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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同时西方国家在欧战结束后，发现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并由于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使得日本开始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安全，所以它们又再度关切中国市场利益开放的问题，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亡国勒索，使得日本企图鲸吞中国计划的失败。日本只有把侵略中国的目标，先集中在中国的东北，这是一个在东北亚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以及拥有非常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

日本经过两次战争，仍然无法实地的占据中国的东北，同时日本企图利用欧战机会来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也受挫，因此日本只有准备利用在辽东半岛的租界地与经营南满铁路特权的机会，逐步经略中国东北的全境。日本初步的目标是推动“满蒙分离”，因为日本实在想不出侵略中国东北的漂亮借口，所以自己先发明了新的名词，将中国东北称作“满洲”，同时开始炮制“满洲主权未定论”，因此所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自古并非中国领土”的论调，成为日本当时舆论的显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与浪人，更与部分满清贵族后裔与失意的野心政客联合，积极的制造舆论与事端，鼓吹满蒙独立，以推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大业＇4＇。

当时组成日本经营中国东北南部特权的机构，分成四大部份，日本将辽东半岛南部，包含旅顺、大连地区的租界地，设立了关东厅，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展殖民地的总部，大量的吸引日本的移民与浪人前往开发，也收留、培养汉奸政客与军阀。而负责关东厅以及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南满铁路沿线防卫需要的部队，称作关东军（Kwantung　Army）。日本又模仿英国当年以“东印度公司”经略印度的方式，组成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管理从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铁路的营运及其沿线的土地、矿产以及市镇。

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设立“奉天总领事馆”（在当时，辽宁省称作奉天省，是东北的军政与经济中心），直接与中国东北地区政府，进行各种侵占中国国家利益的交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南部与南满铁路的沿线，以开发与移民的方式，大量进行掠夺资源与土地，逐渐构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非法窃占的“海外领土”。在日本经略中国东北的四大机构之中，又以关东军最为骄悍与胡作非为。

2。5　日本军方逐渐失控

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一度出现弭兵的潮流，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外都开始受到压力与排挤，由于多数的日本人民，希望能够建立更为民主与和平的政府，国会也出现不满日本军方强悍与恐怖的高压做法，设法削减日本军部的扩军预算。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也出现希望能够建立以外交与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利益争端的方法，因此积极的提倡裁军。特别是中国的利益必须由国际均分，不许日本独占。苏联更是虎视眈眈的等待机会与日本再作决战，以报日俄战争的失败之耻，并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各种资源与利益。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确实受到一些制约与压力。同时大正日皇缺少明治日皇那种“八竑一宇”的雄心与胆识，因此日本政府在一次大战后，顺应潮流，先后的减少军费支出，加入国联组织，签订九国公约，裁减陆海空的兵力，对于“大陆政策”的推动，也采取温和派的立场。但日本政府的这些和平转变，造成日本强硬派军方的不满，因此刺激军中所谓少壮派军方势力的发展，这些充满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意识的军人，一心的希望能够继续明治大帝的功业，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轻视民主与自由的普遍原则，恐惧共产主义的蔓延，更是不能忘情入主中国的利益。这些怀有野心与决断的军方少壮派军官，开始盛行秘密结社，这种进行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竟然成为日本政局不稳与失控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九二五年，年轻的裕仁日皇即位，裕仁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与才干，来处理日本内外巨大变化的政局，一九二九年，全球局势发生逆转，经济大恐慌的爆发，造成全球各国对于民主政治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都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同样无法拿出有效的政策处理这些问题，造成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陷入了失控的危机之中，而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也让日本封建意识极强的保守派政客、大型的财团与军方少壮派，感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

2。6　少壮派军官把持日本决策核心

因此这些保守派的人士与军方的将校，开始提倡日本对内应该推动强硬的军国主义政策，压制共产主义的颠覆，对外推动疆域的拓展与资源市场的掠夺，日本才能走出发展的危机。而日本军方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这种理念的实际推动者，军方出现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少壮派军官又成立各种的秘密团体，其中又以“樱会”与“一夕会”最为著名。

参与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事实上，主导着日本军部的决策。因为日本的社会运作体制中，领导者很少会主动地展现自己的决心与企图，以免卷进直接的决策选择、冲突之中，日本社会集体心理最怕的，就是内部意见的分裂，所以日本社会中，有着极强的从众行为压力。因此它的领导者多半是以暗示与诱导的方式，被动的等待部属达成一致的共识之后，然后接纳这种共识成为正式的决策。（当时日皇与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如此，现在日本的企业运作也是如此。）

