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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刑警异闻录 第一章 昨天爱侣缘定今生 今日逐新辣手除旧（第1页）

我是一名老刑警，从事公安工作已经有三四十年了，这些年里，我曾经遇到很多大案要案和重案，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参与过的几个案件。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临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东方红农场（后来更名为江口农场）麦地里发现一具女尸。闻讯后，地区公安局副局长陆元祥带领刑侦科长冯忠、法医史家儒以及我一行四人赶到了案发地。

东方红农场原是省军区开发，故而管理体制如同军队，称之为营、连、排。相当于地方上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女尸倒臥在三连地段的麦田里。我们到达时，已是上午九点钟光景，县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和派出所的民警已布置了警戒线，等待勘察现场。

现场四周是大片青绿色的麦田，麦子已经抽穗，根根麦杆上挺立着丛丛绿芒，在轻风中骄傲地晃动。它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如同训练有素的士兵。温暖的阳光里，飘荡着淡淡的清香，广阔的绿色孕育着旺盛的生命力。如果你是来踏青，必然会为眼前的景色引发出许多浮想。

从尸体情况看，是个青年女子。身体仰卧在倒伏的麦杆上，没有血色的脸上，定格为悲苦之状，口唇外翻，嘴里塞满坚硬的泥块，内外裤被褪至膝下。朝向路口的麦地里，有两行麦杆折断、被人踩踏的痕迹。

这显然是一起凶杀案。

现场周围除茂密的麦杆外，未见任何其它物品。麦地表面干燥，凹凸不平，颗粒粗大，报案前已被多人践踏，无法发现有比对价值的足迹。

凡是有经验的侦查员，都知道现场对侦查破案的重要性。一个案子侦破的难易，侦查条件的好坏，基本上都取决于现场。现场走访中发现可疑情况，可以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现场有作案人遗留的物品，可以帮助判断侦查方向；现场勘查中能获取作案人遗留的痕迹，则可鉴定作案人的个体身份。即便是侦查负责人，也必须待现场勘查结束后，才能制定侦查方案，部署侦查工作。

这起案件的特殊环境，使技术员无法在现场发现和提取任何与作案有关的痕迹物证。

勘查中，突然有两个青年人穿过了警戒线，进入了中心现场，在技术员身后瞅着尸体窃窃私语。我一见大怒，喝问道：“干什么的，出去！”并示意现场保护人员注意了解他们的身份。

现场勘查规则很严格，未经勘查结束的现场，除现场勘查人员和现场勘查指挥外，包括侦查人员在内，任何其他人员一律不允许进入。现在中心现场出现了两个陌生的青年人，我自然要追问。

“我叫毛俨，是刚调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我们是根据院领导指示，赶到现场，提前介入的。”一个皮肤白净、五官端正、长相英俊的高个子青年人向我解释，並把工作证递到我面前。我瞄了瞄他的工作证，说了声“对不起”，告诉他们现在技术人员正在勘查，请他们先退出去，待技术人员对现场痕迹标示、提取后，再进来观察。这次偶然的摩擦，铸就了我们长久的友谊。从此以后，只要我们碰面，毛俨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干什么的，出去！”

现场勘查没有发现有利破案的物证条件，我们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尸体检验上。果然在尸体解剖检验中有了两大发现：一是现场中女尸系颈部遭卡压窒息致死，死亡时间在十二小时左右。女尸的内、外yin部都未检出*，从女尸裤子已被拉至膝下的情况看，这明显是一起伪造的强奸杀人案。二是死者已怀孕，腹中有一个不足三个月的胎儿。

陆元祥副局长指出：这是一起有隐在因果关系的杀人案，凶手应在死者的关系人之中。决定排查工作必须围绕死者关系人展开。首先要确定死者的身份，查清社会关系以及与死者有亲密接触的人员；其次要围绕从死者的家庭住地至现场一线的调查，了解这些住户中，有沒有人发现可疑情况；第三，重点查清案发前一天夜晚死者及其有联系人员的活动情况。当时担任临江县公安局长的徐环将人员分工后，分组调查工作立刻展开。

我随县公安局刑侦股副股长吴伯林一起，调查死者的基本情况。

东方红农场地处长江边沿，较为偏僻，以连队为单位，居住非常集中。因此，我们很快查清了死者的情况。

死者徐怡静，二十三岁，东方红农场二营三连人，一家三口，父亲徐海田，母亲许爱英，都是本地人。徐怡静的父母，已在案发前三天去上海看望亲戚去了，这几天是她一个人住在家中。

徐怡静是一个性情平和内向的人，平时除和连队几个小姐妹来往外，基本不和其他人接触。由于与生俱来的品貌端庄，在连队几个小姐妹中当属上乘人品，因而常常成为周围男青年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个叫季建中的，表现得最为热切，经常到徐家串门。徐怡静大概对他也有好感，有人曾经看到过他俩夜晚在江边闲逛。

