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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的思维模式（第1页）

人一旦为法所雇用，立刻会显出自己的原形来。城堡的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法的雇员，只有K是初次同法打交道的外来人。由于K的心里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也由于他不能习惯法的铁面无私，所以当村人们将真相告诉他的时候，他心里总是疙疙瘩瘩地想不通。官员怎么会都是无耻的好色之徒呢？为什么对城堡无比忠诚的村民，毫无例外的都是一些蝇营狗苟的家伙？甚至心气极高的阿玛丽亚，也要默认那种恶俗得令人作呕的求爱方式？如果承认了这一切，岂不是要承认城堡是最为黑暗的、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是的，城堡要求于K的，就是要他承认这一点，当然城堡还不仅仅要求他承认这一点。每当K遇见一个人，他就按自己的思想模式从他们身上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他就想入非非地要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阵营来，其结果总是令他彻底绝望。这是因为K的思维模式是从世俗而来，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将矛盾的两方面割裂开来看待，即一种机械的方式。城堡的村民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是辩证的思维，是一种具有无限张力的思维，人性的两极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完整的统一。在K以为怪的东西，在他们理所当然；K只有不断地操练，才能向他们靠拢，然而即使是不断地靠拢，K也永远达不到村民的水准，只因为他来自世俗，而城堡与世俗是对立的。自从与城堡的思维模式遭遇之后，K的生活就成了没有尽头的认识过程，他通过周围人的启发不断发现自己身上的幼稚毛病，这些幼稚毛病又不断反衬出城堡的不可进入。他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变得既谦虚又灵活，他不再像《审判》中的K那样浮躁，而是越来越沉着，越来越随遇而安了。这是无比漫长的认识历程，每当K的认识提高一步，又会有新的、没有料到的疑难问题横在前面，引诱他作那致命的一跳。

K到城堡的第一夜就显出他的思维方式的狭窄和不合时宜。

“一定要得到许可才能在这儿过夜吗？”K问道。……

“难道竟有什么人可以不必得到许可吗？”那话音和神态里，包含着对K的强烈的嘲笑。

“那么我只好现在去讨要许可了。”

“向谁去讨要？”

“向伯爵大人，”K答道，“恐怕没有什么别的法子了吧。”

“现在，半夜三更去向伯爵大人讨要许可？”年轻人叫道，后退了一步。

“这不行吗？”K神色泰然地说，“那么您为什么叫醒我？”

这时年轻人憋不住火了。“真是死皮赖脸的流浪汉作风！”[1]

从K这方面来说，任何问题都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如果说他的身分不能在城堡过夜，那就是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只要批准了，就可以过夜了。而用城堡的村民的观点来看，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不错，K必须得到许可，但这种许可永远不会批下来，K只有不断斗争。他们并没有真正实施赶他走的行动，他们默认了他留下来的事实，这种默认决不是承认他呆下的权利，只是承认他挣扎的权利。所以城堡要求于K的，不仅仅是要他承认这里是最黑暗、最没有希望的地方，还要求他即使在这样一个地方，也要不停地斗，自己给自己造出希望来。这样一种可怕的思维方式，K又怎能从情感上习惯它呢？从前在世俗生活里，K对于自己品性的那些看法在这里全都不合时宜，这里要求他将自己看作一个无可救药、没有身分的无赖，而同时，又强制他自己救自己，用那至高无上的城堡的标准来观照自己。要不那年轻人干吗要发那么大的火呢？他就是要用谩骂来刺激K。

（老板娘）：“可是您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居然还在这里低三下四地求您同意同弗丽达结婚！您一不是城堡的人，二不是村里的人，您什么也不是。……您要求一位像克拉姆那样的老爷同您谈谈！我听说弗丽达让您从门上小孔里往里看感到很痛心，她这样做本身就说明已经上了您的钩了。您倒是说说，您看到克拉姆之后有什么感觉，您经受得住吗？您不必回答，我知道您会说您看了以后完全经受得住，没事一样。其实您根本就没有能耐真正看见克拉姆老爷……因为我自己也是没有这个能耐的。”[2]

老板娘在此将城堡的逻辑传达给K。首先她教导他如何激发内心的矛盾，尽一切力量统一起这个发展到极致的矛盾，然后暗示他依仗什么来将这矛盾向前发展。她的意思是说，像K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人，是永远看不见克拉姆的。她这话没有丝毫的贬意，只不过是将客观现实对他挑明，因为她自己也看不见克拉姆。她并不狂妄，而是承认现实。她的话也不是暗示K放弃努力，她只是要他加强认识，不如说她的话还有种潜在的意思，那就是默许、激将。当然每努力一次，K又必须更加切肤地感受到自身的卑琐和城堡的高尚。听了老板娘的个人经历，就知道她本人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更不用说那些执行城堡法令的官员们了，包括克拉姆。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如同K看不见克拉姆一样，克拉姆也必定看不见真正的城堡之光。K可以认识老板娘的逻辑，只是他同这些人有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这些人已经认识过了，K却只能处在认识的过程中。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不解之谜，谜底在第一轮认识中显现的同时，化身为第二轮认识中更不可解的谜。K在激发矛盾时唯一可依仗的东西要到自身内部去找。

