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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候他最久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见他光着身子、睁着眼睛泡在浴缸的草药水里，以为他已经淹死了。虽然知道那是他沉思冥想的多种方式之一，但是躺在水里那副瘫软沉迷的神态简直不像个活人。帕拉西奥斯不敢走近，只是低声按照他的吩咐在五点之前把他叫醒，以便天一亮就动身。将军从迷茫状态中醒过来，在昏暗中看到他总管的湛蓝的眼睛、松鼠色的鬈曲头发和庄严无畏的面容，手里拿着一杯罂粟果壳和树胶的煎剂。将军无力地抓住浴缸的扶手，像海豚似的从草药水里冒出来，衰弱的身体居然还有那股出人意外的冲劲。

“咱们走吧，”他说，“越快越好，这里谁都不喜欢我们。”

这句话何塞·帕拉西奥斯在不同场合听了许多遍，但仍不相信是将军的由衷之言，尽管马厩里的马队已准备就绪，随从的军官已开始集合。帕拉西奥斯帮他胡乱地擦干身子，赶紧替他裹上那件御寒斗篷，因为他冻得索索发抖，手里的杯子磕在牙齿上咯咯直响。几个月前，当他穿那条自从利马豪华淫靡的夜晚以来一直没有穿过的岩羚羊皮裤子时，发现随着体重的减轻，身高也缩短了。甚至赤身裸体时的模样也起了变化，躯干的皮肤苍白，脸和手则由于风吹日晒，黑得像烤焦了似的。刚过去的七月，他满了四十六岁，但那鬈曲粗硬的加勒比人头发已经花白，骨骼由于未老先衰变了形，他显得如此衰弱，仿佛熬不到明年七月。然而他果断的举止像是那种没有受到生活严重摧残的人，经常绕着圈子走个不停。他连呷五口就喝光了煎剂，舌头几乎烫出了泡，连蹦带跳在破旧的席子上跑过，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仿佛他喝下去的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一句话也不说，直到邻近教堂的钟楼响起五点的钟声。

“三〇年五月八号，星期六，英国人射伤圣女贞德的日子，”总管宣告，“从凌晨三点钟开始，一直在下雨。”

“从十七世纪凌晨三点钟开始下到现在了。”将军晚上失眠，嘴里发苦，没好气地说。然后认真地加了一句：“我没听到鸡叫。”

“这里没有鸡。”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什么都没有，”将军说，“这里是非基督徒的国度。”

他们在圣菲·德波哥大，海拔二千六百米，四壁空空、大而无当的卧室不时有冷风从关不严实的窗户灌进来，对任何人都不是有益健康的住处。何塞·帕拉西奥斯把肥皂钵和红丝绒盒装的镀金刮脸用具放在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上，在镜子旁边的托架上放好烛台，让将军有足够的亮光，又把炭火盆挪近一些，让他暖暖脚。接着，他掏出经常放在坎肩口袋里的一副银丝边、方镜片的水晶眼镜给将军。将军戴上眼镜，由于天生是个双利手，所以他时而用左手，时而换右手，灵活自如地刮着胡子，几分钟前连杯子都拿不稳，现在运用腕力的熟练程度令人吃惊。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全凭手感刮好了脸，因为他尽量避免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面容。接着，他拔掉露在鼻孔和耳朵外面的毛，用银柄裹绸的牙刷蘸炭粉擦洗一口整齐的牙齿，修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最后脱掉斗篷，往身上倒了一大瓶古龙水，双手擦遍，搞得筋疲力尽。那天清晨，他的个人卫生工作做得比往常更严酷，仿佛要从二十年徒劳无益的战争和权力的惨痛教训中净化自己的身心。

昨晚，他接待的最后一个来访者是曼努埃拉·萨恩斯，那个爱他但并不会陪他进行这趟死亡之旅的久经战火磨炼的基多女人。她每次都留下不走，任务是让将军了解外出期间的所有情况，因为长久以来，将军除她之外谁都不信任。他留下一些东西交给曼努埃拉保管，这些东西除了他用过的纪念意义之外，没有什么价值，还留下几本他最喜爱的书籍，以及两箱私人文件。在前一天简短的正式告别仪式上，将军曾对她说：“我很爱你，如果你现在比以前更理智，我会更爱你。”在八年炽烈的爱情生活中，将军对她做过许多敬重的表示，她对这句话也是这么理解的。将军的熟人中间，唯有她相信他这次真的要走了。也唯有她至少有个切实的理由希望他再回来。

将军不指望在动身之前再和曼努埃拉会面。但是房子的女主人堂娜阿玛莉亚想让他们高兴，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偷偷地告别。她让曼努埃拉打扮得跟骑手一般从马厩栅门进来，避开当地居民伪善的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早已议论纷纷，堂娜阿玛莉亚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她家的好名声。将军更加谨慎，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别关通往隔壁大厅的门，那是家中仆人进出的必经之门，值勤的副官们在厅里玩纸牌，曼努埃拉走后很久他们还没有结束。

