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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teretye 成见（第1页）

那些经历过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经历过严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阵营分明的两种人，鲜有交集——沉默者和倾述者。两种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地感到那种不适感（出于简化的需要，我称之为“羞耻”），他们或无法让自我回归宁静，或仍被伤口炙烤。另外一些人愿意倾述，并经常倾述，在各种不同的冲动的驱使下。他们倾述，是因为在各个层面的意识里，他们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视为他们生活的核心，那件事无论好坏都成为了他们整个存在的标志。他们倾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见证了整个世界所经受的一次划时代的考验。他们倾述是因为，正像一句意第绪格言所说的——“化险为夷，足以道哉”。弗朗西斯卡（Franccesca）告诉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惨时／回忆幸福的时光”，但这也适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幸存者都知道，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面前摆满了美食和醇酒，更会让自己和其他人想起寒冷、疲劳和饥饿的时候。在费阿刻斯人的国王宫廷里，还没等桌上摆满食物，尤利西斯就急不可待地讲述他的故事。他们倾述，可能甚至夸大事实，就像“吹嘘的士兵”，述说恐惧、勇气、诡计、伤口、失败和一些胜利；通过这些倾述，他们让自己与“其他人”不同，通过让自己属于某个团体，从而加强自己的身份，并感到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但是他们倾述，事实上（我可以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因为我并非沉默者中的一员），我们倾述，是因为人们希望我们倾述。多年前，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Bobbio）在书中写道：纳粹灭绝营不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事件”。而其他人，听众、朋友、孩子、读者，甚至陌生人，在他们的气愤和同情之外，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理解我们的经历是独特的，或者至少努力去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要求我们去讲述，向我们提出问题，有时甚至令我们尴尬，回答某些“为什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人，而是见证者。但是，无论如何，谁又能说人类的历史事件遵循着严格的逻辑和模式。人们不能断言，每次改朝换代都遵循着唯一的模式，只有教科书才适于简化；那些“为什么”数目繁多，即使不是无的放矢，也可能与其他问题或未知因素纠缠不清。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或知识学家能证明人类的历史是决定论的进程。

向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中，从来不缺少一个问题；事实上，随着岁月更替，这个问题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带着越来越浓厚的谴责意味。与其说它是一个问题，不如说它是一系列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而且，随着时间消逝，提出这些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对这些问题的最初评价和解释过于乐观。在有些国家，人们从来不知道自由，因为只有满足其他更迫切的基本需要后，人们才会感到对自由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包括：抵御寒冷、饥饿、疾病、害虫、猛兽和敌人的侵略。但在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家，当今的年轻人便把自由视为一个人绝不放弃的权利。人们不能没有自由，这是天生而显而易见的权利，而且它是无偿的，就像健康或呼吸的空气。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自由的地点或时代是遥远的、国外的、陌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监禁的观念与逃跑和反抗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囚犯的环境被视为非法的、不正常的，总之，就像一种必须通过逃跑或反抗来治疗的疾病。无论如何，作为一种道德责任，逃跑的概念有着强大的根源；根据许多国家的军事操典，被俘的士兵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逃跑，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根据《海牙公约》，战俘试图逃跑不应受到惩罚。在一种普遍的共识中，逃跑洗刷了被监禁的耻辱。

让我们随便说一句：在斯大林的苏联，即使不是法律，其规定也完全不同而更富有戏剧性。被遣送回国的苏联战俘既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救济。即使他试图逃跑，或重新加入作战部队，他的被俘仍被视为不可救药的污点——他本应该战死，而不是投降。此外，既然他曾落入敌人之手（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就会自动承担通敌的嫌疑。许多曾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将士，在转移到占领区之后，设法逃跑并加入游击队，在意大利、法国，甚至苏联国内，积极地反击德军。然而，他们鲁莽地回家之后，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战争时期的日本也非常蔑视投降的士兵，因此被俘的盟军人员遭受了日军极为残忍的对待。他们不仅是敌人，而且因为他们投降，被视为胆小懦弱的敌人。

