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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1页）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十二月十四日出走之后的多拉·布吕代和刊登在《法兰西晚报》上的寻人启事一无所知。后来，我知道八个月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她曾经被关在德朗西的集中营里。档案里说她是从图雷尔兵营转过来的。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的确，有三百名犹太人从图雷尔兵营被押送到德朗西集中营。

监狱，集中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雷尔拘留所位于一个老兵营里，以前是殖民地步兵的军营，图雷尔军营，莫尔提埃大街141号，里拉门。一九四〇年十月开始开放，用来关押“没有证件”的外国犹太人。但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当犹太男子直接被送往德朗西或鲁瓦雷集中营后，只有违反了德国法令的犹太女人才被关押在图雷尔兵营，和共产党人还有其他普通罪犯一样。

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具体原因，多拉·布吕代被送到图雷尔？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份文件，一点蛛丝马迹可以让我找到答案。我对此作了很多假设。她可能是在街上被捕的。一九四二年二月——她出走两个月后——德国人颁布了法令，禁止巴黎的犹太人在晚上八点后出门，也禁止他们更换住址。和之前的几个月相比，街道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我最终说服自己，认为就是在寒风凛冽的二月，负责犹太人问题的警察局在地铁通道、电影院和剧院的出口布下了陷阱，多拉被抓个正着。在我看来，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警察知道她在十二月就失踪了，也知道她的特征，竟然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找到，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除非她找到一个藏身之所。但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冬天的巴黎，占领时期最黑暗最严寒的冬天，从十一月开始就下了几场雪，一月温度降到零下十五度，到处结冰，是不是二月又大雪纷飞？她出走后是怎么过的？她在冰天雪地的巴黎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想就是在二月，“他们”把她装进了罗网。“他们”：也可能只是一帮普通的保安、负责少年犯或管犹太问题的警察在公共场所的一次例行的身份检查……我曾经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说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因为稍微触犯了“德国人的法令”就被送去图雷尔兵营，有几个甚至只有十六岁，和多拉一样的年纪……那年二月，德国人严格执行宵禁的法令，我父亲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次大围捕中被捕。分管犹太问题的警察把马里尼昂路一家餐馆的出入口堵住了，我父亲当时正和一个女友在那里晚餐。警察要所有顾客出示身份证件。我父亲没有随身带证件。他们把他抓了。他和一群被抓的人一起被带上车，从香榭丽舍大街开到格雷弗尔路分管犹太事务的警署，他在昏暗的车厢里，看到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姑娘。当他们到了警署大楼，被带上楼到一个叫施威伯林的警长办公室时，她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后来他趁下楼时定时楼梯灯熄灭的一刹那逃走了，当时他们正要把他带去拘留所。

我父亲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我讲起他的不幸遭遇时，几乎没怎么提到这个年轻姑娘，那天我们一起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餐馆里，几乎正对着二十年前他被捕的地方。他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年轻姑娘长相、穿着的细节。我几乎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直到有一天，当我得知有多拉·布吕代这个人存在。从那以后，和我父亲还有其他陌生人一起被捕的年轻姑娘，那个二月的夜晚，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很快我就开始琢磨，她不会就是多拉·布吕代吧，她也是那时候被捕的，然后被送去图雷尔。

或许是我希望她和我父亲，在一九四二年冬天有过一面之缘吧。他俩截然不同，但在那个冬天，他们被归在一起，都属于那些被命运抛弃的人。和多拉·布吕代一样，我父亲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也没有在警察局登记，他也没有“犹太人档案”的编号。因此他的存在也是不合法的，他和那个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一个家庭、一个国籍、一个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的世界切断了所有的联系。从此以后，他就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处境跟出走后的多拉有点像。

但我对他们迥异的命运进行了思考。对一个从寄宿学校出走的十六岁的女孩而言，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孤零零的她不会得到很多帮助。在当时的警察和当局的眼中，她的情况是双重的不合法：既是犹太人，又是出逃的未成年人。

对我父亲而言，他比多拉·布吕代年长十四岁，他的出路很明显：既然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一个不法之徒了，他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在巴黎投机倒把，混迹于黑市之中。

囚车中的这个年轻女子，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她不可能是多拉·布吕代。我试图找到她的名字，查了关押在图雷尔兵营的女囚名单。她们当中，有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波兰犹太人，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到达图雷尔兵营。她们的名字是西玛·贝尔热和弗雷德尔·特莱斯特。日期正好对得上，但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拘留所走了程序后，男人们被送去德朗西集中营，女人们被送去图雷尔兵营。也许那个陌生的女子和我父亲一样，也逃脱了为他们准备的共同命运。我猜想她的身份永远都不会有人猜破，她，还有那个夜里其他被抓捕的人。负责犹太问题的警察毁掉了他们的档案，大围捕期间和在街上被单独逮捕的人的所有问话记录都被毁掉了。如果我不把它写出来，一九四二年二月发生在香榭丽舍大街大围捕中这个陌生女人还有我父亲的踪迹将消失殆尽。他们不过是一些被归入“身份不明者”那类档案的人——那些死了或还活着的人。

二十年后，我母亲在米歇尔剧院演一出戏。我常常在马图林路和格雷弗勒路拐角的咖啡馆等她。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父亲曾经在这里冒过生死攸关的危险，我又回到了一个曾经像黑洞一样阴森的地方。我们去格雷弗尔路的一家餐厅晚餐——或许就在当年犹太事务警署的楼下，当初我父亲曾经被拖进施威伯林警长办公室。雅克·施威伯林。一九〇一年出生在米卢斯。在德朗西和皮蒂维耶集中营里，他手下的人都要在出发前把所有送往奥斯维辛的犯人搜查一遍：

施威伯林先生，犹太问题警局局长，在五六个被他称为“辅警”的副手的陪同下到了集中营，只亮了亮他本人的身份。这些便衣警察都扣了一个腰带，一边是手枪，一边是警棍。

把他的副手们安顿好后，施威伯林先生就离开集中营，直到晚上才再次出现，把大围捕收刮来的成果带走。副手一人一间木板屋，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的两头各摆了一个容器，一边收现金，一边收珠宝首饰。被关押的人要在那群仔细搜他们身并侮辱他们的人面前排队接受检阅。他们常常挨打，还不得不脱掉裤子被人边踢屁股边教训：“哼！你是不是还想挨揍？”里面和外面的口袋常常被猛地扯破了，说是要加快搜查的进度。我就不说搜女人私密部位的情形了。

搜查结束，现金和珠宝首饰都被倒进几个行李箱里，用一根绳子捆好，打上铅印，然后放在施威伯林先生的汽车上。

打铅印的程序一点都不严谨，因为打铅印的钳子还是要假警察之手。他们可以顺手拿走钞票和珠宝。而且这些警察也不避讳，会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值钱的戒指，说：“瞧瞧，这可不是假货！”或掏出一沓一千和五百法郎面额的大钞，说：“瞧瞧，我忘了这个。”同样在巡视棚屋的卧榻的时候也会搜查；床垫、鸭绒压脚被、长枕头全被挑开检查。经过犹太事务警署所有严格的检查，任何痕迹都荡然无存。3

负责搜查的那伙人总共有七个男人——每次都是这七个人。还有一个女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当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当中有几个现在还活着。但人们已经认不出他们的脸了。

施威伯林于一九四三年就失踪了。或许是德国人把他给清理了。不过就在我父亲告诉我他曾经去过这个男人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战后的某个星期天，他觉得在马约门又见过这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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