电话本，可是怎么打也不通。一连打了几次都说是个空号。费了几天的周折，我终于弄明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搬家了，他们由东铁匠营搬到了方庄那儿。

我总算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新的电话，找到了当初的审判长刘法官。她的态度还是那么温和，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怎么还不开庭审理呀？她说，案卷还在天津那边，没有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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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滋味儿（18）

我说，怎么？还没拿回来？这要不是她亲口说的，我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我问她怎么这么长时间卷宗没拿回来呢？她笑了笑说，我们催一下，争取尽快拿回来吧。显然她是在安慰我。我说，你们应该积极一些呀！这个案子管辖地又打回来了，不正说明你们是正确的吗？当初移到天津，你们等于有了一个错案率吧？现在纠正回来了嘛！刘法官叹息着说，那错案率已经报完了，现在纠正也不能抹去那个错案了。我听不明白法院居然还会这么对待错案率。反正，不管怎么说，事实将证明你是对的。我对法官如是说。她说，你再耐心等等吧，我们会尽快索回卷宗的。

2002年的我，几乎是在不可理喻中度过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既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那么认真地纠正了误判，那么急切那么认真地希望我取回裁定书，怎么会又这么不温不火了呢？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是二中院一方还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方？还是天津中级法院有意拖着不还卷宗？这三方面的事情我是说不清的，但是，谁又怎么可能说得清当今法律的奥义呢？这时候想起一句话：打官司嘛，当然还是打关系了。

静下来的时候，总不免要去回味一下这个官司的前前后后经历。越合计越觉得自始至终就曾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进程似的，就像一个转盘一直在滞缓地转动着，任何一个外力都会使它加快转也都可以使它停下来不转。但是，外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力？这只手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也懒得打电话了。但是，事情悬而未决毕竟是如鲠在喉。我的律师让我再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打电话催问，他说你要是不打电话，别人是不会替你着急的。我只好再打，但是刘法官不在，打了几次，她都没在。

到了9月，中国作家与中国建筑家在杭州召开了第二届“建筑与文学”的学术研讨会。

头一届是1993年在江西南昌召开的，就是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世界建筑》杂志的主编曾昭奋先生。后来，我时常会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他写的文章，那些文章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建筑界人士做事情很是精细，那次会议，留下了一部纪念册。所有与会者都有照片，也都有自己对于“建筑与文学”这个话题的见解。从1993年到2002年，九年间，我们这些关心建筑的作家和关心文学的建筑家们再度相逢杭州时，又出了第二部纪念册。正是在这部纪念册上，我读到了曾昭奋先生的文字。他写得非常自然亲切，突然，我的眼前一跳，被一排文字电击般灼痛了目光：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第一记者×××抄袭了作家刘元举的文章，其实，这位记者也抄袭了我写梁思成的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打官司这段时间，有好几位文学界朋友给我提供了张建伟涉嫌抄袭别人文章的信息，但是，像曾先生这样清清楚楚写在纸面上，并且他还说他因精力有限，不想为此而打官司了，但是，却可以随时随地给有关方面提供证据。曾先生是受人尊重的学者，他所说的被张建伟抄袭的文章是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这就更让我惊叹不已！因为《读书》杂志发行十多万册，而且在文化人圈子里有着重要影响的杂志呀！看的人一定很多，这样的杂志上发的文章，他张建伟也敢抄袭？！

曾昭奋先生为此专门撰写了一篇揭露张建伟抄袭的文章，题目是：《小文一篇，也遭剽窃》。全文如下：

小文《第十二座雕像》在《读书》1995年第9期上被排在首篇刊出，这一期《读书》的港台繁体字本也以《第十二座雕像》作封面标题。张承志先生在《天涯》和香港《二十一世纪》上的文章中对这篇小文予以肯定：“读《第十二座雕像》后，觉得真应该印发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册，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墙公园的设想图，贴在北京的每一个建筑工地，每一个公共场所门口。”及后，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和葛兆光主编的《走近清华》都把小文采纳了。

1999年初，深圳的贺承军博士打电话给我，说《第十二座雕像》被选为1988年全国散文排行榜17篇之一，但作者是别人，不是我。他让我查查最近的《文艺报》。真是事有凑巧，正好《文艺报》的一位编辑、记者到我家采访，通过她我迅速地看到了1999年1月5日的《文艺报》，从《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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