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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伙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裁，当然这个内蒙军政府实际的军政运作，则是由日本关东军负责控制。但由于德王所控制的领土，局限于内蒙的东部，而内蒙西部的各个蒙古部族，仍然心向中国，因此他们决定摆脱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另行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下可激怒了关东军，因此德王决定派遣军队，在日军的支持下，入侵绥远，并其准备攻占百灵庙，以建立包括了全内蒙的蒙古国。

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些地方，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与日本对抗下去吗？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外蒙古早已被苏联控制，新疆也在苏联支配的势力范围，西藏则是由英国在暗中经营。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分裂成三个不同政令的政治实体，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另外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半独立状态的省机构，形式上遥奉国民政府的号令，事实上，所有的军政运作，都是由其军事首长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时代，各个拥有兵权的节度使，形式上拥有唐朝政府的名号，其实却是独立拥兵的“藩镇”。内部四分五裂、外有强邻侵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要在这种危急的局面之下，设法与时间进行竞赛，对内推动统一以加强建设，对外准备对抗日本穷凶恶极的侵略行动。

第十四章、中国在危机之中挣扎图强

到了一九三五年，全世界都眼睁睁看着日本持续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这种穷凶极恶的侵略做法，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早该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难道国民政府真的就这样永无止境的退让下去，直到日本把中国完全灭绝吗？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这样的结局，从北宋到南宋，中国对外敌的侵略，是几次挣扎着变法图强，几次企图出兵反击，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步步地挫败退让，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最终完全的屈服与灭亡。

但是这次中国所面临的侵略，其历史处境，是要比最弱的宋朝时代还要险恶（至少宋朝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强敌又比当时辽、金还要强大太多（至少当时的敌人也使用相近的武器），难道现在的中国还能有比宋朝更好的表现与结局吗？中国以无比的决心，向这个历史性的疑问发出了响彻大地的回应，是的！中国不但在艰苦的环境下挺住了强敌的侵略，还与世界的自由国家，共同创造了世界正义的胜利。这要归功于中华民族主义坚韧不拔的力量，让中国人民愿意付出无比牺牲的代价，坚持决不屈服的奋战，终于将中国由死中复生。

14。1　奋斗图强走出历史的困境

当时中国的确没有军事力量，能与日本进行战场的较量，因此中国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就是尽可能地以低姿态进行退让，以争取时间进行统一建设。但是假如日本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一旦来临，中国无论是准备好了没有，她都要与日本进行一场历史的决战，中国一旦与日本开战，就是一场全面与长期的战争，中国建设法把日本卷进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消耗日本所有的作战资源。虽然日本可以设法在战役中接二连三地击败中国，但是日本却无法在整个的战争中，使中国屈服。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持续地对中国进行局部的蚕食性侵略，一步步地将中国分解控制，尽量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与长期的战争，因为这是对日本最有利的方式。但是，假如蚕食不成，中、日之间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日本政府则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打败中国而结束对华的作战。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的一退再退，是基于一个非常远大的政略目标，就是为中国争取时间来统一内部、推动建设、建军备战，以准备抗日。当然国民政府知道，日本不会给中国这个时间，所以国民政府也随时准备“最后关头”时刻的到临，一旦中国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时候，她就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这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

当时中国的衰弱、分裂与落后，是一个数百年历史危机困境的表现，中国无力战胜国力强大、团结一致的日本，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历史事实的问题，绝非是中国可以在三年五载就能解决的。这是因为整个中国民族，在长达两百年来的历史中，积弱不振，停留在一个封建、闭关于农业社会的衰弱状态，所以她根本无法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日本，进行正面的大战。

中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工业架构，才能拥有一支能够带有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的现代化军队，来与日本军国主义架构下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进行生死的搏斗。现代化的国家民族之战，其实是一场国家总体力量的对决，从人民的素质、社会的结构、政治的制度、工业的生产到军事的力量，都在进行竞赛，最后才能决定出一场胜负。

翻开中国现代史，中国在清朝中叶以后，就走向衰弱、封闭、腐化与分裂之中，加上全球的帝国主义利用机会，以其现代化的军力与工业技术，对中国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侵略与掠夺，更让她陷在危亡的关头。虽然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志士，以极大的牺牲，成功地推翻清朝政府，但是建立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却进一步陷入军阀的手中。

这些军阀只知道拥兵扩权，对内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无穷的私欲，对外却卑躬屈膝，任由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剥削掠夺中国。因此在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与可以正常运作的国家，她只是一个奄奄待毙的民族而已。由于中国的领土广大、人口又多，帝国主义国家暂时吃不下也摆不平如何瓜分中国的利益，因而改以“门户开放”的方式，来共同压榨中国的利益。但是日本因为拥有地缘与文化接近的优势，企图独占中国，进而推动其大陆政策，准备先将中国支解然后控制她一切的资源，做为日帝国称霸东亚的本钱。

不过，中国这个民族，有着近乎不可思议的重生能力。在她几千年的历史之中，经过无数的历史浩劫与灾难，但是中国仍然能够每次浴火重生，成为东亚的文明与战略大国。虽然当中国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变迁挑战，出现了极大的彷徨与挣扎，同时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更是濒临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但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放弃抵抗的一致，她在内外交迫的危机之中，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之下，竟然挺身奋斗，而且越挫越勇，比起在东晋、南宋与清朝，那种越挫越馁终于亡国的历史，这股民族生命力真是展现出奇迹般的光芒。

当时负起中国民族复兴大任的，是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蒋介石所面临的，是将整个中国处于灭亡危机之历史性考验，蒋介石所能设法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要达到整个中国的统一与团结，才能对内加快建设，也才能对外战胜列强的侵略。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中国一下子要克服的历史重担是如此的多，帝国主义对她的侵略与剥削是如此之凶狠（特别是日本灭亡全中国的计划），这些挑战与危机有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到，几乎在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进行时间的竞赛。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国，能否采取迁就各个割据势力的立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统一的“战争”，而保留分裂的现况，以外表的方式联合，推动建设与抗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看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统一军政运作，来推动国家建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是谁也不服谁而不欢而散，而且往往会启动另外一场新的内战。别说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势力，无法建立协商共识了，就连同一主义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都无法摆平。

因此以武力进行国家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国家最高主权的保障与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事实上，蒋介石尽量减少使用武力来进行统一，使得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领袖，但实际上，还是无法以现代化制度来运作整个国家，或号令地方山头完全接受中央指挥，进行抗日战争。在许多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妥协与权谋的运作，才能维持统一抗日的格局。这些历史事实，是很难以一个统一、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观点来想象的。

14。2　设法结束分裂与内战

在表面而言，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象中国就结束了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分裂，而进入了统一。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国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国的整个分裂与割据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衰亡与转型，同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膨胀之后，立刻出现新的分裂与内斗，也发展出新的割据力量。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长江中下游的几省运作而已，其它地区对于中央命令，有参照办理者，有阳奉阴违者，当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后，中国仍然每年都有内战与冲突，规模与破坏力还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先安内，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中国”，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长征”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

14。3　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　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　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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