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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我们每星期在东宫咖啡馆的后屋见三四次面。说是东宫，实际上是一座衰败失修、险些被密密层层的西番莲花遮掩起来的马口铁棚屋，坐落在军营西面的一个小巷。前屋放着一张铺着绿色台面呢的台球桌，球桌周围总聚集着一伙汗流浃背的英国兵，警察，一些穿整洁衬衫、系领带的耶路撒冷年轻人，手上戴着金戒指、头发油光发亮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两三个散发着习习香气的姑娘。我从未在这间前屋逗留。我提醒自己，我来这里是执行任务的。我从不偷看酒吧女那边。凡是和她说话的人都想逗她笑，几乎人人都达到了目的。她惯于身体前倾，每每把泛着泡沫的啤酒杯推向柜台前时，像是在鞠躬，这时，一道深深的凹痕就从连衣裙领口处露了出来，有些人可能觉得难以不看，但我从来目不斜视。

我连忙穿过这间烟雾腾腾、笑声不断的前屋，走进后屋，那里比较安静，只有四五张桌子。上面铺着印有花案和希腊遗迹的油布。有时青年男子会坐在那里玩十五子游戏，有时一两对男女坐得很近，但是与外面房间不同的是，这里的人说话声音很低。我和邓洛普军士通常在角落的一张桌旁坐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面前摊开几本书：一本《希伯来语圣经》、一本袖珍字典、一本初级英语课本。而今，四十五年过去了，英国人已经不再是敌人，希伯来国家已经建立，本·胡尔·提科辛斯基现在成了本尼·塔金先生，拥有系列连锁酒店，奇塔·莱兹尼克先生靠维修太阳能热水器谋生，我依然在寻觅词语，使之适得其所，我现在写下：我没有向斯蒂芬·邓洛普先生出卖过任何秘密。连一个小秘密也没有出卖过。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告诉他。直至最后。我所做的只是和他一起读《希伯来语圣经》，教他几个《圣经》中并不存在的现代词语。作为交换，他教我学习基础英语。他是一个令人费解，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孤独的人。他身材高大宽阔，脸膛红润，像块海绵，有点喜欢说长道短，经常脸红，短裤下的双腿显得粗壮丰满。一根汗毛也没有，有几根细小的纹线，恰似你在尚未学会走路的婴儿腿上看到的纹线。

邓洛普军士曾在故乡坎特伯雷跟当牧师的叔叔学了些希伯来语。（他哥哥杰里米·邓洛普也在教堂供职，是马来西亚的一位传教士。）他的希伯来语很柔和，就像软骨，似乎没有骨骼。他没有朋友，他说。（又补充说：“既没有仇人也没有敌人。”我并没有问他。）他在耶路撒冷警察局当会计，带薪职员。偶尔遇到紧急情况，他会被派去给哪个政府部门站半夜的岗，不然就是在某个路口查验身份证。这些详情一经他的口说出，便被我镌刻在了记忆中。晚上，在家里，我把这些都记在了一本本子上，为“霍姆”组织司令部多储备一些信息。邓洛普军士对朋友和上司们的花边新闻津津乐道：谁吝啬，谁是花花公子，谁是马屁精，谁最近换了剃须水，刑事调查部门的头目不得不使用去屑香波。这些细节令他咯咯直笑，这使他有些不好意思，但是难以自拔。军士长本特利给帕克上校的秘书买了银手镯。诺兰女士请了新厨子。每当伯尔德上尉进门，舍伍德夫人就会厌恶地离开房间。

我彬彬有礼地发出啧啧之声，把一切镌刻在脑海里。我的心在偷偷摸摸地移动，打着赤脚，踮着脚尖，乞丐置身于公爵与公爵夫人当中，瞪大惊愕的双眼，透过天花板高悬、门墙镶饰着桃木、在枝形吊灯的照射下灯火通明的房间，观看伯尔德上尉高傲地走进房间，美丽的舍伍德夫人立即转身，骤然离去。

邓洛普军士除先知语言外，还懂拉丁语，也懂点希腊语，并在抽空自学文学阿拉伯语。（“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在我心中并存，就像部族尚未划分时那样。”）他在说闪这个名字时，就像说英语的“火腿”20，吞掉了希伯来语的喉音。他注意到我在强迫自己不笑出来，说：“我能讲什么样就讲什么样。”我不禁向他坦言，我爸爸也懂拉丁语和希腊语，还有别的语言。然后，我为自己感到懊悔，羞愧难当，因为无论何时，我们之间即便连这么单纯的信息也不可以交换：不可能知道他们会如何利用这信息。毕竟，英国人可以把公开得来的一个信息与另一个信息拼在一起，得出一个秘密，并利用它给我们带来不利。

现在，我得解释一下我和邓洛普军士是怎么认识的。我们见面时就像敌人。追捕者与被追捕者。警察和地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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