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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的巷战。四叔虽然是学艺术的，但是他自幼喜爱拳棒，在北平求学时，曾向著名拳师丁才老师、李四爷学过拳术、棍棒，可说是武功精湛。在巷战中，他挥舞战刀，英勇杀敌，虽然身受重伤，仍然奋不顾身。在这场战斗中，军民同仇敌忾，手刃寇兵无数，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

《巷战之夜》是根据我的四叔口述的亲身经历，父亲加以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本书采用倒叙手法，第1章“　周年纪念”，是在夜色中一支安徽潜山游击队正整装待发：

游击健儿，穿过了四周的树林，在庄屋门口的打稻场上集合着。这稻场上并没有别的声音，只是稻场外的水塘，青蛙像放着田缺口一般，来了个千头大合唱。它们不知道有战争，照常地唱着大自然之曲。不完全的月亮，钻出了云片，在十丈高的大樟树头上，偷窥着水塘与庄屋，在她偷窥之下，不怎么明亮的月光，照见了稻场上有几十个人，成排坐在地面休息。除了蛙曲，依然没有其他的声音，可想到这些人的沉默。水塘里的白荷花，被露水润湿了，正散布着清香。清香环绕在每个人的头上。

月色苍茫中，有人发言了：“各位同志，在去年今夜以前，我还是个教书先生，不解得打架，更不解得杀人。自从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马路上巷战之后，我换了一个人，锻炼出了我全身的气力，也锻炼出了我全副的胆量。这个故事，我已经给各位说过好几次了，无需我再说。但今天晚上，值得再提一声的，便是个周年纪念。今夜是我荣誉之夜。”

“国如用我何妨死”（3）

多么美好的月色，多么美好的荷香，多么美好的蛙曲，衬托出令人陶醉的静谧，殊不知在这美好的天籁孕育下，却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之战！在待战之前，主人公说的“周年纪念”，是个什么荣誉的周年纪念呢！自然给读者制造了一个悬念。原来这支游击队正是要去袭击潜山县的大镇源潭铺。在取得了袭击的胜利后，书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游击队支队长想到：

去年今夜此时，正夹了皮包，预备离开天津，而敌机已开始丢弹了。此身未死，留得今夜，又报了一回仇，明年今夜，也许回到了天津吧？他昂头四顾大别山巍峨的影子，已在北边天脚涌出，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都向大别山潜伏着。自己的队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上，此时看来，仿佛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回看留给敌人的那焰火，还是在遥远的墙上，向上冒着成团的红烟，也像很高兴地恭祝他这个周年纪念。

读者要知道这个纪念的本事吗？下面就是。

在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张竞存，如何在保卫民族生存关头，在血与火、生与死的锤炼中，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由于这是四叔亲身战斗过的事，他多次向父亲详尽地讲述过，连细枝末节，也都绘声绘色地描摹，所以父亲写来格外真实具体，自然感人。书中的抗日“英雄”，并不是超凡脱俗的高人，而是一些拉胶皮车的仆役、做小买卖的商贩和下级军官等。父亲在书中生动地刻画了小马、小三子、杨老七、酱肘子铺掌柜、李排长、周班长等普通人的形象，令人信服地看到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平头百姓和兵士，在战火的冶炼中，逐步成长的过程。正是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凡夫俗子”，在捍卫自己的国土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最后关头，用鲜血书写了震撼世界、永不磨灭的大字：“天津永远是我们的！”

但是令人愤慨和遗憾的是，书的末章《二周年纪念》，却是另一番情景，仍然是“夜”，仍然是这一天；第一个这一天，是在夜色苍茫中的巷战，第二个这一天，是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地偷袭，第三个这一天呢？主人公张竞存辗转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在夜色下是万家灯火，他看到、听到的却是歌女彩唱《玉堂春》，酒楼宴饮，划拳猜酒；小巷深处，花园小楼，哗啦啦洗牌声响，正是“隔巷对峙，夜战正酣”的“巷战”。感慨系之的张竞存，和朋友“慢步向前走”：

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迎面而来。先是一丛灯火之光涌入眼帘。随后便看到一乘凉轿。正是刚才去的那妇人，她又转来了。这巷子颇窄，只有三四尺阔，两下相逢，无可让的。那朋友警觉，将背贴墙站了，尽量地让出空间。竞存初来此地，不曾懂得规矩。只站着略偏一点。那边是闪电式行路，轿前的短装人已涌到了面前。见竞存直挺挺站着，一个拿手电筒的两手用力将他一推，嘴里喝声滚。竞存出于不意，早被推着向后一歪，脚还不曾站稳，冲锋式的轿子又冲了上来。一轿杠正碰在竞存肩上，撞得他向地面一倒。这正是石坡路面，重重的一下，碰得大腿木麻了一阵。朋友见轿子和人如飞的去了，便跑来搂抱。竞存扶着墙，慢慢爬起来，笑道：“不要紧，跌撞一下，或伤碍不到我们这战士。我是没有想到今晚还有巷战。稍微提防一点，也不至于败在他们手上。”

