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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复生后的救赎之作1（第1页）

◎大卫·麦克达夫

一八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当时俄国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判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他出狱大约十个月后，于一八五四年给他弟弟安得烈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我认为这四年，我被关在棺材里活埋了，如此恐怖，我无法告诉你……那是实在难以描述、永无止境的痛苦，因为每时每刻，我的灵魂都如磐石压着一般。”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年的刑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感到完全与世隔绝，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更加剧了他的痛苦。他是一个“贵族”，而其他囚徒几乎全都是农奴或者手工艺阶层的工匠。他在监狱中可怕的经历在他出狱后寄给哥哥米哈伊尔的第一封信中写得非常详细。信中提到：

“我早在托博尔斯克就接触到了苦役犯，而在这里，在鄂木斯克得住下来，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四年。这些人性情粗暴，易动肝火，凶狠残忍。他们憎恨贵族，已经超过了极限，因此他们非常仇视我们这些贵族，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把我们交给他们处理，他们就会把我们吃掉。况且想想看，跟这些人饮食起居都在一起，共同生活数年之久，遭受的各种屈辱数不胜数，却无处可以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多少保护呢。‘你们贵族都是铁嘴，把我们啄死了。以前是老爷，折磨百姓，而如今下场比他们还要糟糕，跟我们成了难兄难弟’——这是四年来一直嘲弄的话题。一百五十个仇人不知疲倦地迫害我们，他们很开心，把这当做一种营生，借以取乐。如果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痛苦，那就只能是漠然对待，不予理睬，显示出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们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因而也不可能不予以尊重），不屈服于他们的意志。他们经常能意识到，我们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我们的罪行一无所知。我们自己也闭口不谈，因此互相不能理解，结果是我们不得不忍受他们对贵族阶级的各种报复和迫害，不这样他们就不能活。我们的生活极其糟糕，军事苦役比民事苦役更加苦不堪言。整整四年，我一直在监狱中度过，生活在高墙里面，只有干活时才外出，劳动非常艰苦（当然并非经常如此），常常是在潮湿泥泞的阴雨天，或者在严寒刺骨的冬天，我累得筋疲力尽。有一次紧急出工，可能是在零下四十度，水银都冻结了，我连着干了四个小时。我冻伤了脚。我们住在一个牢房里，大家都挤在一起，拥挤不堪。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栋早就该拆除的破旧木房，已经不能使用。夏天闷热，冬天寒冷，让人无法忍受。所有的地板都腐烂了。地板上有一层大约两英寸厚的污泥，走上去打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小窗户上结着白霜，几乎整天都不能阅读。窗玻璃上结着一层大约有两英寸厚的冰。屋顶上有很多漏洞，一直往下滴水。我们像是装在罐头里的青鱼。炉子里烧着六块柴火，却没有热乎气（屋子里的冰勉强融化了），但是一氧化碳却叫人无法忍受——整整一个冬天都是这样。囚徒们还在牢房里洗衣服，溅得到处都是水。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从黄昏到黎明，一直不能出去上厕所，因为牢房是上锁的，门斗里放着一个双耳木桶，臭气熏天，难以忍受。所有的囚徒都像猪一样，散发着臭味，说什么不得不像猪一样，说什么“大家都是凡人”。我们是在木板床上睡觉的，只允许有一个枕头。身上盖着很短的半截皮袄，两条腿整夜露在外面。整夜冻得浑身发抖。跳蚤、虱子和蟑螂多得可以用斗装。冬天，我们穿的皮袄质量低劣，几乎不保暖，脚上穿的靴子很短，但是还得在冰天雪地里行走。我们吃的是面包和菜汤，规定每人有四分之一磅牛肉；可是牛肉都是切碎了放进菜汤里的，我从未见过。过节时，粥里几乎不放奶油。斋戒时，水煮大白菜，再无其他。我的胃严重受损，病了好几次。您想想，没有钱能活吗？如果没有钱，我必死无疑，任何人，任何一个囚徒都承受不了。不过，人人都得设法做出点儿什么东西，卖掉之后，能赚点钱。我喝茶，有时候自己买一块牛肉吃，这才救了我的命。不抽烟也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里，不抽烟只怕会被活活憋死。这一切都得偷偷地做。我经常犯病住进医院。由于神经失调而癫痫发作，不过次数不多。我的腿还患上了风湿病。除此之外，我感觉自己很健康。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况得补上几句，首先是几乎没有书可以读，即使有，也得偷偷地读。另外，周围都是无休无止的仇视和争吵、谩骂、号叫、怒吼、喧哗，永远处于被看押之下，任何时候都不能独处，这四年没有任何变化，我认为我说生活很糟，你应该能原谅。”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不同的传记家和评论家持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自我毁灭式的激进政治。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阴谋的控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无辜的。然而，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小觑的，尤其表现在对古怪的傅里叶主义领导者以及对傅里叶理论没完没了的辩论中，在一些卫星式的小组中，其中一个便是神秘的帕尔姆·杜罗夫小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中一项控告是：“试图与他人联合创作反对政府的作品以及以印刷的形式传播这些作品”；尽管这个企图失败了，却导致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阴谋，包括建立秘密印刷社和号召推翻沙皇统治。这个阴谋由革命恐怖分子尼古拉打着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旗号秘密组建的，尽管没有证据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其中一员，但是他很可能了解该阴谋，而且赞同该阴谋的目标。他在一八七三年写的《作家手记》中提到：“大概，我永远不会成为涅恰耶夫，但我不能保证，在我的青年时代，也许，我能成为涅恰耶夫的信徒……”，这一点是不容轻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尼奥夫之间的关系非常隐秘。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在被捕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短暂接受过斯佩什尼奥夫的观点，包括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的统治秩序。几年之后，斯佩什尼奥夫以主人公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的形象出现在《群魔》中。

