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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我用很凶的口气说，要是有人不听代课老师的话或没有做好分内工作，等我回来时他一定会很惨。这么做很有效，但孩子们除了知道“要害怕我的愤怒和权力”之外，什么都没学到。

我想要奖赏　　经过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个策略其实是无效的。就和许多资深教师一样，我很不好意思去回想早年的种种愚行。现在，我会在上课的第一天就开始和孩子们建立伙伴关系。我会先请孩子们信任我，同时承诺对他们的信任，接着要他们把第一阶段的思维拋在脑后。如果首要动机受到如此严重的错误引导，他们的一生将毫无作为，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犯灌输第一阶段思维的错误。

第二阶段：我想要奖赏

孩子们终于开始因为“不惹麻烦”以外的理由做出决定了，但老师往往会犯下我们班称为“第二阶段思维”的错误。我猜，很多人都曾在大学期间读过行为分析大师斯金纳（B。F。Skinner）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中我们学到，孩子们因为良好行为而得到奖赏之后，就会大大提高重复我们所认可之行为的可能性。这个主张当然有其真实性。无论奖赏是糖果、玩具，还是延长体育活动的时间，在眼前晃呀晃的奖赏的确是良好行为的有力诱因。

我曾到中学参观过，看到教室里的老师用第二阶段思维鼓励学生完成作业。其中一位历史老师还让授课的各班比赛，看哪个班的作业完成得最好。胜出的班级在学期末将得到奖品。显然这位老师已经忘了“历史知识”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品。我和作业完成得最好的班级聊过以后发现，尽管他们在完成方面和交作业方面做得很好，却对历史的了解极为有限。

刚开始教书的那几年，我也为了“成效”而患了这种“奖赏症候群”。如果我因故无法上课，又很怕班上学生让代课老师不好过，那么我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会对孩子们说：“如果代课老师说你们很乖，星期五就可以办匹萨派对。”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代课老师会留给我一张赞美的纸条，我也骗自己相信自己对学生做的是一件好事。毕竟，这总比吓唬好，孩子们也会比较“喜欢我”。好啦，别对我那么严格，当时的我太年轻，欠缺经验。现在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家长在鼓励第二阶段思维时也得提高警觉。小孩做家务就给零用钱固然很好，毕竟我们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么运作的——用工作赚取报酬——但用礼物或金钱换取孩子良好行为的做法就很危险了。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行为得宜是应该的，不需给予奖赏。

“贿赂行为”常见于全国各地的教室。身为每天站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很清楚要让小孩守规矩确实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之一。我们的工时本来就长得过分，要是在家庭作业表上打个星星能让孩子们写作业，对很多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我已经无法因此感到满足。

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取悦某人　　孩子们慢慢长大以后，也开始学会做些事情来取悦人。“妈，你看，这样好吗？”他们也做相同的事情来取悦老师，主要用在有魅力或受欢迎的老师身上。他们坐的时候挺直腰板，表现出符合我们期望的行为，但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全都是错的。

年轻老师大多无法抗拒这类现象（这句话出自于我的亲身体验）。孩子们的取悦会让你自我膨胀。看到学生们对你表现出你以为的敬意，当你叫他们跳，他们就应声跳起，这种感觉真好。

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位老师在请假第二天回到学校时，看到代课老师留的纸条，因为得知班上学生表现良好而兴奋不已。其中，罗伯特的表现尤其突出。他帮忙老师维持秩序，告诉代课老师各项物品放在哪里，就像个小老师一样。这位老师替罗伯特感到骄傲，并表示要奖赏他——或是帮他加分，或是送他糖果之类。但讽刺的是，罗伯特拒绝了。他那么做不是为了奖赏。他的思维层次更高。他是为了老师而做的，并以此为荣，而老师也很自豪，因为这个小家伙这么崇拜他。两个人都非常骄傲，感觉也相当良好。

罗伯特表现良好，当然是件好事，他以取悦老师为表现动机，也是很温馨的事情。和大多数教室里的情形相比，这已经好太多了。我们可以来一点音乐，或许是由露露（Lulu）所演唱的那首《吾爱吾师》（To　Sir　with　Love）。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得更好。我常常这么取笑或质疑我的学生：你们是为了我才刷牙的吗？你们是为了我才系鞋带的吗？你听得出这有多可笑吗？但仍然有很多孩子整天忙于讨好老师。

我要遵守规则　　最近很流行第四阶段的思维。鉴于行为不当的年轻人为数众多，大多数教师在受训时学到要在上课的第一天制定规矩。毕竟，让孩子们懂规矩是必要的。好一点的老师会花时间解释制定某些规则的“理由”，也有不少富有创意的老师会带着学生一起参与班级规范的设计。老师们依据的理论是，参与制定班规的孩子比较愿意遵守规定。事实确实如此。