所以当时日本的军部，表面上好象是由高级将领在指挥，实际上他们经常听任部属参谋自行独立运作，而会接受参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这种意见不一定符合事实或是他们的想法，但这些高级将领不愿也不会公开的反对属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免破坏和谐的共识。

更糟的是，日本军方系统的结构，是典型的外重内轻，通常在内阁中的陆军省长官，只要有师团长的资历就可以出任，海军省首长的地位也与舰队司令平行，就算是参谋本部的总参谋长地位高些，也不过是相当于战区的司令官地位而已。皇军直接隶属日皇，军部也只是日皇的军事参谋，不能直接对军队发号施令，因此，日本在外统兵的将校，并不会把中央军部的意见，真正的放在眼里。

而中央军部唯一能够节制统兵将校的法宝是，请求日皇发出赦令，这种赦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经由帷幄上奏之后决定的日皇命令，一种是经由日皇授权参谋本部，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内，以日皇名义代行的“临参命”。无论是那种形式，都是以日皇名义发出，在形式上，对于日军的行动，有着最高的控制权威。

但是因为日皇对于日军而言，其地位有如神明一样的极其崇高，军部不到真的不得已，绝对不敢也不愿在日皇面前，展现不同立场的争执，而让日皇陷入裁决的苦恼之中。因此中央军部对于在外统兵的将校，多半是用“交情”来牵制其行动，所以在军令运作的过程中，经常是由次官、参谋与部队中的长官进行意见沟通，等到大家建立共识之后，才正式帷幄上奏的请旨行动，而军部的参谋与部队的长官，当然都是同属希望能够以战争来建功立业的少壮派军人，因此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就决定了军部的意见。

而日皇对于军部一致的意见，通常很少会提出质疑，更别说是反对了。这就出现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可以实际把持军部决策的现象，这些在军部与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们，自己组成的小团体运作，戏称“秘密参谋本部”，他们与海外驻军以及右翼激进的团体，都有直接联系的管道，而右翼团体的看法，又主导着日本的舆论媒体，造成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对内可以普遍的以下克上，对外随时都有支持他们各种做为的“民意基础”。因此在当时，真正领导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不是日本人民民意选择的国会，不是神圣崇高的日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级将领，而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当然这不能说日皇、元老、将领在日本的战争罪行上，没有责任，因为他们至少是“诱导”、“认可”、“知情”与“伙同”等的共犯，他们对于所有的战争罪行，至少是犯了“应注意而未注意”，“应阻止而未阻止”的责任。

虽然日皇、军部与政府发现少壮派军官秘密结社的危机，曾经在一九三年正式颁布法律与军令，不准日本军人参加秘密结社组织，但是这个法令对于少壮派军人而言，根本是形同具文，他们照样半公开地进行各种秘密结社，公然地在政治与民间团体中，发表他们的立场与主张，甚至公然地批判与反对政府的政策。少壮派军官的言行，往往诱导着日本民意产生强烈的反应与支持，造成少壮派军官认为，自己代表着日本人民的主流意志。因此，日军少壮派军官，不在乎作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只要能够获得“民气”支持，他们并不把法律与制度放在眼里，而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大不了切腹自杀＇5＇。

事实上，军部与政府也拿这些少壮派军官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果断言行，会激起人民的民意支持，平常他们互相照应、敷衍应付上级的名令，假如真的逼急了，不是有人切腹自杀以示警抗议，就是干脆对他们所不满意的政府首长与上级军官，进行刺杀行动，甚至发动真正的军事政变。这种制造成民气可用假像的民粹主义，逾越一切法律制度与制衡力量的体制，表面上，一切的决策都有所谓的“民意基础”，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独裁集团操纵民意的手法，在当时的日本，有谁敢向这种铁血的民粹主义挑战？但是这正是造成日本最后亡国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大政方针，竟然任由这些没有能力考虑国家全盘利益与责任的少壮派军官们，强迫政府事后追认与接纳他们偏狭的看法与血气冲动的决定，终于误导国家步入灭亡的绝境，当然也给其它国家，带来无法承受的战争浩劫。

