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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壳色的帽子（第1页）

圣诞节来了，又走了。我尽量不去理会这个节日。然而，米拉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她给了我一个亲手做的李子布丁，加了糖蜜，还点缀着切成两半的浸过酒的樱桃；这些半个的樱桃，颜色鲜红，就像老派脱衣舞女胸脯上戴的乳头罩。她还送给我一幅木猫画；那只猫笼罩着光环，长着天使般的翅膀。她说，这些木猫画在姜饼房风行一时，她觉得相当可爱，就留下了一幅。这幅有一条细细的裂缝，可肉眼几乎看不出来，挂在我壁炉的上方一定很好看。

我对她说，那是个挂画的好地方。壁炉上方有一位天使，而且还是位食肉的天使——来的正是时候！而下面的炉子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这些位于天使和炉子中间的凡夫俗子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听到这种话，可怜的米拉一定会感到困惑，就像她听神学课感到困惑一样。她喜欢她那个朴素的上帝——朴素而自然，就像一个萝卜。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冬天，在除夕之夜来到了——寒风呼啸，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雪。窗外，雪花纷飞，一阵阵落下，仿佛儿童剧的最后一幕里老天在倒洗衣粉一样。我打开电视的气象频道，了解一下全面的情况：道路封了，汽车埋在了雪里，电力供应断了，商业活动也停止了。身穿厚棉衣的工人步履蹒跚，好像在雪地里玩耍的衣着臃肿的大孩子。电视节目主持人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和自信的态度，把这些事委婉地称为“现状”，正如他们报道每次灾难性事件时的说法一样。他们就像自由自在的游吟诗人，或是露天游乐场的吉卜赛人，或是保险公司的推销员，或是证券市场的股评专家——总是在作天花乱坠的预测，而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些预测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米拉打电话过来，问我身体如何。她说，一旦雪停了，沃尔特就会过来把我救走。

“别说傻话，米拉，”我说道，“我完全可以自己救自己。”（这是谎言——我根本就不想动一根指头。我有足够的花生酱，可以熬到雪化。但我想要有人陪伴，而我一表示要亲自动手，往往会加快沃尔特的到来。）

“千万别自己动手铲雪！”米拉说，“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像你这样年龄的老人因铲雪突发心脏病而死！如果停电了，点蜡烛时要小心！”

“我还没老糊涂呢，”我厉声说道，“如果房子烧了，那一定是我故意的。”

沃尔特来了，为我铲雪。他还带来一纸袋炸圈饼；我们坐在餐桌旁吃起来。我细嚼慢咽，而他狼吞虎咽，却还若有所思。对他来说，咀嚼是思考的一种方式。

当时我回想起向阳游乐园内雪绒圈饼店橱窗里的广告——那是什么时候来着？——噢，那是一九三五年的夏天：

兄弟，当你在人生道路上漫步，

不管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请注意炸圈饼，

别注意圈饼当中的空洞。

圈饼本身就是个矛盾的东西。尽管是个空洞，人们却学会了拿它来卖钱。一个负质量，也就是零，竟然变成了可吃的东西。我在想，这是否可以用来说明上帝的存在。给一个虚无的空洞取个名称不就把它转化成存在了吗？

第二天，我冒险跑出去，跑到那些寒冷的、绚烂的冰丘中去。尽管有点荒唐，但我还是想去铲雪——雪在被弄脏以前，还是很吸引人的。我屋前的草坪变成了一座灿烂的雪山，中间的一条路好似阿尔卑斯山的隧道。我走出家门，来到人行道上。起先我还安然无恙，但北面的几位邻居没有像沃尔特那样认真地铲雪，因此我在一堆雪上绊了一下，踉跄了两步，滑倒了。虽然没有伤筋动骨——我自己这样认为——但我就是爬不起来。我躺在雪地里，像一个被翻过来的乌龟，四肢拼命挣扎。孩子们常会故意这么做——像鸟儿在扇动翅膀，扮演天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取乐，而我不是。

有两位陌生人把我扶起来，用小车把我推回家。这时候，我开始担心自己冻坏了。我蹒跚地走向客厅，没脱套鞋和外衣就倒在了沙发上。米拉老远就嗅出灾祸——她来了，还带来了从某个家庭聚会上剩下的半打杯形蛋糕。她为我灌了一个热水袋，递给我一杯热茶，然后叫来了医生。他们俩都大惊小怪，给我提了一大堆建议，还虚张声势地数落我一通。他们这么做，自己感到十分满意。

现在我安顿下来，并开始生自己的气。或者说，不是气自己，而是气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身体是个自大狂，它吵吵嚷嚷表达自己的需要，用蒙骗的手段把它肮脏和危险的欲望强加给我们，而它最后的一招就是自己消失。正当你需要它的时候，正当你能够用胳膊和腿的时候，它偏偏有别的事情要做。它畏缩不前，它垮下来；它像雪一样化去，留不下多少痕迹。两块煤、一个旧帽子，还有用鹅卵石嵌出来的笑脸——这就可以造就一个雪人。不过，它的骨头是由干柴做成的，容易折断。

