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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当时，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我是一片即将飘零的枯叶，但我并不孤单，并不失意，面对着日夜依附的大树，我放声歌唱。生命原本就是美丽的，何必在意是否短暂。”

《血疑》中这些感人的台词，为人们传诵。该剧成为80年代千家万户的偶像剧，黑白电视时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1984年11月23日，上海《青年报》刊登共青中学三位青年教师呼吁《中学生“幸子”式的早恋现象值得注意》。该文后来在日本引起注意，《朝日新闻》刊登共同社题为《百惠之恋的论争》予以报道。

日本电视连续剧的风头，有增无减。1983年，《阿信》打动了中国。该剧讲述了日本著名的百货连锁企业八百伴创始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她从最底层做起，历尽艰辛坎坷，终于收获了人生的金黄。其中的阿信语录，感动了许多中国人：

“要自己受伤，才能体会别人的痛楚。”

“就算跌到谷底，再爬起就行了。”

“人一旦过惯了富裕的生活，也许就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

《跟我学》：外语热中国

从1982年初开始，每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打开电视机的中国观众，都会听到《跟我学》熟悉的片头曲。

此时，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教学片《跟我学》，正在世界各国进行推广。曾经担任法语版节目主持人的凯瑟琳·弗劳尔（Katherine　Flower），这一次又成为中文版《跟我学》节目的主持人，与中央电视台开展合作。

在中国工作期间，凯瑟琳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花克琳。她的姓氏“Flower”在中文中是“花”的意思。

当时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的胡文仲老师受中央电视台邀请，与花克琳搭档，共同主持《跟我学》节目。

据胡文仲回忆：“跟我学”播出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到对面饭馆喝豆浆，就有很多人的眼光就跟着你走，我当时非常奇怪，说怎么回事，忽然想起来，是昨天开播了“跟我学”那个节目，你看它就是这么快的影响。

在电视还不十分普及的年代，很多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外国人说英语。

《跟我学》播出后不久，新加坡《New　Nation》杂志上称：在中国，目前最知名的，也很可能是80年代最知名的外国人，不是世界性领导人，不是超级体育明星，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

据花克琳回忆：在昆明，我曾经拦下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问她怎样去一个地方，那个女子说：你先左转、再右转、然后……我说，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但那女子说，不，不，那不是去那里的路，刚才我说的只是你们在节目中的一段课文。她只不过是在练习她的英文罢了，我遇到的人都在练习英文，或者就简单地和我打招呼，我学到的第一句中文，就是从街上遇到的那些人那儿——你好，老师。

80年代初中国街头出现的外国人，就像难得一见的西洋景一样吸引着国人的目光。普通老百姓从街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上，获得“开放”的直观印象。

花克琳回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站在街道上，看着我，甚至过来摸我，向我问好。我用蹩脚的中文和他们说话，他们看着我，说自己不会英文，我告诉他们，我说的是中文呀。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语言成为与外界交流不可缺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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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胡耀邦支持报道三张弃权票

1982年，三张弃权票，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

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３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尊重新闻的真实性，但大会秘书组同志有些担心和反对。

与会的邓小平、胡耀邦、###得知后，对记者的做法表示赞同。

事件的亲历者李尚志，曾在《时代潮》2003年第2期上撰文《全国人代会第一次弃权票的“新闻风波”》，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嗬，新闻记者在舌战群儒哩！”当我们正和会务组同志争论不休时，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长###从大会主席台上来到这里。他笑问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记者觉得3张弃权票可以写入大会消息稿中去，我们觉得这样写欠妥当。”一位副秘书长笑着回答，并把他们不同意写的理由述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