还有，浪漫主义（基督山伯爵！）和流行文学（别忘了《蝶舞》这本回忆录的巨大成功）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在遗忘中埋藏的上千部电影里，我们仍能记得《我是一个逃犯》（IAmanEscapedConvict）和《捍卫正义》（Hurricane）。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阻碍，并克服或粉碎它们。

然而，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并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从最广义上理解这个词汇（也就是说，除了众所周知的灭绝营，还有战俘营和拘押营），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地上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囚犯。这些囚犯饱受奴役、艰辛劳动、受人歧视、营养不良、衣不遮体、缺医少药，并被切断了与他们祖国的所有联系。他们不是“典型的囚犯”，他们并不正直，恰恰相反，德国人败坏了他们的人格，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但盟军战俘是个例外（美国和英联邦战俘），他们从红十字会接收食品和衣物，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昂的士气，以及很强的团队精神，并且保留了一个足够团结的内部等级制度，从而免于我之前所说的“灰色地带”。而对于这些例外者，他们能够相互信任。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再次被俘，他们还会受到符合国际条约的对待，所以他们多次尝试逃跑，其中的一些尝试获得了成功。

对于其他人，纳粹世界的贱民（在他们中必然包括吉普赛人和苏联囚犯，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在人种上，德国人认为他们并不比犹太人高贵多少），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对他们来说，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犹太人的遭遇最为特殊（而数量极其庞大），也最为悲惨。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为了保障“良民”的权益，他们的家已经被德国政府没收充公。除了个别例外，他们不再有家人，即使他们还有活着的亲戚，他们也不知道去哪找他，或者怎么给他写信而不会让警察追踪到他的踪迹。戈培尔（Goebbels）和施特莱歇尔的反犹宣传结出了硕果：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仇恨犹太人，歧视他们，把他们视为人民的敌人；除了极少数英雄般的例外者，其他人都出于对盖世太保的畏惧而放弃了向犹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任何人如果敢于收容犹太人，或者简单地帮助一名犹太人，都要承担遭受恐怖惩罚的风险。整个希特勒统治时期，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幸存下来。仅这个数字就说明了问题。这些犹太人躲藏在修道院、地下室或阁楼上，由勇敢而富有同情心的市民提供帮助，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市民具有足够的智慧，多年都严格地谨慎处事。

而且，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哪怕一名囚犯的成功逃脱也被视为所有执勤人员最严重的过失，从担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到集中营指挥官，都有被撤职的危险。在纳粹的逻辑里，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事件：一个奴隶的逃跑，特别是一个属于“劣等生物价值”种族的奴隶，这似乎带着象征意义的价值，代表着一个必然失败的人的胜利，一个神话的破灭。而且，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客观上的毁灭，因为每个囚犯都目睹了不允许世界了解的罪行。结果，如果一名囚犯在点名时缺席，或者没有答到（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少见，往往只是因为报数时的小错误，或者一名囚犯因过于疲劳而昏倒），世界末日就来到了。整个集中营进入警戒状态。除了执勤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的巡逻队也会介入，搜察集中营的工地、农场、所属房屋。集中营指挥官任意发布紧急措施。逃亡者的同国籍囚犯、已知的朋友、上下铺的狱友都会经受严刑拷打，然后处死。事实上，由于逃跑计划难以实施，所以逃亡者不可能没有同谋，也不可能没人注意到他的准备工作。与他同营房的囚犯，或者当时在集中营里的所有囚犯，都要求站在操场上清楚地报数，没有时间限制，甚至长达数天，有时下着雨或雪，或者头顶烈日，直到找到逃亡者，无论是死是活。如果他被找到并活捉，那么他不可避免将被当众绞死。但在绞刑前会有一个仪式。每次仪式的内容各异，但都是闻所未闻的残暴，党卫军那富有想象力的残忍肆意横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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