在被捕入狱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是一位小说家，主题主要涉及“万恶的社会对个人梦想的镇压”。他集中描写病态的心理，希冀融入到另一个光明但难以到达的境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幻想世界的统治者，他描写的是主人公如何冲入云霄却与地面（人民）失去联系以及他们残酷的人性。在《女房东》中，奥尔登诺夫对卡捷琳娜的爱是一种怪异的不受控制的情感、狂热和肉欲，始于高贵的冲动，却终了于幻想与疾病。《白夜》中的梦想者从他对娜斯简卡的爱情中获得了“欢乐的时刻”，结局却是沉沦在房间退了色的黯淡无光的四壁中。总之，这种幻想被看做是荒诞的傲慢——荒唐怪异的幻想者想象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征服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之前，政治幻想也盘踞在他的脑海中。“要想解释他的古怪行为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的证词中写道：“你经常会在大街上遇到他，问他去哪里，做什么，他会给你一些古怪的回答，描述一些他要进行的古怪计划；你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计划，更不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他有时会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小题大做。另一方面，他有可能非常急躁地想在半个小时之内处理好一件小事，实际上却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他永远都在行动，总是忙于一些事情……”这是幻想者的自我沉迷，他的骄傲、虚荣、无力顾及他人，以及对造成了他诸多个人缺陷的现实生活的无能为力。之后，在他的证词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在激烈的政治论辩中某些成员的态度：“个人的虚荣，帮助了演讲者，并且煽动他，好像他想取悦于所有人；有时，为了炫耀，辩论者会赞成他根本就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别人也会赞同他的观点。最后，自尊会激起一个人不断对议员提出各种要求，这样，他就可以等着下一个夜晚的到来，到那时，他就可以驳倒他的对手。换句话说，对大多数人，这些夜晚的聚会，这些演讲，以及辩论，就像一项严肃的职业，如同打牌，玩象棋等活动一样，不可否认地能使人愉悦，有着同样的幻想和激情。我认为，在这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房间里的游戏中，许多人是被欺骗、被迷惑的，认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对手是一回事，斯佩什尼奥夫和他的活动又是另外一回事。曾经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治疗过癫痫病的扬诺夫斯基医生写道：“从一八四八年末到他被捕的这三个月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变得非常忧郁、易怒，更有进攻性，常因小事而大发脾气。”扬诺夫斯基医生试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松，告诉他这些症状没有任何脏器性的病根，低沉的情绪会很快消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反驳说：“不，它不会很快消失，它会折磨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我已经从斯佩什尼奥夫那里借了一笔钱，而且我现在跟他站在一起，属于他……我永远不能偿还这笔钱，他也不让我还——他是一个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复了好几次，“你意识到了吗，从现在开始，我有我自己的‘靡菲斯特’？”