曼努埃拉为他朗读了两小时。她原很年轻，前不久才开始发胖。她抽水手烟斗，擦军人用的马鞭草香水，男人装束，同士兵们打成一片，但她喑哑的声音在昏暗的做爱时刻仍很动人。她坐在有最后一任总督纹章的大扶手椅上，借着微弱的烛光朗读；他穿着家常便服，盖着羊驼毛斗篷，仰天躺在床上静听。只能从他呼吸的节奏得知他并没有睡着。那本书是秘鲁人诺埃·卡萨迪利亚斯写的《一八二六年利马消息与流言的教训》，她念到某些段落时做了戏剧性的强调，同作者的文风十分贴切。

在后一个小时里，沉睡的房子里除了她的朗读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但最后一班巡逻队过去后，突然响起许多男人的一阵哄笑，整个街区的狗受到惊动，吠叫响应。他平静地睁开眼睛，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曼努埃拉把大拇指夹在念到的那页，合上书，搁在膝上。

“是您的朋友们。”她对将军说。

“我没有朋友，”他说，“即使还剩几个，为时也不会太久。”

“他们在外面守夜，防止别人害您。”

将军这才听说全城早已知道的事情：好几起暗害他的阴谋正在酝酿，最后一批支持他的人守着房子警戒防范。门厅和内宅花园的回廊由轻骑兵和投弹手把守，他们都是委内瑞拉人，准备护送将军到卡塔赫纳港口，在那里乘帆船去欧洲。两个士兵打开铺盖卷横睡在卧室正门口，副官们则在卧室旁边的厅里玩纸牌，等曼努埃拉朗读结束，但是士兵们良莠不齐，不少人来路不明，在这种时候谁都不敢担保不出什么事。将军不为坏消息所动，做了一个手势让曼努埃拉继续往下念。

将军一向把死亡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危险。他作战时总是身临第一线，却连划破皮的小伤都没有受过。他在敌人的炮火下行动自若，镇定得近乎荒唐，手下的军官们只得简单地解释为他自信刀枪不入。他屡遭暗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好几次是因为他没有睡在自己的床上才保全性命。他外出时不带警卫，无论在什么地方给他什么吃喝都不提防。只有曼努埃拉明白，他满不在乎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糊涂或者宿命论思想，而是因为他悲哀地确信自己必将孤苦无告、赤身裸体地死在床上，并且不能从公众的感戴中得到安慰。

动身前那个失眠之夜，他唯一打破的惯例是上床之前没有洗热水澡。何塞·帕拉西奥斯早就替他烧好了恢复元气、祛痰止咳的草药汤水，一直保持着合适的温度，以备他随时洗澡。但他不想洗。他吃了两丸治习惯性便秘的泻药，想在闲话利马的喁喁哝哝的读书声中迷糊睡去。突然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他发作一阵剧咳，房子仿佛都在震动。隔壁大厅里的军官们中断了牌戏。其中一个爱尔兰人贝尔福德·欣顿·威尔逊在卧室门口探头看看是否需要他帮忙，只见将军趴在床沿想把肚子里的东西兜底吐光。曼努埃拉扶着他的头，让他吐在一个小盆里。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唯一可以不敲门就进入卧室的人，他紧张地守在床边直到危象过去。将军满眼泪水，深吸了一口气，指着梳妆台说：

“全怪那些丧气的花。”他说。

他像往常那样，总是为自己的不幸随便找个怪罪的原因。曼努埃拉比谁都了解他，向何塞·帕拉西奥斯示意把那个插着早上摘来、已经凋谢的晚香玉的花瓶拿走。将军躺回床上，合上眼睛；她用原先的声调继续朗读。她觉得将军已经入睡，便把书放在床头柜上，在他烧得滚烫的额头吻了一下，悄悄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明天早上六点起她将等在通往翁达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同将军最后告别。然后她披上军用斗篷，踮着脚尖离开卧室。这时将军睁开眼，轻声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请威尔逊把她送到家门口。”

曼努埃拉认为她单身一人完全可以走夜路，比一小队长矛手护送更好，但将军的吩咐还是照办。何塞·帕拉西奥斯擎着一支蜡烛在前面引路，到了马厩，马厩环绕着有一眼喷泉的内宅花园，清晨的第一批晚香玉正开始吐放。雨暂时停了，风也不在树间呼啸，但是寒冷的天空没有一颗星星。贝尔福德·威尔逊上校一路上重复夜间的口令，让躺在回廊席子上的哨兵放心。经过大厅窗口时，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房东正在给通宵等候、准备送行的军民朋友分送咖啡。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卧室时发现将军神志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胡话，只听得懂一句：“谁都不理解。”他发高烧，浑身火烫，不时放几个恶臭的闷屁。第二天，将军记不清自己是在说梦话还是谵妄。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我疯狂的危象”。现在谁都不惊慌了，因为他害这种病已有四年之久，任何医生都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次日他又头脑清醒，仿佛从死灰中获得新生。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裹好毯子，在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上留一支燃着的蜡烛，离开了房间，没关门，继续守候在隔壁厅里。他知道将军明天一早就会起来，泡在浴缸的草药汤水里，试图恢复梦魇消耗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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