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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在我13岁的那个秋天，母亲开始和一个叫麦特（Matt）的年轻消防员约会。我一开始就非常喜爱麦特——他是母亲交往过的男人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而且我们现在仍保持着联系。有天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等着母亲下班后带桶肯德基回来当晚饭。那天晚上我有两个任务：首先，找到琳赛看她饿了没有；其次就是等母亲一到家就把吃的送到阿嬷家去。在我预计母亲到家之前不久，阿嬷的电话打过来了。“你母亲在哪儿？”

“我不知道。怎么了阿嬷？”

她接下来的回答在我记忆中的烙印超过了我所听到的任何言语。她很担心——甚至有些害怕，她往往隐藏的乡下口音从她的唇间溜出。“没人见过或联系过你阿公吗？”我跟她说等母亲一到家就给她回电话，而那时我感觉母亲马上也该回来了。

我当时觉得阿嬷有点反应过度了。但接着我就想到了阿公每天的生活是多么的有规律。他每天早上都是六点钟起床，连闹钟都不用，然后七点钟开车到麦当劳和他在阿姆科时的老朋友们喝杯咖啡。几个小时的聊天后，他就溜达到阿嬷家，上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看看电视或者打打牌。他就算会在晚饭前出门的话，那也就是到他老朋友保罗开的五金店去转一圈。

毫无例外的，每次我从学校回家时他都会在阿嬷家迎接我。如果我没去阿嬷家的话——比方说当母亲状况好的时候，我也会到母亲家去——他每天晚上回家之前通常也会过来说声再见。这些惯例他居然都错过了，这就说明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阿嬷的电话挂掉没多久，母亲从门外进来时我已经在啜泣了。“阿公……阿公，我觉得他已经死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已记不太清了：我想我转告了阿嬷的信息；我们把她接上然后赶紧到了阿公家，这一路也不过才几分钟车程。我狠命地敲打阿公家的门。母亲跑到了后门，大喊大叫一通后又回到了前门。她回到前门一是告诉阿嬷，阿公正蜷缩在自己的椅子上，二是过来拿块石头。然后她就用石头砸碎了一扇窗户爬了进去，把门锁打开，接着就朝自己的父亲走去。那时阿公已经死去将近一天了。

在我们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时，母亲和阿嬷控制不住地啜泣起来。我试着拥抱一下阿嬷，但她对自己的感情已经失去了控制，就连对我也没反应了。当她停止哭泣后，她把我拥入怀中，让我在阿公的尸体被运走之前和他道个别。我尝试了，但跪在阿公旁边的那位医务人员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想看死尸的变态一样。我并没有告诉她我又回到死去的阿公身边的真实原因。

当救护车把阿公的尸体运走之后，我们立即驾车到了莉姨家。我猜莉姨之前肯定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因为她从门廊处走下来的时候已是满眼泪水。我们都拥抱了她，然后大家一起挤进了车里，回到了阿嬷家。大人们交代给我一项不愉快的任务，那就是设法找到琳赛，并把这事儿告诉她。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而琳赛正是一个17岁的女孩，找到她实在是太难了。

我一直在给家里打电话，可是她一直没接，而她的朋友们也没一个接我电话的。阿嬷家的房子离我母亲的房子之间就五座房子——一个是麦金莱街313号一个是303号——所以我一边听着大人们制定计划，一边盯着窗外寻找姐姐回来的踪迹。大人们提到了关于葬礼的安排，阿公会希望自己埋葬在哪里——“杰克逊，该死的。”阿嬷坚持道——他们还在讨论谁给吉米舅舅打个电话让他回家。

琳赛快到午夜的时候才回了家。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街道，打开了自家的门。她正从楼梯上往下走，但是当看到我那因为哭了一整天所以不仅通红而且满是泥垢的脸时就僵在了那里。

“阿公，”我脱口而出，“他死了。”琳赛摔倒在楼梯上，我赶紧跑上去抱住了她。我们在那儿坐了几分钟，哭成了泪人，就像每个发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已经死去的小孩子那样。琳赛又说了些什么，虽然我不记得她具体的每一句话，但还是记得她提到阿公刚帮她修了车，而她哭着嘟囔说自己利用了他。

阿公去世的时候琳赛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正处于那个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而又太在意其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年纪。阿公能扮演很多角色，但他从不是一个很酷的人。他每天都穿着相同的旧T恤衫，前面的兜里仅能容纳一包香烟。他闻起来总像发了霉一样，因为他在洗完衣服后总是让它们“自然”晾干，也就是一起堆在洗衣机里面而不拿出来。由于抽了一辈子的烟，他的嘴里有着源源不断的浓痰，而且他丝毫不避讳当着任何人的面吐出来，无论是什么时间什么场合。