然后笔锋一转，父亲借着主人公之口，向我们扔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竞存觉得今年今夜虽没有前年夜间慌乱与恐怖，也没有去年严肃与紧张，可是精神并不安宁。他久久望着月亮，心里想着，你照见过前年今夜的巷战，照见过去年今夜的巷战，也照着今年今夜———不算巷战的巷战。一切瞒不过你，你还道人世间是怎么回事。

《大江东去》写于1939年，连载于次年香港《国民日报》，1943年出版单行本时，父亲做了改写。这部书的写作背景，也是极其富有戏剧性的。1939年冬，父亲友人陈君将有东战场之行，父亲与陈君小饯于酒楼，杯匙之间，陈君谈起了南京失陷时一位年轻军人的遭遇：由于战争，此军人虽死里逃生，但妻子却弃他而去，家庭遭到破坏。陈君问父亲可否将其写成一部小说。父亲认为故事良好，若能配合京沪线的战争惨烈及南京屠城之惨，将不失为有时代性的小说，所以就答应下来。但是父亲却迟迟未能动笔，因为他不熟悉战场，不能贸然去写。过了半年，邻居家来了两位军人，夏夜纳凉，聊天时常常谈及战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父亲从聊天中获得了有关战场方面的军事知识，于是就以这个故事为题材，写了这部《大江东去》。由于当时英、日尚未宣战，所以还不能畅所欲言地揭露日军暴行，父亲原来设想的京沪战役及南京大屠杀都不能如实描绘，父亲自认为写得不痛快。谁知事有凑巧，1941年冬，一位朋友刘君约父亲去酒楼见面，并在函约中“卖了个关子”，告诉父亲千万别爽约，告诉父亲去了会有奇遇，父亲在半信半疑中欣然前往。到了酒楼，座上有一年轻军人，风姿英爽，很是健谈，刘君笑着介绍：此君与君所写《大江东去》主角，正二而一，彼即是此君，此君便是彼，而其在南京守城之战时，且参与光华门之役。父亲乘便问其光华门战役情况，某君慷慨唏嘘详述南京失陷惨状，尤其是某班长以一手榴弹挽救危城的壮举，某君说来绘声绘色，令父亲兴奋不已，当即便对某君说，如果《大江东去》出单行本，一定要将日军令人发指的屠城罪行及光华门之役中国军民的英勇行为，增写进书中。果然第二年新民报社要将此书付梓，父亲将存稿校阅一遍，删去了原稿13至16回及17回之半回，而增写了光华门之役及日军屠城的惨状，父亲从来写书都是根据生活而进行创作的，而《大江东去》则虚构成分很少。他在序言中说：“则其地名人名，即虚构亦不写出。因吾人尚未回南京之前，此等地名人名，或亦有未便写出者。纪念某班长之壮烈，国家将来自有恤典在，彼决不与草木腐。此间不实亦无妨。更就整个小说言，正如舞台上之戏剧，自不同于社会事实。若必一一加以索隐，则如伦敦小儿向某街索福尔摩斯而访之矣，不亦可笑乎？”

“国如用我何妨死”（4）

《大江东去》在连载时，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出了单行本后，更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在当时的抗战文学作品中，发行量是最大的。需要大书而特书的则是，父亲以无比愤怒的笔触，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南京军民的血腥暴行。这些场面的如实描写，给侵略者惨无人道、嗜血成性的丑恶行径做了血淋淋、活生生的纪录。《大江东去》是首部把南京屠城这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罪行，记录下来的文艺作品！2005年恰是抗战胜利及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虽然事隔60多年了，当我们重读《大江东去》时，仍然是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我们热爱和平，所以不忘历史，中国古训有“殷史可鉴”，所以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大江东去》及时而真实的描述，对那些想冲淡、粉饰日本侵略军侵华罪恶行径的人来说，仍然是无可辩驳的铁证！

由于《大江东去》一书的真实描述及曲折的悲欢离合，很受读者的欢迎，所以抗日胜利后，1947年，在北平的中电三厂将其改编为电影，女主角是袁美云女士饰演，拍到快结束时，由于北平的解放，这部片子未能拍完。

关于此书还有一个曾引起读者很大兴趣的问题，那就是男主人公原型是谁？我看到海内外一些涉及《大江东去》的文字，都说这是国民党###钮永健的侄子钮先铭先生亲身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不仅婚变是事实，而且为了躲避日军追杀，钮先铭藏身寺庙，假作僧人也是真。但是在父亲生前，我没有问过他，所以是真是假，我也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事实，父亲和钮先生私谊不错，据说他是留法学生，文笔很好，父亲曾约他为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写过连载小说，事隔多年，书名已经忘记了，但是还依稀记得书的内容是写一位中国留法学生的罗曼史。

我最近看到一篇钮先铭先生生前在台湾发表的《我为什么写———抗战初期南京笼城战血泪史》，文中钮先生自认不讳地说《大江东去》就是写的他，附笔于此，留待有兴趣的人去考证吧。

