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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玛丽亚（第1页）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山西大学

《告别玛丽亚》为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于1947年出版。

告别玛丽亚

一

在桌子后面，电话后面，在一大堆办公卷宗后面，是窗户和门。门上有两块玻璃板，黑色的，在夜间发出亮光。而天空，窗户的背景，都盖满了下垂的乌云，风把乌云吹向玻璃窗，吹向北方，吹到被烧毁房屋墙壁的后面。

街道另外一侧，烧毁的房屋变成黑色，对着泛银色的铁丝网保护好的边门；闪烁的街灯紫罗兰色的光辉像音符滑过琴弦一样滑过这带刺的铁丝。在乌云翻滚的天上，房屋的右面，光秃秃的树木裹在机车飘动的团团乳白色烟雾之中，却又时时露出，凄凄惨惨的，在阵风中伫立。满载货物的车厢从旁边经过，轰隆隆地向前奔驰。

玛丽亚的目光从书页上抬起。她前额和眼睛上有一道阴影，阴影沿着面颊移动，像一条透明的围巾。她双手放在布丁碗边，布丁放在空酒瓶子、盛着没吃完生菜的盘子和有四方形底座很大的橘红色酒杯中间。强烈的光线在物体的边缘折射，像融入地毯一样融入充满房间的蓝色轻烟，却又从玻璃脆弱易碎的边缘反跳回来，跳进酒杯内部眨着眼，宛如风中金黄色的树叶——这光线像一根琴弦进入她的手掌，而这一双手掌像一个洒满光亮的拱顶一样，紧紧地在它上方合拢，只有手指间的更浓重的玫瑰色线条在抖动，但是细弱得难以察觉。

昏黑下来的小小房间充满宜人的幽暗，集合到了手掌，就像扇贝一样。

“你看，光与影之间是没有界限的。”玛丽亚轻轻地说，“暗影像涨潮一样，爬到脚下，包围我们，遮蔽世界；我们，就是你和我。”

我对着她的双唇低头，对着隐藏在双唇小角落里的微细隙缝。

“你涌动的诗意，就像树木的汁液。”我开玩笑道，摇摇头，要甩掉讨厌的酗酒带来的头昏，“小心，可别让世界用斧子打伤你。”

玛丽亚张开双唇，牙齿之间，有一点点发暗的舌尖抖动着：因为她笑了一下。她的手指把布丁捏得更紧的时候，眼底的光亮黯淡下来熄灭了。

“诗歌！对于我来说，诗歌不可思议，就像听到物体的形状或者触摸到声音一样。”她向后倾身，靠在椅子靠背上，在半昏暗中，红色紧身的针织衫显出浓厚的紫色，只有在滑过光线的褶皱的凸起处，才闪烁出毛茸茸的洋红色，“但是，只有诗歌才能真实地表现人。我想：表现真实的人。”

我用手指敲玻璃酒杯。酒杯发出细弱的不连贯的声响。

“我不知道，玛丽亚。”我说，耸了耸肩膀，表示疑惑，“我想，诗歌，可能还有宗教的标准，就是诗歌和宗教激发出来的人对人的爱。这是对事物的最客观的辩护。”

“爱情，当然，爱情！”玛丽亚说，连连眨着眼睛。

窗外，在烧毁的房屋后面，在广场分隔开的宽阔街道上，电车叮叮当当地来回行驶。电的闪光照亮了天空的紫罗兰色，就像镁光灯青色的火焰穿透黑暗，向房屋、街道和大门洒满月光，擦过黑色玻璃窗，在玻璃上散开，终于无声无息地熄灭。片刻之后，电车铁轨高声尖利的歌声也同样归于寂静。

在门外，另外一间小屋里，留声机又放出音乐。压低音量的曲调在跳舞的阵阵踢踏声响和女孩喉咙发出的笑声中消弭。

“你看，玛丽亚，除了我们，还有另外的世界。”我笑了笑，从椅子上站起来，“你看，就是这样。如果能够理解整个世界，就像理解自己的思想，感受自己的饥饿，看到窗户、窗外的大门和大门上方的乌云，如果能够同时地、最终地看到一切，”我一面思索一面说，转动一下椅子，站在玛丽亚和瓷砖砌的已烧热的壁炉旁边，炉边有一大口袋秋天购买、准备过冬的马铃薯，“如果是这样的话，爱情就不仅仅是一个量度，而且还是一切事物的终极的权威。可惜，我们都认定实验的方法，认定独特的、有诱惑力的感受。事物的量度是多么不充分、多么虚假！”

有留声机房间的门开了。托马什随舞曲的节拍摇晃着，扶着妻子的手臂。她稍微沉重的、不算太突出的肚子好几个月以来一直令友人感兴趣。托马什走到桌子旁边，对着桌子摇头。他的头硕大、肥厚、沉重，像公牛的头。

“你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伏特加。”他细心查看了餐具之后，轻轻责备道，然后，在妻子推动下，小步走向屋门。他迟钝的目光看着妻子，似乎在看一幅画。大伙都说这是他职业性的习惯，因为他倒卖假画——有柯罗的、诺阿科夫斯基的、潘凯维奇的。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家大公司半月刊的编辑，自认为是激进的左派人士。他们出门，踏上了吱吱作响的白雪。一团团冰冷的蒸汽在地板上旋转，像一团团白色的棉花球。