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膝盖无力、关节炎、静脉曲张、虚弱、不体面——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我们从来没想要过，也从来没承认过。在我们内心，我们还保持着完美的形象——还处在最佳年龄和最佳状态：永远不会尴尬地一只脚踏出汽车，另一只脚还留在车内；也不会剔牙，或耷拉着脑袋，或碰破鼻子或屁股。如果我们光着身子斜倚着，还能朦胧地看到自己身体的优美曲线，就像那些电影明星摆的姿势一样。他们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但青春会像神话一样稍纵即逝。

劳拉小时候常常问道：如果在天上，那我现在是几岁？

劳拉站在阿维隆庄园门前的台阶上等我们，左右是两个空空的石瓮——里面已经不种花了。尽管她已经长高了，看上去还很小，也很娇弱和孤单。那样子又像一个贫寒的农家女孩。她身穿一条淡蓝色的便裙，上面印着褪色的紫色蝴蝶——三年前的夏天还是我的衣服。她脚上没穿鞋。（这是否是一种新的肉体苦行？还是她的怪癖？还是她忘了穿？）她的头发梳成了一条辫子，从肩头垂下来，就像我们家莲花池中的仙女石像。

天知道她在那儿等了多久。我们无法告诉她准确的到达时间，因为我们要坐汽车回来；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才可能坐汽车：路不会被洪水淹没，车轴不会陷在泥里，有的路段还已经铺好了。

我说我们，因为理查德是和我一起来的。他说，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件事。他十分担心。

他自己开着那辆蓝色的双门小客车——他的最新玩具。汽车后部的行李厢里有两个为了过夜的小衣箱：他的箱子是紫绛红的，而我的则是柠檬黄的。我穿了一身蛋壳色的亚麻套裙——无疑有些轻浮，但这是从巴黎带回来的，我非常喜欢。我也知道，下车以后我套裙的后背会变得皱巴巴的。我的鞋也是挺括的亚麻料，脚趾部分若隐若现。衣着相配的一顶蛋壳色的帽子放在我的膝头上，如同一个礼盒。

理查德开起车来十分紧张。他不喜欢别人和他讲话——他说，那样会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整个旅途中我们可以说是沉默寡言。本该路上开四个小时，如今不足两小时就到了。晴空万里，蓝天明亮而深邃；烈日火辣辣地照在我们身上。沥青路面腾起一阵阵的热浪。为了避开灼人的阳光，小城镇家家都关闭门窗，拉上了窗帘。我还记得他们那些晒焦的草坪和白柱子的门廊。还有那些孤独的加油站；它们的加油泵仿佛圆柱形的独臂机器人，它们的玻璃顶就像无檐的圆顶礼帽。公墓看起来也好像不再葬人。我们不时会路过一个湖泊，湖水会泛出一股死鱼味，还有水草晒热的味道。

当我们到了家门口，劳拉并没有向我们招手。她只是站在那儿呆呆地等。理查德把车停下来，下了车，然后绕到车的另一边为我开门。我把腿偏向一边，双膝并拢，把手伸向理查德伸过来的手——这些都是有人教我的。这时劳拉突然醒悟过来。她跑下台阶，抓住我的另一只胳膊，一把将我拉出车外，完全无视理查德的存在。接着，她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我，仿佛她是个快淹死的人。她没有哭，只是紧紧地搂着我，快要把我的骨头都搂碎了。

我的蛋壳色帽子掉在沙砾地上，劳拉一脚踩了上去。我听到了破裂声，理查德倒抽了一口气。我什么也没说。那一刻，我已不在乎帽子了。

我和劳拉互相搂着腰走上台阶，进了房门。瑞妮的影子出现在厅那头的厨房门口。不过，她颇为善解人意，知道此刻不该打扰我们姐妹俩。我指望她去招呼一下理查德——给他一杯饮料之类来稳住他。不过，他心里肯定想看看房子，在院子里走走，因为这一切都已归在他的名下了。

我们俩径直走进劳拉的房间，在她床上坐下来。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她左手握着我右手，右手握着我左手。劳拉没有像打电话时那样哭泣。相反，她十分冷静。

“他死在了塔楼上，”劳拉说，“他把自己锁在里面了。”

“他总是把自己锁在里面。”我说道。

“但这次他没有出来。瑞妮把他的饭菜放在托盘里留在门口，他却不吃也不喝——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于是，我们只好把门踢开了。”

“是你和瑞妮踢的？”

“瑞妮的男朋友罗恩·欣克斯来了——她打算嫁给他。是他踢开了门。父亲躺在地板上。医生说，他这样躺着至少已有两天了。他看上去很惨。”

我还不知道罗恩·欣克斯就是瑞妮的男朋友——她的未婚夫。这事有多久了？我怎么没注意到？

“你是不是说，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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