再看着阿玛丽亚是如何做的——

索蒂尼对阿玛丽亚写道：“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是马上来，还是——！”[3]

如果阿玛丽亚要“活”，她只有把自己变成妓女，在污秽的泥潭里打滚，否则只有不“活”。阿玛丽亚选择的是活与不活之间的状态，即在痛苦中沉默，亦即认识而不行动。城堡所有的臣民选择的都是这种中间状态，所以他们看上去如同形态各异的僵尸；他们也有他们的“行动”，但那些行动不像K一样包含着对城堡的冒犯，因而只是理念支配下的模式，算不上真正的行动。这些人对K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欣赏他那盲目的冲力，又鄙视他的愚昧。但冲力永远只能是自发的和盲目的，认识到了的东西就无法再产生冲动。又由于对于这个外乡人，城堡里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每一种认识又都在悖论之中，K的认识就成了清晰中的盲目。清晰不断地干扰他的冲动，冲动又不断超越已有的清晰，将他引向新的盲目，这就是造成雪地上那些“之”字形脚印的原因。和阿玛丽亚不同，外乡人K身上充满了鄙俗，这样他才有可能否定自己的鄙俗，认识才有可能发展，对理想的向往才不会像周围人那样凝固下来，而是成了一个努力的过程。这里的启示是：人不可能像城堡臣民那样生活，但人有可能像K这样生活。像K这样生活就是将生命耗费在寻找脚下那粪堆里的宝石当中，寻找的动力只在于人的幻想力，没有人会帮你，宝石也是永远找不到的；只有想象的权利不可剥夺，它是城堡之源，它产生于最肮脏的生命内部，它于不自觉之间发出宝石的光芒。

（奥尔伽）“你对信使工作自有一套你从外面带来的看法，又拿这套看法作标准去衡量你对他提出的要求。但城堡对信使工作却另有一套标准，这同你的标准没法一致。”[4]

巴纳巴斯时刻处在对自己身分的致命怀疑之中，这是出乎K的意料的。按照K原先的看法，巴纳巴斯理所当然的是一名信使，这种看法就是奥尔伽所说的“从外面带来”的看法。通过奥尔伽的解释，K终于懂得了城堡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它需要什么样的信使。城堡需要的是自己通过送信这一行动来给自己确定身分的信使，这样一种信使在K眼里当然是种荒谬的职业。由于在制服问题上遇到的挫折，巴纳巴斯转向另一种无望的追求，这就是要证实不可证实的、处在“是”与“不是”之间的克拉姆。追索的结果是更大的迷惑，更积极的凭空臆想，而不是证实。虽然奥尔伽发表议论说：“这到底算个什么信使工作啊，有他和没他不是完全一样吗？每当巴纳巴斯一大早说他要去城堡时，我心里真是好难受。大概又是白跑一趟，大概又是白白浪费一天，大概又是一次希望落空，这究竟算个什么事儿？”[5]

但是请注意这些话是对K说的，因此话里的弦外之音有种炫耀……的味道。她在曲折地告诉K：这就是城堡对信使工作的标准，她和巴纳巴斯都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体会。K听了她的抱怨后，就遵循旧的惯性反驳道：巴纳巴斯总归还是给他送了两封信啊。奥尔伽马上说，那两封信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不是从克拉姆手里得到的，而且是过时了的旧信，所以一点也不能证实他是个信使。奥尔伽这样说时又是一种炫耀，因为她紧接着又说了这些话：

“巴纳巴斯，你到底想要什么呀？……难处是有的，不顺心的事是有的，失望的时候也是有的，可是这些难道不是仅仅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白送给你，正相反，每件小东西都得靠自己努力争取才能获得吗？这样做了，应该使人更有理由感到自豪，而不是沮丧！”[6]

由此推论，城堡对巴纳巴斯定下的标准也和对K的标准是一样的。奥尔伽向K揭开了信使工作的秘密，同时也是在揭示K自己的奥秘。也许K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处境，他的认识已有所提高。认识提高后的K当然还是不可能变成巴纳巴斯似的土地测量员，他仍然摆不脱自己身上的盲目性，因此他的行动较之巴纳巴斯少了几分清晰的受难感，多了几分懵里懵懂的冲劲。这份盲目的冲劲正是奥尔伽所期待于K的。她说了那么一大篇目的就是要用城堡的方式来教育他，激发他身上那股外乡人的蛮劲。K的认识就是对城堡思维模式的领悟，这种领悟从表面看是对内在冲动的制约，深入进去才知道是一种激发。冲动是根本，领悟是必要条件；没有领悟，冲动就失去了参照，成为无意义的盲目；没有冲动，人就为铁的逻辑所制服，变成僵尸。所以一方面，奥尔伽炫耀自己所受的苦难，以此来现身说法；另一方面，奥尔伽又在暗暗欣赏K的邪恶的活力。所谓“外面带来的看法”就是人身上去不掉的惰性，人总是喜欢轻松、明确、充满虚假的希望，城堡的思维却要把人弄得沉重，弄得不三不四，失去一切希望和依据，只有这样，反叛才具有自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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