跟在托马什后面，跳舞的夫妇大摇大摆地来到会计办公室，他们迷迷糊糊地在桌子、瓷壁炉和马铃薯旁边转动，细心躲开窗户下面潮湿的地面，在刚打蜡的地板上留下红色痕迹之后，回到了他们原先跳舞的那个房间。玛丽亚离开桌子，习惯性地整理一下头发，说：

“我得走了，塔杜施。经理吩咐，明天得早点上班。”

“你还有整整一个小时呢。”我回答。

有弯曲白铁皮圆圈框子的大钟挂在一根细绳上，发出滴答滴答有节奏的声响。大钟的一侧是半褪色的宣传画，画的是一处优美景色；另外一侧是炭晶石艺术杰作，形状为一个巨大的钥匙孔，透过这个孔可以看到立体卧室的一角。

“我要带上莎士比亚的著作，夜里努力地看看《哈姆雷特》，准备星期二的作业。”

来到另外一间屋子，她在书架旁边蹲下。书架是用没有刨平的木板做的。在书籍的重压之下，木板变得弯曲。空气中贯穿了一道道浅蓝色和白色的烟柱，飘浮着浓重的伏特加酒味，里面还掺着人体的汗味和潮湿、老旧墙壁的石灰气味。透过蓝色的水蒸气，在墙上，就像风中的内衣一样，飘荡着画得色彩鲜艳的硬纸板，像海底似的，珊瑚闪现出海带的色彩线条。玻璃窗把黑夜隔离在外，在黑色的窗口里，一个忧郁的、迷迷糊糊的小提琴家（他说自己患了阳痿）挡在从铁路女贼那里贱买的帷幕细花边里，正在费尽力气用小提琴吱吱唧唧的声音盖过留声机的声音，但是做不到。琴师好像扛了一袋水泥似的弯着腰，只是阴沉而顽强地奏出一段曲子。为了准备星期天的诗歌朗诵音乐会，他练习了两个小时。他将参加演出，脸洗得干干净净，穿了演出服，脸色忧郁，眼神迷蒙，好像看着写在空气里的乐谱。

在桌面上，在从铁路女贼那里贱买来的大红花桌布上，在酒杯、图书和咬了几口的夹肉面包中间，晃着阿波罗尼乌斯赤裸而肮脏的两只脚。阿波罗尼乌斯先在椅子上摇晃，又回到了木制的为了防臭虫而涂抹石灰的沙发上；而现在，在这个沙发上，几个喝得半醉的人躺着，像被放在沙土上的鱼似的呼呼喘气。阿波罗尼乌斯大声说：

“基督是优秀的战士吗？不是，更是逃兵。至少第一批基督徒从军队里逃跑了。他们不愿意反抗邪恶。”

“我反抗邪恶。”彼得懒洋洋地说，他躺在两个衣衫不整的姑娘中间，一只手拨弄着她们的发卷，“把脚从桌子上拿走，去洗洗。”

“洗脚去，波莱克。”墙根的一个姑娘说。她大腿丰满、肥硕，大红嘴唇肥厚。

“好吧！遵命。你们听着，那是汪达尔人的部落，胆小如鼠的，”阿波罗尼乌斯拉着长音说，用脚后跟把盘子堆在一起，“到处挨打，从丹麦还是匈牙利被赶到西班牙。汪达尔人在那儿上了船，到了非洲，又步行到了迦太基。那儿的主教是圣奥古斯丁，莫妮卡修道院的那个。”

“于是这个圣徒骑着驴去传教，让汪达尔人皈依了基督教。”炉子旁边的一个抽烟斗的年轻人说。他鼓起滚圆的玫瑰色的面颊，面颊涂了金粉，像熟透了的桃儿一样，眼睛下面有大块的瘀血。一位男钢琴师和一位女钢琴师长期同居，这女人脸上有好看的酒窝，目光犀利而热情。夏天，我们给他施洗（因为他还未受洗），有点着的蜡烛、花束和洗手盆、圣水；勤快的神父为他洗头。洗礼后不久，在格鲁耶茨卡大街行人最多的地段，我们躲过了街道抓捕行动。我们没有马上为他们举办婚礼，一直拖延到冬末。他们的双亲都拒绝祝福，认为这不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实际上，双亲还是让步了，借给乐师们房间住宿和练习用的钢琴，以及用来造私酒的厨房，但是他们不愿意邀请朋友们，所以朋友们只好自己举办了小型的欢庆仪式。新娘身穿狭小的蓝色礼服，坐在椅子里，挺直身子，纹丝不动，好像身上绑了一根棍子。新郎不清醒，疲倦，醉醺醺的。

“你们这儿仁慈，十分仁慈，你知道吗？”一个犹太小女孩从犹太人隔离区逃了出来，这一夜没有地方去，小女孩依偎在读书的玛丽亚身旁，一只手搂着玛丽亚，“这多奇怪啊，很长时间我没有触摸过牙刷、夹肉面包、茶杯和书本了。您知道，这感觉很难说出来。但是有一个感觉很清楚，我得走。我怕极了！”

玛丽亚没有说话，抚摸着她用波纹形发亮的假发装饰的头部。

“您原来是歌星吧？所以您什么也不缺。”她穿了一件黄色菊花图案的上衣，领口很低。领口下面露出衬衣那奶白色的花边，惹人瞩目。胸前佩戴着一根细长的金属项链，末端有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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