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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第1页）

但是日本人还是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性。因为一旦中国退到忍无可忍的阶段，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发出无可想象的历史能量，支持全体的中国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面对历史的危机。这个力量之巨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抗衡的力量。邱吉尔曾说过：“日本永无止境的侵略中国，终于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国的苏醒，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27。2　汪精卫的背景

在所有变节的中国人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与可惜的，就是国民政府中高层领导人汪精卫的叛国。汪精卫早年是一位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曾经参与刺杀清朝执政官员的行动，被捕下狱1，之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为孙先生重要的左右手。孙中山先生简洁流畅的政治遗嘱，即是汪所代拟的。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之中，几度进出，都是领导级的人物，但是汪精卫却逐渐的表现出极强的权力欲望，以及采取远离原则的政治取向，因此同为粤派领袖的胡汉民，甚至耻于与汪精卫谈话。而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合，更是当时国民政府运作中，最为主要的政治权力斗争。当然蒋、汪之争，也涉及到国民党宁派与粤派势力的倾轧。汪精卫留学日本，鼓吹中国的革命，也得到一些日本政商界的朋友支持，但是汪精卫在早期，是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来对付日本的欺压。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口的对日军作战，汪精卫一直以蒋介石、张学良不抗日，作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借口。汪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以军事反击的准备，面对日本的步步蚕食中国。

但是华军在长城之战中，遭到日本全面现代化武力与战技的打击，牺牲极为惨烈，汪精卫才真正了解到，中日两国在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差距太大，从此他转而认为，中国绝对不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在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中日之战的结果，绝对是中国亡国一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眼见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外援不济、国家财政枯竭，加上工业地带遭到日军的占领与摧毁，这都使人怀疑“这仗怎么打下去？”（汪精卫本人当时经常使用的评语）。同是汪也认为，中日之战会给苏联带来最高的渔利，中国必然遭到苏联更狠毒的侵略，所以他的心里并不赞成抗战到底的政策主张。

27。3　坚守立场的和谈是斗争而非投降

事实上，中日之间，所以会因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战争，原先并非是中日最高决策当局，有计划的要打全面战争，而是日本政府在面对各种冲突与意外时，没有作出正确的决断，因而引爆了中日之间历史决战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日本亦无法打败中国；中日都同时有个共同的最大敌人，苏联，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因有苏联在等着捡便宜，所以战争最后根本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此在中日双方，各有不同的派系与政治人物，分别希望能够“化解”这场战争，假如双方能够在一些彼此还能接受的条件下，达成结束全面战争的协议，对于中日两国，都会有很大的利益。

由于国民政府知道，当时自己没有能力打败日本，日本政府也没设法结束作战的意图，同时在国际社会，虽然少有人真心帮助中国抗战，但是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中日战争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会有目的的介入调停。由于中国政府迫切的需要外援，当然不能一概拒绝外国的调停。

所以国民政府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必须同时保有作战与谈判的两手策略，只要和谈结果不会损及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和谈的接触并非错误。日本曾经多次向中国提出和谈条件，但是蒋介石所持守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任何和谈条件的底线，都不能让中国从七七事变当时之状况，再做任何的退让。但是日政府却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中日双方时常有着接触的管道，但是却始终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

27。4　高宗武的穿针引线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就是长期在中日之间，设法进行和平谈判的接触者，蒋介石并不完全反对他的穿梭活动，也经常地从他那里，设法了解日本政府对于结束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因为当时日本政府人事变化之快，犹如五日京兆的起伏，其中的确是有日本的政治人士，有心结束中日战争，以利日本抽身，来面对更大强权的挑战。但是日军方面的强硬派，眼看中日战争根本无法速战速决，因此决定不妨利用高宗武这个管道，利诱国民政府内部的领导人，建立以华制华战略的傀儡政府。

事实上，日本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于建立汉奸政权，有着非常明确的系统计划，日本手上早有非常清楚与广泛的名单，掌握了这些人士的背景与弱点，每当日本在中国攻占一处地方，就会设法建立各种协助日本镇压华人反抗的汉奸政权，虽然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有一些缺乏国家意识的人物（多半是北洋政府的旧官僚，或是失去权力与地盘的军阀），出来与日本合作，谋取一官半职或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其中以梁鸿志与王克敏是日本傀儡政府中的主要台面人物，但是日本却无法真正找到他们所要的人选，即是有全国性知名度及影响力的人士，出来为日本服务，以取代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在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取代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之后，寻求能够协助日本控制占领区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为急迫。日本先后看中的政治人物有唐绍仪（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与吴佩孚（曾经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强人），虽然唐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吴佩孚则是一直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结果死因离奇。

这时候，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民参政议会议长，同时与粤系和西南的军政人物，交情颇深。汪精卫虽然没有直接领导的实权，但是仍然预闻军政之大政方针，并且可以左右一些决策，也有些党政派系的人物追随他。由于汪精卫长期负责外交决策的指导，因此高宗武与汪精卫关系也就相当的密切。

27。5　对日和谈的幻想

高宗武眼见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家失地日广，但另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却也无法获胜，日本政府又在军方的压力之下，发表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的声明。可是高宗武认为，日本政府内部是有寻求和解的打算，但是这些人为了要找个台阶好下、让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够在蒋介石之外，找到另外的高层政治人士出面，来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样中日双方都有一个以谈判（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解决冲突的转圜，而汪精卫应是一个可以出面的人物，这样一旦进行中日的和谈，蒋介石可以将部分责任推给汪精卫，日本政府也可以有借口对日本军方做个交待。

