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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只是李敖和胡适当时都没想到这封信后来竟会给李敖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李敖在信中说：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的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国民党！

……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人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　　“严桥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了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以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　　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等我又大了几岁，　　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　　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　　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诫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钩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作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　　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决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　　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身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打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猖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6．上胡适五千言书（2）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胡适收到李敖的长信，读后大为感动，忍不住把李敖的信拿给几个熟人看，“奇文共赏”。无巧不成书，1961年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望胡适，胡适又把李敖的信拿出来让他们欣赏，这对夫妇告诉胡适：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胡适马上把这个惊人的大消息写信告诉了李敖。

1961年11月1日，姚从吾在台大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李敖。信是胡适写来的：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　　·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以侨已恢复了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大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没直接将这封信寄给李敖，而是在信封上写着“敬乞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托人送给姚从吾，再由姚从吾转交李敖，其目的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李敖不便。

李敖感慨道：“他真是个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有死！

李敖又惊又喜。严侨死的消息李敖是从中央通讯社胡传厚的儿子那里听来的，而胡的儿子是严侨数学课上最红的学生，也是李敖的好朋友，而胡传厚与叶明勋很熟，所以李敖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条消息的可信性，所以乍一看到胡适信中所言，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严侨居然能“复活”——居然在保安司令部眼中能“新生”，在他的眼中能“再生”，

这真是李敖26年来所碰到的大奇事了！

他马上通过华严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就决定去看望严侨。这天李敖在《文星》发表了《老年人个棒子》，也就顺便带一本去，想让这位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看看自己的文章。

严侨那时住在台北新生北路的陋巷里，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

李敖敲开严侨的房门，严侨一看来人，立刻惊喜地喊着李敖的名字，跑过来，抱住李敖，流出了眼泪。

七年隔世，李敖感叹严侨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42岁的壮年！”

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那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

问到被国民党抓去以后的遭遇，严侨绝口不向李敖谈在火烧岛上的事，只是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干万不能到那儿去！”

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严侨仔细看了李敖在《文星》上的文章，核对了几段译文，夸奖李敖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书，严肃地对李敖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说：他被捕后，也十分担心李敖会出事。他判断李敖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给李敖带来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

严侨那天还告诉了李敖一些令人伤心感怀的事，以及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严师母本是想投靠辜振甫，但辜家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说什么他们不欠严家什么，严家也不欠他们什么，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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