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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中的蜉蝣（第1页）

——《天年》序

■刘慈欣

在原本空无一物的湖面上方，不知从何时开始渐渐聚集起一大片模糊不清的东西，氤氲如烟。

那是蜉蝣！

这种孱弱的生命正在拼命挣脱水的束缚，冲向天空，它们相互拥挤、推攘，甚至倾轧和构陷……阳光下的飞翔就是它唯一的追求，烟云般的蜉蝣之舞就是它全部的宿命！……

黄昏不可遏止地来临了……

一个错误出现了，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像沾染了灰尘的雪片般，蜉蝣们的尸体越来越密集地坠落。挂在树枝间，落在草尖上，更多的是漂荡在水面，然后葬身鱼腹……在大地的这一面即将进入夜晚之际，蜉蝣们的一切便已沉入永恒的黑暗。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只能够目睹下一次晨曦的来临。

这是《天年》中的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描写，这种朝生暮死的小虫，引发过多少诗人的感叹。但人们很快意识到，从大自然的时间尺度上看，人类的命运与蜉蝣没有什么区别。

人类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为八十年左右，这真的是一段短暂的时光。即使以光速飞行，这段时间我们也只能跨越八十光年的距离。八十年，大陆漂移的距离还不到一米；即使以生命进化的时间尺度看，一个物种可见的自然进化要两万年左右才能发生，与之相比，八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与蜉蝣相比更为不幸的是，人类看到了这个图景！

我们有理由对Ta发出质问：为什么要这样？！Ta可以是有神论者的上帝或造物主，也可以是无神论者的自然规律。为什么个体生命被设定得如此短暂？现在所得到的最可能的答案是进化的需要，只有不断地死亡和新生才能给自然选择以机会。正是个体不断地死亡和新生才使物种整体得以在进化中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至于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我们不知道。地球上也有极少数近乎永生的物种，如灯塔水母，但绝大多数的生命个体都是一个个朝生暮死的悲剧。

正是个体生命的短暂和物种整体延续时间的漫长，导致了人们对个体和物种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不同的印象：个体的寿命是短暂的、有终点的；而物种整体则是永生的。我们暂且把这种印象称为“物种错觉”。

物种错觉在中华文化中最为明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中都有世界末日的概念，但在中华文化中则很难找到末日的蛛丝马迹，我们的文明没有末日意识，它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是永生的。

其实在古代，物种错觉倒是更符合人们的直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那漫长的进步缓慢甚至时有倒退的年代，作为个体的人在一生中看不到生活和世界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一生如同不断重复的同一天，尽管天下不断经历着改朝换代，但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城本身是永恒存在的。

但工业革命后，物种错觉被打破了，时间不再是一汪平静的湖水，而是变成了一支向前飞行的箭，文明的进化呈现出以前没有的明显的方向性，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即将到来的也不会再重复。方向性的出现暗示着终点的存在。现代科学也证实了末日的存在，在人的一生中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太阳其实正在演化之中，在虽然漫长但终究是有限的时间内终将走向死亡。就整体宇宙而言，虽然目前宇宙学还没有最后确定宇宙的膨胀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但无论是哪种可能性，宇宙都有末日。不断膨胀的宇宙将撕裂所有物质，宇宙最终将成为物质稀薄的死寂的寒夜；而因引力转为收缩的宇宙将在新的奇点中结束一切。现在我们意识到，一个物种和文明，也同一个生命个体一样，有始，也必然会有终。

面对现代科学，中国文化中的物种错觉也在破灭中，但在文学中，这种错觉一直在延续。文学在不断地描写个体的末日，感叹人生苦短，但从来没有正视过物种和文明的整体的末日，即使是中国科幻文学也是这样的。中国科幻自清末民初诞生以来，直到上世纪末，很难找到末日题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末日题材曾经是一个忌讳，世界末日的概念被视为资本主义文化所专有的悲观和颓废。但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这一时期的主流哲学观辩证唯物主义中，末日这一概念恰恰是得到哲学上的认可的。老一辈在谈到生老病死时，总是达观地说道：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嘛。