显而易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斯佩什尼奥夫已经与魔鬼的力量联系在一起。难道我们不可以猜想一下，这种力量正是斯佩什尼奥夫的政治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无神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吗？关于借钱这一逸事，难道只是触发作者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他出狱时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批判吗？不管怎样，伴随着他被捕后所发生的野蛮暴力事件、审判、刑期以及关进监狱，不仅是他从幻想到现实的觉醒，而且是他对上帝的审视——这个上帝在他危险的时候背离了他——对俄国人民和他自己犯了罪。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里的十个月焦急的等待后，在被宣告执行死刑后，在最后的一分钟被宣告暂缓行刑后，他被送入了地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创作这部新的小说时，他还在监狱中。虽然大多数时间无法写作，但是，在医院里，托洛茨基医生允许他记笔记。这些简短的笔记，以及之后加入的记忆中的资料组成了《西伯利亚笔记》，共有五百二十二条，包括简短的只言片语、口头禅以及囚徒们每日唱的歌。每个条目都是一个人物或故事。出狱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了其中二百多个条目来创作这部小说。例如，囚徒第一次见到伊萨·弗米奇那一章，是由几个短语和两个短句所构成的（第91、92、202条），两个囚徒对骂那一章也是基于一条笔记（第90条）写成的。《死屋手记》因材料的直接性和真实性而显得更加新鲜自然，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写作的新的元素。

作者出狱后，又在西伯利亚塞巴拉金斯克镇第七军团进行了五年的义务服役。虽然这一时期，他又开始写作，完成了《叔叔的梦》，以及喜剧小说《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为其重返文学界做准备，但直到一八五九年，他才真正开始从事这部作品的写作。这部小说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八六〇年间，起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报纸《俄国世界》上，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赢得了巨大成功。

为了理解这部作品的文体风格和结构的重要性，有必要知道这是受到严重的心理、精神以及肉体的考验后得出的成果。我们应该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弟弟安德烈的话：“我认为这四年，我被关在棺材里活埋了。”在塞巴拉金斯克的几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常提起他的囚徒经历。一八五九年，他在写给迈克夫信中说：“在我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会记下我在苦役营里的回忆，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一八五九年十月，他在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这个《死屋手记》的结构，现在已在我脑子里完全成形了。这将是一部六印张或七印张的书。我个人将消失不见，这是一位无名氏的手记；我敢保证，读来一定饶有趣味，一定很有意思。”因经历痛苦的强度，作者似乎无法以他个人的角度进行回忆。为了记录下他这段回忆，他需要创作一部“小说”，通过一个小说式的叙述者——主人公，即上文提到的“无名氏”：囚徒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

我们该如何看待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戈里昂奇科夫的性格特征？在许多方面，他的性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充满幻想的创作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他苍白，被疏离，不善交际，行为古怪，甚至有些精神失常。他人生的主要目标似乎就是逃避这个世界，躲得越远越好。他过去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他因为嫉妒而谋杀了他的妻子，展现了他因此被关进监狱和被流放的噩梦。夜晚，他的窗台有一丝灯光亮起。“他在做什么呢？要做到天亮吗？不是在写什么东西吧？如果是的话，他究竟又是在写什么呢？”“我”对所发现的戈里昂奇科夫的草稿做出过评论：“最后我翻到一本很厚的本子，上面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文字，但没有写完，突然中断了，也许是被作者自己摒弃和忘却了。这是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十年苦役囚犯生活中不连贯的片断手记。手记里到处被一些轶事或者奇怪、可怕的回忆所打断，好像被作者自己撕碎了一样，勾勒出作者的一种疯狂状态。简单地说，好像他在写这些手记时受到某种力量的压迫。我把这些片段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敢肯定，这些都是在疯狂中所写下的。但是，这些流放奴役中的记事——‘死屋手记’的场景，他在自己的手稿中这样称呼它，对我来说，似乎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死屋手记》有明显的纪实性，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中写给他哥哥的信有明显的相似性，也被希蒙·托卡什维斯基证实了。当然，不可否认，这是一部自传体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将作品的纪实性作为一大卖点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康斯坦丁·莫丘斯基的观点，本书有相当熟练的结构。监狱生活、囚徒、抢劫者的背景、罪犯的心理、监狱的生存条件、报刊杂志、哲学和民谣，所有这些相当复杂的描述均安排得自由奔放，没有顺序。同时，所有的细节又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画面。《手记》的写作原则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第一卷，对监狱的描述，交代得很快，然而，保持了周期性的有节奏的运动，按照时间顺序，对澡堂、圣诞节聚餐、舞台表演进行了描述。第二卷，尽管总体印象仍然非常鲜明、真实，但却抛弃了以时间为序的原则，总结接下来几年所发生的事件。

