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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这如获至宝的照片复印数张，并拿去发表。现在读者在报刊见到的“新民报三张”照片，就是这样有戏剧性地与读者见面的。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2）

“　三张”在《新民报》都是主笔，父亲主编文艺副刊，后来又兼任了重庆版的经理。当时重庆《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谢冰莹先生主编，一个就是由父亲主编的《最后关头》，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说得明白：

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

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那暗示着绝对的只有成功，不许失败。事情不许失败了，那还有什么考虑，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

……

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绝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南京报人的。

这呐喊声气壮山河，它不仅鼓励民心士气，也是对达官贵人的当头棒喝，是父亲的心声，也是狮子吼，能发聋振聩！父亲开宗明义的为这个副刊规定了内容是：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他还规定每篇文章的字数不得超过1000字。为了强调这个副刊的宗旨，他又在发刊不久的1月下旬刊登《白事》：“蒙在渝文彦，日以诗章见赐，无任感谢。惟《最后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之作，诸维高明察之。”3月下旬又再一次《告白》读者：“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均乞原谅。”

从《发刊词》及这两次告白读者，可以看到父亲那满腔爱国热情与忠忱，不得不被他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父亲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国民“士卒”的身份在祖国“最后关头”的时刻守关把寨，呐喊冲锋。他也经常以“关卒”的笔名，在《最后关头》以文作箭，弯弓射日。他不仅以诗、以文、以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而且还用漫画来讽刺揭露汉奸的丑态。我现在还存有一幅父亲所绘嘲弄汉奸头子汤尔和的漫画照片。可以这样说，为了抗日，为了鼓舞士气，他竭尽一切，调动了他所有的能力，这种爱国热忱，实在可敬！可佩！父亲入川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疯狂》就是连载在《最后关头》上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下笔出言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但他并不气馁，不管是遭到“腰折”和“封杀”，也不管别人的误解和嘲弄，他丝毫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抗日信念与热情！

父亲主编《最后关头》，从1938年1月15日始至1941年10月9日被迫停刊止。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除小说外，他的诗文创作无一日间断，天天都能读到他写的小品、散文、杂文或是诗词。据我不完全的估计，除小说外，至少有上千篇（首），近百万言，这些诗文，嬉笑怒骂，辛辣冷峻，既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又让人掩卷深思。

父亲入川、上海自沦为孤岛后，父亲就没有一字寄往上海，但奇怪的是，上海各报刊上仍不断有所谓“　张恨水小说”发表。他于是在1938年3月31日的《最后关头》上刊登了一则《张恨水启事》：

自上海沦为孤岛后，该处出版界情形甚为复杂，鄙人从未有片纸只字寄往。今据友人告知，上海刊物最近仍有将拙作发表者，殊深诧异。查其来源，不外二途，一则将他人著作擅署贱名，一则将旧日拙作删改翻版。鄙人现远客重庆，绵力无法干涉，只得听之。唯人爱惜羽毛谁不如我，事实在所必明是非，不可不辨，特此声明，敬请社会垂察是幸。

细心读者，一定知道，父亲从来不参与“笔仗”，对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他都缄默不语，尤其是批评他的，善意的批评也好，恶意的歪曲也好，他从不作答。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字之交，正需要切磋，国需诤臣，人需诤友，批评的对，你改过就是，不用解释，恶意的中伤，更不用回答，所以有关他的文字批评，他是从不打“笔仗”的，他说当事人参与其中，是徒乱是非。但是对于冒用他的名字写的伪书，他是从不敢“掠美”的，后来得知，敌伪在沦陷区一直盗用父亲的名字，在许多城市的报刊上发表小说。父亲怒不可遏，多次在汉口、香港、桂林等地发表声明。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3）

在父亲苦心的经营下，《最后关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尤其是发表了连载小说《八十一梦》以后，可说是风靡大后方，《八十一梦》更是成了当时最轰动、最畅销的小说，父亲的小说也就成了《新民报》的王牌！

不仅父亲的连载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父亲在《最后关头》发表的散文、小品、随笔、杂文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热爱，这些文章都是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为了更好地激励民气，父亲曾在《最后关头》征求战区消息，他在启事中说：

本刊为免除稿件腐滥起见，曾征求战区通讯。近来陆续发表数篇，颇得读者欢迎。盖此项文字，全属事实，足补新闻之未及。而战区流亡在后方之人士读之，思乡东向之心，油然而生，亦复可资鼓励。现由前方来渝者，各战区人士均有，家乡消息，当不致完全断绝。兹征求读者将所得家乡信件，删去私人事项，交本刊公开发表。其有必须修润之处，编者可代为之，文字但求逼真，毋须多事修润。（一经发表，当较平常叙述、批评文字倍酬，以答雅意。其有新自前方来者，将所见闻分别记载见赐尤所欢迎！）

父亲的老友，重庆《新民报》同事陈理源叔叔，在帮助我们搜集当年在《新民报》的文稿时，于此“启事”亲缀按语。“这个征稿启事，为《最后关头》副刊主编人的恨水所写。启事登出后，效果甚好，使这个副刊收到所需稿件甚多，增色不少。”

有很多读者喜欢父亲的“关头语录”，寥寥几十字，却是寄托遥深，短小精悍，一针见血，我也非常喜欢父亲的这种小文章，大手笔的文风。其实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父亲就以《寸铁》为名的“小专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警句。我现在摘录几条《关头语录》，以飨读者：

穿着中山服，夹着大皮包，胸襟挂上一块徽章。这样的姿态，于北伐时出现于武汉市上，表示一种朝气，现在你若看到，作一种什么感谢呢？问问读者。

公务员聚拢在什么地方，就繁荣着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也就毁灭了那地方。

做官，也是一种工作，并不是可鄙视的事情。但在中国，由今日一直向上数，做官绝不是工作。有之，则办事员与录事耳。

官，一方面受着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一方面又受着人们的鄙视与咒骂。

将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爷、老太太放在家乡（包括沦陷区），爱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庆鬼混，这必是汽车阶级。

评价委员会，必须官办，官办之后，必有官样，所以物价比不评价时还要贵。连我在内，鼓吹组织评价委员会的人，害了市民与难民。

“关头语录”犀利辛辣，父亲的杂文更是“当头棒喝”。所谓“祸从口出”，打中了当权者的痛处，他自然不高兴，你能“笔没遮拦”，他就能“封条上门”，因而《最后关头》被迫于1939年5月3日停刊，经过多方周旋，才于同年8月13日复刊。父亲于复刊之日写了《久违了》一文，委婉而巧妙地向读者托出了停刊的底细及他无可奈何的强烈愤怒：

日子是这样的容易过去，本刊与读者不相见，已经有一百天了。这一百天，不可小看了它，积十八个一百天，便是一个五年计划。对这一百天的消逝，我们是守财奴一般的看法，颇为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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