他一直反复地听约翰尼·卡什（JohnnyCash）的歌曲，不管到哪里都开着一辆老旧的埃尔卡米诺牌汽车——一辆皮卡车。换言之，对于一个有着活跃的社交生活的17岁漂亮女孩来说，阿公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同伴。因此，她像每个利用自己父亲的年轻女孩那样利用了阿公：她深爱且钦佩他，她向他要那些他有时会给予的东西，而当她在忙于和朋友们在一起时又不怎么关注他。

直到今天，在我的理解中，能够“利用”别人正是拥有父母的意义所在。对我和琳赛来说，对于利用别人的恐惧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甚至能影响到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我们所依靠的许多人其实本不应该在我们生命中扮演那样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琳赛在得知阿公的死亡后首先想到的就有自己“利用”了阿公。

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不能真正依靠他人——就连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让别人请我们吃顿饭或是帮我们修车都是一种奢侈，我们不能沉溺于这种奢侈，以免把本来是我们生活中的安全阀的那种善意消耗殆尽。在我们很少去的高级餐厅里，他们会一直追问我到底想吃的是什么，我才能坦白说是的，我确实想吃牛排。然后他们就会不顾我的反对而为我点上一份牛排。不管是多么亲近的人，都不能完全地把我们那种感觉给消除掉。阿公是最有可能消除这种感觉的亲近的人，但是显然也没能完成，而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阿公死去的那天是个周二，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是因为当母亲的男友麦特第二天开车带我去当地的一家餐厅为整家人带饭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林纳·史金纳合唱团的那首《逝去的星期二》（Tuesday’sGone）：“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继续前行星期二已经随风而逝了。”正是此时，我真正意识到阿公再也回不来了。大人们做了当所爱的人死去时应该做的事：他们计划了一场葬礼，决定好怎样付葬礼的钱，然后希望为死去的人做了该做的事。我们那个周四在米德尔敦举办了一场遗体告别仪式，让当地的朋友过来表达敬意，然后周六葬礼之前的周五又在杰克逊举办了第二次遗体告别。就连死了之后，阿公也是一只脚在俄亥俄，而另一只脚在杰克逊的小山坳。

所有我想见到的人都参加了在杰克逊举行的葬礼——吉米舅舅和他的孩子们、我们整个大家庭和朋友们，还有布兰顿家所有还活着的男人们。当见到我们家的这些巨头时，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人生的前十一年里，我曾在快乐的时光里见过他们——家庭聚会、节假日、慵懒的夏日和漫长的周末——但是在那最近的两年里我见到他们时大多是在葬礼上。

在阿公的葬礼时，正如我所见过的其他乡下人的葬礼一样，牧师邀请我们每个人站起来说一些关于死者的话。我在教堂里坐在吉米舅舅旁的靠背长凳上，整整一个小时的葬礼期间我一直在啜泣，所以到了结束的时候我的眼睛疼得几乎看不到东西了。但是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不站起来说出自己的话，我接下来的余生都会为之后悔。

我想起了差不多十年前的某件事，这件事我听别人说过，但自己却不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某个舅姥爷的葬礼时，也是坐在这家迪顿（Deaton）殡仪馆的靠背长凳上。我们刚刚从米德尔敦开了很久的车赶到，所以当牧师让我们低下头来祷告时，我低下头就睡着了。阿嬷的哥哥佩特舅姥爷让我侧躺下来，枕着一本《圣经》当枕头，然后就没再想这事儿了。接下来的事情发生时我一直在睡觉，但我后来已听过好几百遍了。时至今日，每当我遇到哪个参加了那场葬礼的人，他们都会和我讲讲我的乡下人阿嬷和阿公。

当人群开始离开教堂而我却一直没有出现时，阿嬷和阿公起了疑心。他们跟我说，就连杰克逊这样的地方也是有变态的，这些变态会把木棍捅到你屁眼儿里去，然后“吃你的小鸡鸡”，就像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变态们一样。阿公想到了一个计划：迪顿殡仪馆只有两条出去的路，而那时还没有人开车离开。于是阿公跑回自己的车上，给自己拿了把0.44英寸口径的马格南手枪，给阿嬷拿了把0.38英寸口径的史密斯威森手枪。他们把守着殡仪馆出去的两条路，检查每一条经过的车。他们接着遇到了一位老朋友，解释情况后向他请求帮助。他们再碰到别人的时候，就像缉毒局警察一样搜索每一辆车。

佩特舅姥爷因为阿嬷和阿公阻塞了交通而懊丧不已，于是走了过来。当他们把情况解释清楚后，佩特舅姥爷放声大笑起来：“他就在教堂的靠背长凳上睡着呢，来我带你们去看下。”当找到我后，他们才让交通畅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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