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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对外侵略中国与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决定，准备先以军事政变方式，推动他们的改造日本的政变计划。但是不出石原莞尔所料，日本高级将领在“师出无名”、民气支持不足、以及担心日皇不同意的多重考虑下，在最后一刻不肯支持政变的行动，因此造成三月政变的流产。当然也引起日皇与日本政府对于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企图，发生了戒心，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不得不暂时的有所收敛。

日本国内的政变既然胎死腹中，当然就轮到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来推动他们的“满洲事变”计划了。不过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三月流产政变之后，日本国内政局对于少壮派军官的强硬做法，仍然无法完全的认同；同时他们担心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在军力上以寡击众作战，风险较高，万一战事进展的不顺利，军部没有把握能够在必要时，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持关东军的武装侵略。因为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当时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极其严重，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沉重的战费，以及应付国际强权的外交压力。

所以日本军部的长官，企图设法说服关东军少壮派，延后一年发动“满洲事变”。而军部特别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将原先驻防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军力骨干，十六师团调回日本，改派第二师团（多门二郎）接替任务，并且在同年的八月一日，派遣“中国通”（曾任张作霖政治顾问）的本庄繁中将，出任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日本军部希望这样的调动，将会减低关东军兵、将之间的默契，而可以压制住关东军少壮派箭在弦上的立即行动。

3。6　关东军开始密谋行动

当时日本政府一直在设法透过外交与政治手段，来扩张它在中国东北的控制力量，外相币原同时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以取得日本人在东北兴建五条铁路的特权。但关东军却认为，日本惟有直接的以军事行动攻占中国东北，才能把中国东北建设成为日本国防与发展的生命线。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水源冲突，关东军利用机会强行介入，攻击中国农民，造成“万宝山事件”，日本军方要求中国退让，否则将会派兵维护其权益；几乎在同时，又爆发关东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上尉，在东北境内违法进行军事侦察工作，被东北驻屯军逮捕并处决的“中村事件”。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为此感到万分的震怒，日本军方一再地扬言，假如中国东北当局，不能在中村事件上，给日本一个满意的交代，日本将会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日本的舆论更是来势汹汹的煽动民意，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力的行动，惩罚中国的“暴虐行径”。

而在本庄繁在八月一日，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在八月三日，日本陆军省特别邀请关东军、朝鲜军（林铳十郎）与台湾军（真崎甚三郎）司令官，举行海外司令官会议，共商日本海外驻军的任务，及彼此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陆军省竟然又同意在九月调派日本的十九与二十师团，进驻朝鲜半岛，以提高日军在海外应变的军力。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更利用机会，与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大佐，进行了军事支持的联系。这种安排，就使得满洲事变发生之时，朝鲜军以充裕的兵力，可以就近出动支持，关东军就不必担心自己兵力不足的问题了。

这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石原、板垣与花谷共谋下，已经正式决定，当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制柳条湖事件，正式发动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军部时，已经把准备发动事变的计划，秘密告知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而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仍然认为直接发动满洲事变的军事作战，计划过于鲁莽，同时也担心苏联以及国际强权的干预，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也经不起战争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强烈的不赞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进行特别的会商之后，拟定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八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关东军暂时等待与加强准备，假如外交方式无法在一年内，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关东军才能设法配合指令采取行动。为此，军部特别召回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告知他必须以此大纲，来约束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

3。7　日本政府企图阻止关东军行动

但是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仍然决定不顾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的意见，而准备在中国东北断然行动，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及关东厅都在九月初向日本政府密报告急，指出关东军可能不顾国内的指示，在九月底以军事攻占满洲的行动。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电告林久治郎，设法约束与监视关东军与浪人的活动，同时决定请出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来调解。西园寺曾是日皇明治的同学，在日本政坛的威望极高，同时日皇裕仁对他相当的尊敬。

日皇裕仁对于日军少壮派军官的飞扬跋扈，早已有着不满与忧虑，因此在西园寺的建议，以及他的叔父闲院恭亲王戴仁的要求下，于九月十一日，裕仁在熊本校场演习时，召见陆相南次郎，叫他注意约束关东军，南次郎又晋见西园寺，西园寺相当露骨的批评关东军军纪不彰的问题，让南次郎感到非常的惶恐。

而在内阁会议中，外相币原也公开质询陆军省，是否对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知情；在九月十四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密电军部，表示他无法掌控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因此要求军部派员前来协调有关满洲问题的具体政策。在这些反应与压力下，南次郎只有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协商，决定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设法约束关东军，好暂缓发动满洲事变计划。

由于事机紧急，建川立刻在九月十五日由东京出发，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桥本欣五郎中佐，就在建川的办公室中，立刻拍发三封密电，通知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告知建川即将到达中国东北，执行阻止关东军行动的任务。桥本并且催促板垣等人应该把握时机，在中国的东北，立刻采取先斩后奏的断然行动。

板垣、石原与花谷接到桥本的密电之后，立刻连夜密商大计，经过几度的犹豫与讨论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提前发难，先把“生米煮成熟饭”，迫使军部、政府甚至日皇接受继承的事实。好在建川本来就是一夕会的同志，军部方面更有少壮派的同志进行打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与责难。就算是发生了重大的问题，他们也准备扛下所有的责任，因为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是已经彻底地奉行“诸法皆空，自由自在”的最高原则，只坚持自己的“理念”，根本不把军纪、法制、甚至日皇放在眼里。