因此高宗武积极地与部分的日本军政领袖，进行各种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协商，而汪精卫眼看华军一系列的作战失利，国民政府已经退到中国的内陆，军事与经济状况都极其不利，外国的援助又逐渐中断，长久下来，中国军队的后勤不济，国家经济运作发生困难，都会影响到继续作战的意志。因此汪精卫逐渐认为，中国要想继续再战的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加上几个国际强权，也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之中，找到蒋介石之外的政治领袖，这样可以藉着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汪精卫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与其坐看中国抗日战争走上最后全面的失败，不如由他早些出面收拾残局。

事实上，华军从武汉撤退前，德国与意大利已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拒绝再将军火卖给中国。虽然苏联此时对中国仍提供有限的军售，但已经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与日本宣战了，而英美等国也只仅止于道义支持而已，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多少已经接近弹尽援绝的地步了。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国最多只能再支撑六个月”的报告。国民政府的高层决策人士，对于继续作战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着相当悲观的看法，因此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能和则和的态度。此时只有蒋介石坚持继续抗战的立场，以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抗日了）。

27。6　第三势力斡旋的构想

此时意大利政府进行巧妙的穿针引线工作，接触汪精卫以及主和派里“低调俱乐部”成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轴心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与日本达成和谈，以建立联合反共的国际同盟。他们担保日本政府会接受一个既非亲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势力”出现，这样日本政府会有和谈的台阶可以下，中国也能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机会。

而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了解，日本无法击败中国的抵抗意志，因此无论是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陆军省的看法），还是设法退出中国的战略消耗泥沼（参谋本部的主张），它都要找到可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对手。在唐绍仪遇刺、吴佩孚不肯就范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游说，他推荐汪精卫不失为一适当的人选。当时高宗武的计划是，由汪精卫设法运动粤系的将领与西南地方（云南与四川）的山头，在日本军方的掩护支持之下，在西南成立一个不同于蒋介石的第三政治势力，然后由这个政治势力设法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中日双方达成共同合作与反共的协议之后，再由这个第三势力，来与蒋介石的反日势力进行内部的协商，最终结束中日的全面战争，建立一个中日合作反共的东亚政治结构。这样中国可以免除战祸，而获得重新发展建设的机会，日本也可以留下实力面对苏联挑战的压力。虽然高宗武的设计，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军方非主流将领的支持，但是日本陆军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却只想利用这所谓和平的方法，设法建立起傀儡政权，以方便以华制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光堂，与日本军政领袖代表影佐祯昭达成了秘密协定，日本应允将支持汪精卫筹组第三势力的发展，以促进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战争。梅思平将这个协定通知汪精卫以及其它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由于汪精卫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意志极强，除非日本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局势，否则将不可能接受任何与日本的和平协议，因此汪精卫决定与其部属，分别离开西南地区。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设法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准备开始发表响应日本和平提议的言论。以汪在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当然会造成对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严重冲击。因此蒋介石为了设法减轻汪精卫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汪既然脱离了重庆，最好是先到欧美游历，以免他的言行影响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则是与西南的地方山头，进行软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们响应汪精卫的行动。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与疏通，反而进一步地与日本政府加强接触。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介石既以个人的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而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和平运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领袖，对于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弹，并且立刻召开特别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决定免除汪精卫党内外一切的职务。国民政府特别的声明，汪精卫响应日本的立场，纯粹只是汪个人卖国的言行，国民政府仍然要继续抗战到底。此时汪精卫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不过大家仍然保留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汪精卫不断在河内发表各种打击抗日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到抗日的人心士气，同时他也在设法影响西南的军政领袖，必要时响应他的立场，推翻蒋介石的领导，组成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残酷伤害，已经让中国人根本无法相信，日本会给与中国一个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条件。中国人当时的选择，不是反日到底，就是成为日本的汉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存在空间。最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遣军统的特务，前往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失手，造成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设法离开河内，结果汪精卫就离开了河内，而投入日本的掌握之中。

27。7　汪精卫逐步成为汉奸傀儡

于是汪精卫先后到了上海以及日本，进行各种的拜访活动，同时发表各种附和日本政府立场的谈话。表面上，汪精卫好象是为了和平而牺牲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他根本就是为了权位，而逐渐地成为被日本操控的汉奸。日本人逐渐开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他们不是要与汪精卫的第三势力达成和平协定，而是要汪成为他们的政治傀儡，好方便推动以华制华的政策。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直无法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原先与汪关系不错的西南军政领袖，以及粤系的军事将领，也没有响应这个和平运动，因此汪精卫所希望筹组的第三势力宣告失败。此时汪精卫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成为日本人所支配的汉奸，就是要断然地终止政治活动，出国另谋发展。对崇拜力量的日本人而言，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与价值，汪精卫既然（4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无法建立第三势力，只能沦为日本所支配的汉奸傀儡，日本人因此更加看不起汪精卫了。

原先推动汪精卫领导中国第三势力的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梅花堂（对外称作梅机关），这时候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与第三势力政府的组成，他们在协商中，经常与日本人发生立场的争执，而逐渐看穿了日本政府的真正面目，日本军方所谓支持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只不过是寻找汉奸，以筹建日本操纵的傀儡政府而已。到了最后，当他们发现日本人真正的目的与野心之后，曾经力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合作。但是周佛海与梅思平等人，则醉心于权力的诱惑，他们认为，不妨与日本人合作，组成听命于日本的政府，如此可以获得个人的权位，也可以减少日本人直接对中国人民统治所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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