我见过墙上贴有这类班规的教室。有些图表是由工作量过大的老师草率完成的，有些却是精美到足以让《财富》五百强的董事眼睛一亮。我见过有意义的规则（不可打架）和没什么道理的规则（不可大笑），形形色色。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班规其实是好的——这可以让孩子们学习适应不同的环境。

我对规则没有异议，孩子们需要学习如何处理行为界线和期待。我当然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开了一天教职员发展会议后回到办公室时，我会不会因为罗伯特在代课老师面前表现良好感到开心呢？我会很感动。这样的表现已经把罗伯特带上通往成功的正确道路，遥遥领先多数同学。这告诉我罗伯特知道规则（并非所有孩子都如此）、接受规则（这样的孩子更少），而且愿意身体力行。如果罗伯特和他班上的同学是从第四阶段来思考的，那就已经比大部分的小孩好太多了。你大可以主张这些好的目的足以让手段合理化，但如果我们要孩子接受有意义的教育，我们真的想要罗伯特只因为“第二十七条规则”说他应该这么做就这么做吗？

我曾遇到一位采取有趣方式教孩子说“谢谢你”的老师。他制定的规则之一是，如果老师给学生一个东西——计算机、棒球或糖果，学生有3秒钟的时间对老师的善意表示感谢并说声“谢谢你”。要是做不到，礼物就会马上收回去。

这个方法很有效，孩子们总是把谢谢挂在嘴边。惟一的问题是：他们对于收到的礼物没有真诚的感激，他们不过是遵守规则而已。这个“教育”也未扩展到孩子的其他生活领域。某天晚上，我带着这群孩子去看戏，和戏院里的其他孩子相比，他们的感激之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没有向给他们节目表和帮他们找座位的接待人员道谢，也没有向在中场休息时帮他们上饮料的人道谢。他们的班规只限于在某间教室对某位老师该有的行为。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历史课本上的人物在思维上从未超越第四阶段，那么当中有多少人要被除名。我是这么教学生的：规则固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在我们最景仰的英雄当中，有许多人之所以能成就伟业，正是因为他们不守规则。美国为纪念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制定了一个法定假日，当初这位英雄如果采用第四阶段的思维，根本无法有所作为。圣雄甘地（Gandhi）没有遵守规则，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之母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也没有遵守规则。英勇的劳工领袖们打破了规则，帮助其他劳工。感谢上天，梭罗（Thoreau）、麦尔坎X（Malcolm　X）、凯撒·查维斯（Cesar　Chavez）等人够鲁莽，突破了第四阶段的思维。悠远历史中的不凡人物是这么做的。如果要我们的孩子达到相同的境界，就要在教导他们了解规则之余把眼光放远，不受教室墙上的班规所限。人的一生中有时并无规则可循，更重要的是，有时规则根本就是错的。

能达到第四阶段是件好事，但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更上一层楼。

我能体贴别人　　不论是对儿童或是成人，第五阶段都是很难企及的。能帮助孩子们对周围的人产生同情心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试着想象一个由第五阶段思考者所构成的世界。我们绝对听不到有人很白痴地在公车上对着手机胡扯个没完；开车或买电影票时不会有人突然超车或插队；也不会有邻居在凌晨2点吵闹不休，扰人清梦。那样的世界多么美好呀！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将这个想法传达给学生，通过带领他们认识阿坦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和《杀死一只知更鸟》，我的努力终于成功了。在小说中，阿坦克斯给他女儿斯各特一个忠告，恰如其分地阐述了第五阶段的思维：“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能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除非你能进入他的身体，用他的身体行走。”很多学生将这个忠告牢记在心，没多久，这个想法便开始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很快地，我班上的学生差不多每个人都变得非常善解人意，因为有阿坦克斯·芬奇作为他们的向导。我发现有句俗语所言不假：仁慈是有感染力的。

这些年来，帮我代过课的老师们给了我一些不寻常的感谢纸条。他们对班上的学生能自行调节说话音量感到惊讶。代课老师问孩子们为什么轻声细语，孩子们告诉他说，他们不想干扰隔壁班的学生。当这位老师说他觉得很热的时候，好几个小家伙自动拿出放在教室小冰箱的瓶装水给他喝。

饭店员工也表示，我的学生是他们见过的最和善、举止最得当的。霍伯特的小小莎士比亚们乘飞机时，机长通过机上广播表达对他们的谢意，而机上的乘客总是用掌声赞许他们安静的态度和礼貌的举止。这让身为他们老师的我，觉得既快乐，又骄傲。