因此，三人最后决定，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提前在建川到达的前一天，九月十七日发动。但是由于临时更改时间，各方面配合还是有些困难，所以又决定延后一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建川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发难。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造成历史巨变的九一八事件，最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巧合的是，这天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歼灭中国北洋舰队的后一日；也是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发表“巧电”，决定率领东北军部队入关平息中原内战的一周年。

附注：

＇1＇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一九三四年就著书提出这种警告。

＇2＇　日本政府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设法否认这份密摺的存在，也有许多历史的学者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对中国的策略，以及最后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步，都是准确地照着这个奏摺的方略进行。当然日人也找不出事实来否定爱国的台湾志士蔡智堪先生，抄录这份奏摺的直接证据。

第四章、不扩大方针下的扩大侵略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叛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地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无论是日本的政府与东京的军部，都反复的重申“不扩大方针”，并一再地表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只要中国答应与日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日本当自会撤兵。但是关东军以及“地下”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则是想尽办法利用机会，不断的扩大攻击范围、杀害中国的军民、占领中国的东北全境；不但不把日本政府的立场以及军部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反而利用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为下阶段继续扩大侵略的时机做好准备。这种根本不管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宣告，而径行不断扩大事变的做法，造成关东军的系列侵略行动，终于拖垮了当时的日本内阁、改组了军部，当然也同时强占了中国的东北。

在表面上，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与军方以及军部与关东军之间，是曾出现“不扩大”与“不断扩大”的立场严重对立，而在军方本身，也有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立场与做法的冲突与竞争：在事变刚开始时，陆军省比较接近内阁的意见，希望能够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参谋本部则是倾向让关东军有些表现之后，再看情形定夺。而在事变后期，关东军开始进攻北满之后，陆军省则比较支持关东军的扩大战果立场，但是参谋本部则开始有意施展统帅权来控制关东军。本来关东军就已经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强悍态度，在发现政府与军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立场与做法又不能一致的状况下，关东军的脱轨与抗命，更是可以预期的了。因此实质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不变，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宰制中国，这是日本政府、军部共同的立场，分歧的只是时间与方式而已＇1＇。

4。1　表里矛盾的日本政府与军部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经陷入发展的困境：在军国主义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主政治无法生根落实；财团垄断的资本主义，又不能解决全球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共产主义的发展又成为日皇封建威权制度的最大威胁。日本当时没有眼光远大与魄力十足的政治家，也没有真正能够威震群雄的军人领袖，在此关头，一群敢于独断专行、违法抗命、胡作非为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了决定日本国家方向的领航者。而这些日本的少壮派军官，除了知道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之外，根本没有其它的能耐来解决一个国家所遭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在中国东北驻防的日本关东军，奉到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命令，开始依照演练的计划，分头在中国的东北进行血腥的攻击行动之际，位在东京的军部，亦陷入既兴奋、又迷惘的状况。因为根据东京军部的计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表，是设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如今在军部尚未准备完成整套入侵的配合措施，内阁又可能会有反对意见的状况下，一旦关东军的行动遭到坚强抵抗或是受到重大伤亡，那么是能否派兵支持，以及庞大的军费是否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都是极大的问题（这就是军部决定派建川美次前往了解与疏导的原因之一）。何况军部最为担心的还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为关东军的这次行动，不但可以说是“违法”的，同时＇2＇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也事先的受到日皇的警告，假如裕仁真的追究起来，关东军的责任还真不小。上次为了关东军刺杀张作霖的问题，军部就已经受到日皇的责难，这次更不知将如何收场。

不过，日本军部高级将领的顾虑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影响力，因为东京军部的决策运作，实际上是由少壮派的军官把持，他们与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同属于一个秘密组织的，他们当然会全力为关东军的做法护航，因此在十九日早上七时，军部先召开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联席会议，在少壮派军官的把持下，军部一面倒的决议支持关东军“膺惩暴支”的行动，并且要求陆相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积极援助关东军的提案。

而日本内阁方面，当然更是为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感到震惊，虽然军部企图封锁事变真相，但是内阁仍然从驻奉天总领事馆林久治郎，以及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相关人员那里，得到事件真相的报告。因为这些单位先前就曾事先密报日本政府，关于关东军即将“胡作非为”的情报。

反倒是日本的关东军是早有预谋，连占领东北的“保境安民”布告，都已事先准备妥当了，日本人出任东北的地方行政首长，也公开派任，日军整个占领东北全境的攻击作战，更全都是依事前精密的计划行事的，而且根本拒绝日本领事馆的调停。

十九日上午十时，日本内阁为九一八事变，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虽然陆相南次郎企图为关东军的“兵变”与“侵略”开脱，但是在内阁拿出来自东北现场的报告之后，铁路交通没有中断，中国部队没有出现，日本军人与侨民没有伤亡，只是有一声爆炸声音而已，而关东军的行动，是从南到北的全面攻击，根本远远地超出护路与护侨的自卫说法。

面对这些证据，陆相南次郎实在无法为关东军的行动辩护，不过既然关东军已经出兵“自卫”作战，日本政府总不能打击关东军的士气，因此内阁通过了不扩大方针的政府立场，表示日本“绝对没有夺取中国领土的野心“＇3＇，同时责成军部约束关东军进一步的行动，只限在自卫与护路的范围之中，并且希望能够循外交方式，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善后问题。

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3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虽然日本政府通过了不扩大的政策方针，同时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行动，但是日本内阁仍然在军部的压力下，认定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是基于自卫与护路而做的“正当”反应，只是要求关东军尽量不要扩大战争，以免问题成为国际性事件而遭受干预。但是军部内部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不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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