然而，仅把这部作品当做现实主义纪实文学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部描述心理危机的作品——精神世界的灭亡与觉醒，这是相当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没错，在这部作品中，“个性特征会从人们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书中的主人公是受尽折磨、性格古怪的戈里昂奇科夫。甚至连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也面临着心理矛盾：戈里昂奇科夫因谋杀妻子被流放、关进了监狱，然而，如阿基姆·阿基米奇在第一卷第二章的评论中所提出的，应将戈里昂奇科夫当做一个政治犯来看待，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然而这部小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如实记叙了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人的重新觉醒：那些由于暴力，由于世俗的偏见而被关进监狱的囚徒，也能创造出他们的自由，囚徒的性格是统领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渐渐地，在囚徒的影响下，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陷入了无声的痛苦，“活埋在棺材里”，开始回应他们致命的刺激。这篇前言在开篇之处所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他哥哥米哈伊尔的信，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这条信息似乎与戈里昂奇科夫对他的囚徒伙伴所做评论自相矛盾。这部分内容与这部小说有着深刻的关联性：“我在苦役营与强盗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终于学会了如何分辨人。你会相信吗？这些人当中居然也有性格深沉、坚强有力、心灵美好的人，在那种粗糙的外壳下面寻找黄金，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啊。这样的人不只是一两个，而是有好多。有些人不能不让人尊敬，还有一些人简直是美好的。我曾经教过一个年轻的契尔克斯人（他是因抢劫而遭到流放的）学习俄语和识字。他对我感激不尽。另一个囚徒跟我分别时竟然哭了。我曾给过他钱——数目极少，可是他对此却无限感激。不过，我的脾气也变坏了：我对他们很挑剔，没有耐心。他们尊重我的精神状态，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我从苦役营里带出了多少人们喜闻乐见的典型和人物啊！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因此，我觉得我非常熟悉他们。有多少流浪汉和强盗以及平民痛苦生活的故事，足以写出好几本书。多么好的人民啊。时间对我来说，没有虚度。即使说我还不了解俄国，但我却非常了解俄国人民，了解得如此透彻，能了解到这种程度的人或许并不多。”

如同戈里昂奇科夫一样，《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谋杀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流放地失去了活力。正如戈里昂奇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拉斯科尔尼科夫忍受着其他囚徒的侮辱和迫害，因为他是一个“贵族”，一位“绅士”。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也在忍受着另一种折磨：

“你是一个绅士，”他们经常对他说，“你不该用斧头杀人；这不是一个绅士做的事情。”

在大斋的第二个星期，轮到他与同牢囚犯一起去做斋戒祈祷。他同别人一起去了教堂。有一次，为了点什么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忽然发生了争执；群情激愤，一下子都攻击起他来。

“你这个无神论者！你不信上帝！”他们朝他怒吼着，“就该打死你。”

我们看到，甚至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考虑要自杀时，“他很有可能意识到了他自己以及他的罪行的伟大的谎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写道：“他无法理解的是，这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或许就预示着他与未来人生的彻底决裂，预示着他未来的救赎以及新的生活观。”

似乎毋庸置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伟大的谎言”，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上帝的旨意而犯下的罪行，根源于激进的政治观点以及“魔鬼靡菲斯特”式的圈套，斯佩什尼奥夫几乎可等同于，甚至比拿斧头的谋杀者更加恶劣。这种罪行也触犯了俄国人民。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赎罪，不仅是因为包含类似表现主义的描述，精神病态的儿童谋杀者；在精神分裂者人物中，通过对居住在斯达洛杜博夫斯基村的那位老人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了俄国民族和精神意识，如同《群魔》中的吉洪主教，《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戈里昂奇科夫描述了脚镣被移除时的情感：脚镣掉下来。我把脚镣拿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再看它们最后一眼。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刚才还牢牢套在我的脚上。

“好吧，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囚犯突然用粗鲁的，但似乎有点满意的声音说道。

是的，上帝！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刻！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刻”正是主人公被重新赋予自由的时刻。没有自由，他们便没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这种个人的“死而复生”是漫漫人生路的重新开始，通过“逐渐重生”而达到的这种“新生活”，与《罪与罚》的最后一段文字，与《群魔》中的涤罪，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总结出的对人类普遍获得重生的信心，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建国　刘亚莉　译）

[1]此文译自英国企鹅经典《死屋手记》导论，标题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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