但是你猜对了：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虽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遇见一个达到第五阶段的孩子更让我开心的，但我还是想要我的学生更上一层楼。对一个老师来说，最困难的任务莫过于此，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去尝试。我们做得到的。一旦成功，它带给我的满足感，足以补偿这个疯狂的教育界给我的心痛、头痛，以及微薄的薪资。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见过成功的实例。

我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奉行不悖　　不论是对儿童或是成人，第五阶段都是很难企及的。能帮助孩子们对周围的人产生同情心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试着想象一个由第五阶段思考者所构成的世界。我们绝对听不到有人很白痴地在公车上对着手机胡扯个没完；开车或买电影票时不会有人突然超车或插队；也不会有邻居在凌晨2点吵闹不休，扰人清梦。那样的世界多么美好呀！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将这个想法传达给学生，通过带领他们认识阿坦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和《杀死一只知更鸟》，我的努力终于成功了。在小说中，阿坦克斯给他女儿斯各特一个忠告，恰如其分地阐述了第五阶段的思维：“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能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除非你能进入他的身体，用他的身体行走。”很多学生将这个忠告牢记在心，没多久，这个想法便开始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很快地，我班上的学生差不多每个人都变得非常善解人意，因为有阿坦克斯·芬奇作为他们的向导。我发现有句俗语所言不假：仁慈是有感染力的。

这些年来，帮我代过课的老师们给了我一些不寻常的感谢纸条。他们对班上的学生能自行调节说话音量感到惊讶。代课老师问孩子们为什么轻声细语，孩子们告诉他说，他们不想干扰隔壁班的学生。当这位老师说他觉得很热的时候，好几个小家伙自动拿出放在教室小冰箱的瓶装水给他喝。

饭店员工也表示，我的学生是他们见过的最和善、举止最得当的。霍伯特的小小莎士比亚们乘飞机时，机长通过机上广播表达对他们的谢意，而机上的乘客总是用掌声赞许他们安静的态度和礼貌的举止。这让身为他们老师的我，觉得既快乐，又骄傲。

但是你猜对了：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虽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遇见一个达到第五阶段的孩子更让我开心的，但我还是想要我的学生更上一层楼。对一个老师来说，最困难的任务莫过于此，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去尝试。我们做得到的。一旦成功，它带给我的满足感，足以补偿这个疯狂的教育界给我的心痛、头痛，以及微薄的薪资。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见过成功的实例。

如何让孩子兴致盎然地阅读　　现在时间是星期二下午2点，我接下来将经历一两个小时痛苦的折磨。这折磨既非夹手指，也不是上拷问台，是比这更糟的每周教职员会议。多年来，我一直很努力地让外人了解这种会议有多可怕。最近，一位同事亦是好友生动地向他人形容了这种会议。他正和癌症对抗，化疗时间就排在教职员会议之后。他说他很期待化疗，因为在开完会之后，“最坏的已经结束了！”

被迫参加教职员会议已有许多年，我想尽各种办法来减轻这种痛苦。当那些就像奥威尔笔下“真理部”的行政官员宣布最新消息时，我们这些老师们所练就的“伪装专注”功夫就派上了用场。因为我相信我们在会议中所忍受的酷刑，就连曾在越战期间挺过监禁拷打、活着回美国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也受不了。不过有一天我还是差点失控想破口大骂。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善于阅读，也不喜欢阅读。本书写作期间所公布的美国标准化测验结果显示，我们学校有78％的拉丁裔学童阅读能力不足。这意味着两种可能：若不是本校的孩子是全地球最笨的，就是我们辜负了这些孩子。请相信我，绝大多数的儿童都有学习阅读的能力。虽然没有人会承认，但造成这些孩子停留在文盲阶段的，是一桩“鼓吹平庸”的组织性阴谋。

为应对这个问题，现在各校都设有“读写指导员”，这些“专家”大多曾是老师，而他们以前自己带学生的时候就不曾有过多大的成效。在一场教职员发展会议中，读写指导员的长官莅临本校，目的是协助我们提高学生阅读方面的能力。她充满睿智地开始演说，同时只用拇指和食指高高“夹”起一本大部头的书——好像这书是坨粪便。她刻意地笑着对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学生绝对不想阅读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她拿起的那本大部头著作，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一部由诺贝尔奖得主所著，并曾赢得普利策奖的杰作。

提高儿童阅读能力的同时引导他们对阅读的热爱，应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大家似乎都知道，每年都有数百万美元投资在书本和其他读本里面，社会名流纷纷响应倡导阅读的公益活动，教师的训练时数也高达数千小时。各出版公司的专家们都说学生们正在进步，他们口吐莲花、言之凿凿。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事实。忧心忡忡的教师们知道，就算提出异议也是枉然，因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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