在国内新生代的科幻小说中，特别是近年来，末日题材开始出现，以长篇小说为例，近年来就有拙作《三体》系列、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和何夕的这本《天年》涉及末日题材。至少在科幻小说中，我们开始正视这一沉重而宏大的命题。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由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天文周期形成的时间单位，同时它也隐含着个体的末日，一般人很难活过一百个年，从这个角度上讲，“年”的确就像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个吞噬生命的怪兽。

对于一个物种或一个文明，也存在着一个天年。天年不仅仅是时间单位，还有更恐怖的内涵。与年相比，天年在时间尺度上要大几亿倍，在空间尺度上则大几十亿倍。天年对于物种整体，比年对于生命个体更冷酷，大部分物种很难挨过一个天年。这就是《天年》的世界设定。

《天年》的背景主要在中国，从来没有想到过末日的中国文化将面对世界末日。书中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从政治、经济、军事，直到宗教。科幻作家王晋康评价《天年》时曾说：“作者拥有广博的知识，无论是宗教、历史、天文、民俗民谚等都是信手拈来。依靠这些很硬的知识素材把天年的构思演绎得非常令人信服，有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我完全无法分辨作品中哪是真实的知识而哪些是虚构。科幻内核的线索埋设很深，从理性的推理到现实的推理，步步设伏，悬念迭起，一直到最后那个叙述冷静又令人血脉贲张的结尾。”而科幻作家韩松评价《天年》时说道：“作品让我惊讶的是知识量的巨大，生物学、环境科学、理论物理、天体物理、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大脑科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每个领域作者都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贯注了自己独有的思考。这样的情形，很像小松左京写《日本沉没》时下的功夫。与此同时它又很刺激，有些像丹·布朗的书。同时，《天年》绝非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著作，作者有很强的人文悲悯、宇宙情怀。他写的其实是，在宇宙面前，人是蜉蝣。曾经有种观点认为，科幻自诞生以来已把一切主题穷尽了，但读了《天年》就知道，还是可以探索、可以发现的，仍然可以对‘那个答案’充满期待。还有人说关于哲学，关于终极命题，这方面的智慧，不可能超过古人了。文学的任务，只能是在形式上变化、手法上创新，思想方面要突破很难了，不要去探讨。但是，《天年》给人的启示是，中国的科幻作家仍在不懈努力，而且能做得很好，不仅仅是对旧命题的阐释或展现，而是一个更新也更加深入的思维实验。刘慈欣的《三体Ⅱ·黑暗森林》其实也是这样的。”

以前在介绍何夕时我曾经说过：我们可以被一部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力和创意震撼，然后在另一部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又被第三部中曲折精妙的故事吸引，但要想从一部小说中同时得到这些惊喜，只有读何夕了。这个评价用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更为适宜，这些在科幻小说中似乎很难共存的特质，在《天年》中得到了完美地结合。

《天年》应该是系列长篇中的第一部，主要描述危机被发现的过程，故事在多层次多线索中推进，凝重而富有张力。小说的世界设定逻辑严谨，技术细节准确而扎实，同时整个故事却给人想象力的超越感。

常有评论说，在科幻小说中，可以把一个种族或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形象来描述，这被认为是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一个重大的不同。以往，这种种族的整体形象是由包括外星文明在内的不同种族的同时存在而建立的，而在只有人类这个单一智慧物种出现的《天年》中，这种“整体形象感”却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书中有众多形象生动的人物，有科学家、政治家、军人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也有天主教的牧师和道教的长老，但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那双看着这个世界的眼睛不在人群之中，那双眼睛高高在上，在它的视野中，地球有一个完整的形状，人类文明是一个整体。这双眼睛扫视着全部的时间，从洪荒初开、生命起源直到遥远的未来，将个体生命难以把握的宏大天年尽收眼底。

一个人，知道自己终将死去或认为自己永生，他相应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文明也一样。随着《天年》的诞生，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时，天年的宏大阴影将叠现在壮美无匹的星海上，我们将在想象中，把自己以年衡量的生命扩张到天年尺度，经历一次震撼灵魂的末日体验。

2015年6月15日于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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