。　想看书来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1）

1938年1月10日，父亲来到山城重庆。

经张友鸾叔的介绍，父亲认识了父执陈铭德、邓悸惺伉俪，且是一见如故。他们正拟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谕复刊，陈铭德、邓悸惺两先生热忱敦请父亲加入。其实早在30年代初，父亲就曾为《新民报》写过《旧时京华》和《屠沽列传》两部小说，所以可以说和陈、邓二氏早已是文字之交了，因而很愉快地同意了他们的邀请。不久，张慧剑叔也参加进来，这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新民报》“三张”大会师。“三张”虽相识于承平之时，但他们深厚的友谊，却是锻铸在国难之中，正是在那日月如晦，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共同战斗，而成为生死之交的。提起“新民报三张”是见之于许多诗文的。我曾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报纸上，见过一位署名铮洵写的《前尘回首忆“三张”》一文。文曰：“二十余年间，报坛艺苑，论文笔雅畅，撰辑精娴者，莫不推三张为巨擘。不侫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庆），滥竽报界，于此三子，夙接欢笑。”

著名报人刘郎先生（唐大郎）也写了一组咏“三张”的诗，并写了注，刊于1978年的香港《大公报》，诗云：

多年病废命摇摇，出手名书声价高。

重向春明寻旧梦，弦声一路过天桥。

———张恨水

注云：“听说，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为已故小说家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重新校勘，重新标点，看来将重新出版。果尔，则樊家树、沈凤喜之名，又将流传于今日青年人之口矣。”

白门柳色尚依依，乱世才轻命亦微。

老死情缘无半缕，一生慧剑竟空挥。

———张慧剑

注云：“1972年我在奉贤时，从南京传来慧剑噩耗，作为老友，我是非常悲恸的。那时正是‘四害’横行，他在南京经常遭到批斗。一天，他觉得胸闷难熬，由他的侄子陪往医院，不料中途病作，竟气绝于三轮车上。慧剑与我同庚，死时只六十有四。他终身不娶，也从未听他谈过恋爱，是朋友中的一个异人。”

三楼直上急匆匆，推门进来见老翁。

为道闲居无个事，任他南北赶西东。

———张友鸾

注云：“　去年秋天，友鸾从北京来上海。一天，突然摸到吾家三层楼上。十多年不见，须发如银，齿牙零落，问其年，诳称八十四，其实只七十五。他已退休，来沪小住，即去杭州，再往合肥，因那里都有他儿女的住家。后来听说他今年才返北京，而且又在为出版社写点什么了。此人面容衰老，但精神奇健，每食必饮，饮必‘　硬货’，我请他吃饭，饷以啤酒三瓶，他甚不乐意。”

上面三位姓张的都是《新民报》旧人，各有一枝健笔，故当时人称“新民报三张”。

说来也巧，“三张”都是被新闻界谑称为“徽骆驼”的安徽人。友鸾叔在新闻界以“多面手”著称，足智多谋，绰号智多星；慧剑叔被誉为“副刊圣手”，他在南京主编《朝报》副刊时，曾以《水浒》三十六罡为南京新闻界做点将录：点父亲为“及时雨宋江”，注文已忘，大意是称父亲有大哥风范，乃群雄之首；点友鸾叔为“智多星吴用”；还自点为“花和尚鲁智深”。当时程沧波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被点为“大刀关胜”，注曰：“架子不错。”大头诗人许君武，被点为“青面兽杨志”，注曰：“空学得一身武艺，没有识家，只落得天寿桥头，卖刀糊口。”许氏认为点评恰当，自居不疑。张友鹤叔是友鸾胞弟，是《南京晚报》社长，虽是小报，名气也不大，但尚能撑持下去，被点为“扑天雕李应”，注文是：“小虽小，俺也是一庄之主。”所点既符合人望，所注又贴切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故传诵一时。

关于“三张”奇闻轶事甚多，但有一事却让我深感内疚和自责。1945年，抗日胜利在望，“三张”分手在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和不同的城市，于是他们在重庆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父亲还在照片上亲笔用半行半楷写下了“新民报三张”五个字，这张照片也一直压在他的写字台的玻璃下，顺带说一句，凡是父亲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都是他认为一生中重要足迹的印证。本来这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一段历史和一段患难与共的友谊，没招谁也没惹谁。殊不知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片打倒声中来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这张照片自然是“反动学术权威臭味相投”的“罪证”，而且听说友鸾叔、慧剑叔都被“揪”出来了，全是在“生死未卜”的行列中，万一红卫兵小将高兴起来，兴之所至地到我家小院来造一下反玩玩，看到这张照片，那还了得！我在那“黄雀在后”，不知大难何时临头的惶恐与焦虑中，为了保护父亲，我做了一件终生痛悔的错事，我用剪刀把“三张”照片中的友鸾叔、慧剑叔剪去，再把照片藏起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这张珍贵的“三张”照片将永不再见，岂不知我在友鸾叔女公子张钰姐处，得知她尚有世上仅存的一张“新民报三张”相片，说什么喜出望外，简直是欢喜欲狂，我马上把这如获至宝的照片复印数张，并拿去发表。现在读者在报刊见到的“新民报三张”照片，就是这样有戏剧性地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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