总之，在当时的日本政局，可以说是政府控制不了军部，军部控制不了驻军部队，驻军部队控制不了少壮派军官，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已经逐渐的成为国家步向军国主义命运发展的主控者。日本又是一个群体性极强的民族，大家只要一参加组织，很容易显出完全盲目服从的本能，而缺乏个人独排众议的能力与胆识。日本的社会意识是最怕破坏和谐，因而许多怪异行为都是在群体的压力下，出现的过渡反射动作。

因此，日本有着过多的群体服从压力，以及强烈的模仿能力，却是极其严重的缺乏领导与创新领袖，当时的日本，走不出明治维新时代军国主义的发展格局，在国家发展一旦遭到困境，日本上下就希望政府能够模仿明治维新时代的整军经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解决或是转移日本的问题。所以少壮派的军官，就是一群敢以行动作出决定的小团体，他们缺乏深谋远虑却是敢违法乱纪，一旦他们以行动开创出方向，而且获得重大的胜利，就会在一夜之间，赢得日本社会上下一致盲目支持与跟从。

附注：

＇1＇　后来石原因为反对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而遭到提早退伍的冷冻，战后逃过了审判，而列为甲级战犯的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则在东京大审之中被判处死刑。

＇2＇　日本在战败后，本庄繁因为担心为此受审，而畏罪自杀。

第三章、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

从历史的事实分析，无论是汉、唐、明、清（尚未汉化的元朝是唯一的例外）时代，虽然中国处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时代，她不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征服与统治日本，而且只会给这个岛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在日本的历史中，由于中国国力富强、文明昌盛，日本只需模仿中国的文化，分享中国的资源与利益，就可以受益无穷。

但是长久以来，日本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它若想追求亚洲的霸权，却必须要先弱化与分裂中国不可。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它的任何企图称霸东亚的战略地位发展，都无法避免的受到中国地缘的威胁，因此“只有”中国的分裂与衰弱，日本才会有“出头”的一天。日本之所以会举国一致的推动明治维新，除了是受到西方强权的刺激之外，也是同时看到中国正处在衰弱的历史困境之中，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日本只要比中国抢先达成现代化，那么它就有机会压制落后的中国而称霸东亚。

因此，日本整个明治维新的改换制度与整军经武，主要目的在以西方的现代化力量，追求日本的富国强兵，日本一旦要准备称霸东亚，侵略中国就是必然的政策。所以明治时代，日本前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在这两次的战争中，对象虽然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就是侵略中国。特别是能够控制中国东北的资源与战略位置，已成为日本帝国维持霸权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3。1　日本在东亚扩张与美、俄的冲突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两战两胜，使得日本跻身成为东方的一等强国，这对于在两千多年历史之中，从来没有建立过国际崇高地位的日本人而言，简直是无法忘怀的胜利与荣耀。（不像中国，身为天朝大国的历史太久，已经习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与中心。）所以日本想要利用现有的优势地位，设法继续的割裂中国与入主中原，这样才能确保日本的霸权地位。

日本最为担心的是，当然就是假如当时的中国一旦觉醒，团结起来，追求现代化，那么日本的霸权地位，就犹如樱花盛开又凋谢般的，成为过眼云烟而已，因此当它看到中国正在挣扎着追求统一与现代化之时，就产生着极强的时间压迫感。是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互助，以分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利益呢？还是要加速侵略中国，以支配宰割中国的市场资源？

当然，日本称霸之后，举国上下还有另外的一层恐惧，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策略，已经在国际上造成孤立与敌对的压力，日本既在日俄战争上，与俄国结下历史的民族仇怨，也妨碍了美国开放中国门户利益的立场。日本知道，以俄国那种凶狠的发展野心，是绝对不会放过它的，俄国要成为太平洋强权，取得不冻港，以及夺取中国东北与塞北的富源，都会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当时日本的军政领导阶层几乎都相信：日、俄第二回合的战争冲突只是迟早的问题，以及日本必须抢先在中国取得优势战略地位的先机，才能增加击败俄国的筹码。而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特权与在太平洋迅速发展，也开始危及到美国的利益，因而日、美间的摩擦也开始快速的增高。当时全球有远略的政治与战略专家，就已清楚的警告，日、俄与日、美的战争冲突，已经势难避免＇1＇；日本的参谋本部早已长程计划未来与俄国进行决战的准备，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就任之后的一九三三年，也曾经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美日可能爆发战争的各种状况。

日本政府在面对这些危机的压力之下，一直抱着必须“先发制人”的观念，其政府领导人认为，日本（一个资源贫乏与战略弱势的国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国广大的资源与支持，才能在未来与美俄的决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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