季建中是二连人，是家中的独子，两个月前，被人介绍到江南浏河一家内河客轮运输公司，当上了船员，两天前回家轮休。

季建中具备作案的基本条件，嫌疑很大。

我们将情况向陆元祥、徐环两位领导汇报后，决定寻找季建中下落，立即正面审查，以确定是非。

几经周折，下午五点多，侦查人员在临江县县城一家小酒店里找到了季建中，并把他带回了农场。

整个审查班子分为两个小组，我和县公安局刑侦股的两名副股长吴伯林、陈清汉分在第一组，负责对季建中的首轮审查。审查时间从晚上八时开始，审查地点选择在三连一个远离住户、四周不靠的偏僻仓库里。

审讯由吴伯林担任主审，陈清汉制作笔录。我坐在一旁，静静的观察着讯问和被审的双方。

审讯进行得并不顺利。在问清季建中的基本情况和社会关系后，形成了僵局。季建中直言承认和徐怡静相识，并追求过她，但相处过一段时间遭到了拒绝，以后只是见面点点头的普通朋友，而没有了往来，所以他对她的近况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吴伯林采取了攻心战，讲法律，谈政策，说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不吃亏的道理。季建中默然的听着，不时发出“哎、哎”声。吴伯林讲得口干舌燥，季建中听着低头不语。

我觉得审讯的方法应该变换一个角度，政策攻心，固然可以突破不少作案犯罪分子的心理防线，期望以一个坦白态度获取从宽处理，但对于一个一尸两命的故意杀人者来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千古定律，坦白交待并不能改变刑罚结果。他们的内心深处，往往企图一味地顶着抗着，相反可能还会有一丝侥幸。这是一般作案犯罪者在抓获之后、审讯之初抱定的心理状态。只有在时机成熟或作案人心理防御松懈时，放出一两个若明若暗的“炮弹”，提出一两个有意无意的问题，才可能把被审人逼进无法退让的死胡同。这个案件在现场勘查和现场走访中没有发现与作案人有关的蛛丝马迹，在试探性进攻中，要找出一两个威胁性、暗示性的“炮弹”和问题相当不易。

电灯泡悬挂在仓库高高的屋梁上，虽然换了大功率的灯泡，由于空间太大，光线仍然不十分明亮。在泛着微黄的灯光下，我长久地注意着对阵的双方。季建中的脸色略显灰暗，两颊皮肤毛孔有细小的汗粒渗出，闪出光点，显示出他内心的惊恐与紧张；吴伯林响亮而严厉的声调中，也隐隐露出犹疑之色。是啊！季建中具备作案的条件，他与死者谈过恋爱，互相之间比较熟悉，也可能有过性关系，据此推测也能够在夜晚将死者从家中约出来。案发前两天恰巧从浏河回来，有了作案时间。但具备了作案条件，并非一定就是作案人呀！这是我们熟知的一句老话：作案人一定具备作案条件，具备作案条件的人不一定作过案。也就是说，季建中有作案嫌疑，但我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嫌疑。如果那时候我们有了DNA技术，利用胎儿组织进行遗传因子检测，不就很快有了结论吗？不过，这仅仅是个如果，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项技术手段。侦查人员心里没有这个底，审讯中也难免会底气不足。

大约深夜一点多钟，吴伯林转过头悄悄和我说：他要去厕所放松一下，接着向陈清汉做了个动作，两个人一起走了出去。这时候，我只有开口问话。我从他的父母谈到他在浏河的工作、生活，再谈到他的交友、爱好，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吴伯林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心里一边猜测着原因，一边不动声色地问话。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吴伯林他们还没有回来，我焦虑不安起来。他们没有理由到现在还不回来，我们是在审讯凶杀案件的嫌疑人呀！即使有什么急事，他们不能来了，也应另派他人过来，难道让我和一个杀人疑犯在深夜一对一的对峙吗？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周围仍然没有一点动静。从安全角度考虑，我不得不作点准备了。

我在问话中审视着这间巨大的库房，四周堆满了农具杂物，季建中坐在我们临时搬来的审讯台前二公尺的地方，凳子是用砖块堆磊起来的。我估量了一下对方，季建中精精壮壮，足有1.8米的身高，在体力上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他从座位下抽出一块砖向我袭来，我恐怕很难抵挡。我想起一句古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总不能给一个被审的疑犯伤害或者让他在我面前逃脱吧。我站起身来，从杂物堆里拣出一根木棍，拎在手里，当着季建中的面，在桌腿上敲了敲。然后转到库门口，假装向守护在门口的守卫小声地说：“外面凉吧，要不就到屋里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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