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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刘英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苏联留学时，由于所学的专业不适应，想换一个系。在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学什么专业是由组织上统一安排、分配的，每个学生都必须服从分配。刘少奇知道儿子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给他写长信，要求他服从组织分配，不能特殊。刘少奇也写信给中国驻苏使馆，希望组织上对他的儿子进行教育。正在驻苏使馆工作的刘英，看了刘少奇的信，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她想公布刘少奇给使馆以及给儿子的信，以便对留学生们进行服从组织分配的教育。刘英打长途电话给刘少奇，征求他的意见。出乎意外，刘少奇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刘少奇说，这些信件是私人通信，如果公布了，会伤刘允若的自尊心。作为父亲，他可以写信劝说儿子，但也充分尊重儿子……刘英遵从刘少奇的意见，没有公布刘少奇的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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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张闻天夫人刘英（6）

此事过去好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有关人员忽地告诉刘英，在###档案馆中发现了刘少奇当年的那些家信，很受感动。时过境迁，这些信到了可以公之于世的时候了，终于公开发表了，成了教育年轻一代的好教材。

刘英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吴亮平、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大渡河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他本来不懂经济。后来，他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邓小平很随和，爱热闹，喜欢摆“龙门阵”。毛泽东也喜欢聊天。跟他们在一起，从不感到寂寞。在江西时，“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东、谢维俊、古柏）受到“左”倾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仍很坦然，一派“大将风度”。正因为这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又在“批邓”运动中遭罢官，他也都很坦然。他的宽广的胸襟，在江西中央苏区就显示出来了。

邓小平跟朱德、刘伯承、###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他们都是四川人，爱摆“龙门阵”。

擅长讲故事、讲笑话，大约是四川人的特点吧。刘伯承讲起笑话来，一串一串的。刘伯承讲话，还喜欢用歇后语，诸如“屁股上长疖子——坐立不安”、“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等等。刘伯承也受“左”倾路线排挤，被撤了职。在遵义会议前夕，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他很机智，一路上夺关斩将，立了大功。遵义城就是他用计策智取的。

###跟张闻天的交情不错。早在1924年，张闻天从上海到重庆，便住在###的四哥杨暗公家中。那时，杨暗公是四川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1927年，###到莫斯科留学，张闻天已经在那里，担任助教，所以###称张闻天为老师。

###的妻子李伯钊，更是活跃。她是红军中的“工农剧社”社长。长征途中，大家都很累，她却组织剧社为大家演活报剧，忙前顾后的。

叶剑英是广东人，给刘英的印象是“文武全才”，能指挥作战，也会妙手写诗。他风度翩翩，又冷静沉着。不论是在长征中跟张国焘作斗争，以及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他都立了奇功。不过，解放后刘英去广东，叶剑英请她吃饭，那些菜叫她受不了，什么“龙虎斗”、“穿山甲”，她实在不敢当。

刘英谈起了林彪。林彪的城府颇深，平时沉默寡言，叫人捉摸不透。林彪能打仗，确实是有战功的。在战争中他受过伤，得了怪病，怕风、怕水，见了血就会拉肚子，等等。不过，他也有“政治病”，形势对他不利就称病不出。他最积极的时候，是反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很活跃。对于林彪的历史功过，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博古也是有功有过，但博古是坦诚的人，知错认错，表里如一，不像林彪那么阴险。

博古是一位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嗓门大，讲话富有鼓动性。他的报告，很受工农大众欢迎。他一边说，一边做手势，动作很大。王稼祥讲话则小声小气，显得很斯文。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7）

不过，博古那时从苏联回来，起着“留声机”作用。他照搬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成为王明的亲密伙伴。

博古作报告时，喜欢来几句俄语或者英语。他的俄语、英语确实不错。但是，来几句“洋文”，不知出于他的习惯，还是显示自己的才能——他的确是“才子型”人物。张闻天作报告，则从无这种习惯——虽然张闻天不仅曾留学苏联，而且留学美国。

哪儿有博古，哪儿就有他的洪亮的声音。他很开朗、活跃，属于开放型、外露型的。作起报告来，理论一套又一套。

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下了台。他的优点是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到了延安之后，博古不论是做统战工作还是宣传工作，都很出色。

刘英记得，有一回开会时，毛泽东对博古说，《解放日报》可否发表一篇社论，批驳一下“原子弹万能论”。会上，毛泽东讲了自己的观点。会议还没有结束，博古便把社论草稿递给了毛泽东，真可谓“倚马可待”！

在中共“七大”，博古曾很坦率地检查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得到大家的谅解。

很可惜，博古死于空难。不然，他还可以为党多做工作。

长征初期，红军连吃败仗，是因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洋顾问”——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号称“街垒专家”，他所擅长的是阵地战。由他来指挥红军，一不懂中国国情，二不懂游击战，怎么能不连连败北呢？

李德喜欢喝酒。特别是打了败仗，便闷头喝酒，借酒浇愁。但是，红军规定，不能喝老百姓的酒。有一回，刘英见到李德喝得醉醺醺的，一检查，他的酒是从老百姓那里拿的。身为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发现“洋顾问”违反纪律，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他。人高马大的李德，见这个娇小的中国妇女批评他，借着酒力，拔出手枪，朝天啪啪开枪，吓唬她。谁知刘英不怕他的恫吓，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报告。王稼祥来了，批评了李德。这时，李德才不做声，不耍酒疯。从此，李德见到刘英，爱理不理的。刘英呢，只要你违反纪律，还是照样批评。

刘英还提及了邓发，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邓发跟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同机遇难。邓发是水手出身，会做一手好菜。在延安时，邓发常常“露一手”，比如他做的“白斩鸡”，确实又嫩又鲜。不过，他在肃反工作中过“左”，误伤了不少同志。这样，在中共“七大”时，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虽然如此，他仍积极工作。毛泽东也给他许多鼓励。不料，他突然死于空难，才四十岁。

跟刘英结束了长谈，向她告别之际，我对这位“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的长辈，充满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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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1）

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二十四岁，叫董边；新郎二十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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