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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日子（第2页）

渐渐地，我又产生了与我的朋友重修旧好的念头。但是怎样才能与他联系上呢？这些日子，他根本不理我了，他又从未告诉过我他的地址。我左思右想，唉声叹气，这种心理已经影响到我妻子的情绪了。在这个时候，偏偏我又犯下了一个大的错误。我手头这本小词典本来是我与研究所的一位同行合编的，可是我却趁他出国之际将词典出版了，并且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稿费全归我。当我干这一切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在梦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做下了这件卑鄙的事。幸亏那位同行近几年不打算回国，而且早不将词典的事放在心上了。可是他的妻子似乎总记得这事，我从她的眼神里感到了这个。后来我和她相遇，她总声音响亮地与我打招呼，满脸全是假笑。这件事使我背上了很重的包袱，有时我真想找到她去坦白算了。但我说些什么呢？说我是个小人、剽窃者？这样说了我心中的负担就减轻了吗？

事情发生后，我妻子知道了。她又气又恨，说自己瞎了眼，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竟没看出我是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她还在家里摔破了几个热水瓶和灯泡，哭得眼都肿起来。我呆若木鸡地望着她发作，一下子就萌发了要谋害她的念头。

我首先潜伏在妻子下晚班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胡同。我用戴着手套的手紧握一根木棍，打算妻子一出现就给她当头一闷棍，将她打死，然后扔掉棍子跑回家。我在寒风中等了好久好久，脑子里走马灯一样出现种种的情节，以及对付的办法。我越想越怕，手也抖得厉害，连棍子也握不住了，最后我干脆将棍子往一个角落里一丢，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回到家里。回来后当然对妻子更仇恨了。后来我又设想了用砒霜下毒的办法，结果当然也没实施。倒不是心疼她，主要是怕自己因此而丧命。这两次谋害虽然没搞成，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每天被自己的罪孽压得气喘吁吁。

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住了，就将谋害的事向妻子坦白了。没想到她无动于衷，白了我一眼，说：“我早知道了，我还找到了你扔下的那根木棍，那是我们家用来防贼的，我把它捡回来放在床底下了。”我说：“你就不气愤吗？”“气愤？”她冷笑一声，“你又没伤害我，我干吗要气愤？你做得出什么辉煌的举动来呢？我看我们还是和平共处算了，你天生不是杀人的料，何必扮演小丑的角色，什么事总是顺其自然为好。”我没想到真理竟是掌握在她手中，屠刀也在她手中，我反而成了待宰的猪。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剽窃的事了，什么事都不提，就仿佛厌倦了似的。经过短短的风波，我的情绪又恢复了正常。我的词典顺利出版，为我争得了一点地位，我也不再认为剽窃的手段有什么不正当了。私下里甚至想：如有机会，还要多剽窃几回，好进一步抬高身价。既然杀不了人，干不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搞些小偷小摸算了。

我的朋友又从北方的Z城给我写信了，是某研究机构特制的富丽堂皇的信封和信纸，信上的字迹乱七八糟，似乎有好几种字体，他在信的末尾告诉我，这封信其实是好几个人共同写的，写了好多天。他总是写几句又扔在桌上不管了，结果他的同事进屋来看见了，就在上面接下去续写，这样过了好多天，信就成了这个样子了。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我，他和教授现在是如何风光，声誉如何高。虽然他们现在不是国家正式研究机关的领导人，可在广大听众眼里，他们比那些领导人还吃香。每天想到什么地方去讲就到什么地方去讲，报酬也十分高。回想不久前，他还想找一个固定工作呢，现在他觉得那实在是幼稚可笑极了。目前他已成了家，妻子也加入他的讲演。他、他妻子、教授，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讲演团，底稿都不用打，到处去乱讲，越乱讲观众的反应越好。现在他们唯一的憾事就是演讲团还缺一名政府代表成员，如果我能找个借口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北方加入他们的团体，将会享受到莫大的乐趣！当然，他们事先要和我讲明，这件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但假如我是个聪明人，假如我仔细想了这件事对自己精神发展的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奔赴他们的所在地！

那些另外的字迹所写的都是同一个内容：我叫×××，现在是××演讲团的预备成员，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登上讲台，成为一名演讲新秀。请与我联系。

在信的旁边还有一种娟秀的字体写着：“我是你朋友的妻子，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他差，干这项工作丝毫没有提高我的身价，反而对我是种牺牲。我是出于一种正义感来干的。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才气的人，你应该收拾起行李马上来到我们这里。假如你有决心脱离庸俗的、窒息人的环境，这可是唯一的机会了！来这里之后，你会感到耳目一新，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头。比起这种崇高的荣誉感来，你那小小的词典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一贯认为，平庸的环境可能使人产生杀人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又是极其无力的，不知你有没有同感。”

那个女人的话使我十分震惊，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来覆去地读这封信，在心中揣测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演讲团，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市场，观众对他们如此着迷。

我的朋友又迫不及待地写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是大吹特吹，说他们已经红得发紫，飞黄腾达了。从那些杂乱的笔迹看起来，根本不是我的朋友在给我写信，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会议记录。可以想象他的家里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开不完的讨论会。看完信，我激动不已地在家里踱来踱去，一夜没睡。后来我就收拾起行李，以父母生病的借口向出版社告了假，搭上了北去的火车。

虽然朋友在信中信誓旦旦地宣称，演讲团的全体成员将在站台上恭候我的光临，但当我伫立在北风凛冽的站台上时，明白自己又一次上当了。我掏出朋友的新地址，叫了一辆很旧的出租车。车子又一次在小巷里七弯八拐的，最后停在一张破旧的大门旁，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发觉自己又到了上次的老地方。我的脑子给搅得稀乱，我怀疑自己错将上次的地址给了司机，不料司机冷笑一声说道：“没错，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地址，这条街有两种不同的街名，实质上一样。又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来住，所以谁也不来过问地名混乱的事。乱就让它乱去，有人还乱中谋利呢！”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瞟我一眼，弄得我脸上发烧，慌张中多给了他两块车钱。“你要小心自己。”他伸出头来说了一句，然后发动了车子。看着远去的车子，我惴惴地想：“他也在乱中谋利。”这样心里就平静了好多。

还是那间破屋子，一进门就看见他给我的没写完的信堆在过道的窗台上，信的旁边横七竖八地摆了好多笔，大概是来一个人就在信上画几笔。黑糊糊的房间里坐了三个人，他们是我的朋友，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他们正在喝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完全不介意我的到来。终于他们喝完了，我的朋友站起来，沉着脸，问我：“你是抱着赚钱和出名的打算来的吧？对不起，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接收你。这不是太戏剧性了吗？一个普通的熟人跑来，我们让他和我们平起平坐，大家一起出风头。不，你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考验，才有资格参加，别以为你上了两次台就算正式成员了，还差得远呢！我们这里可不喜欢平均主义。”

另外的两位都皱着眉头，很不欢迎我的样子。

“你们写信请我来的。”我忍着一肚子气说道。

“写信？”朋友哼了一声，“写信又怎么样？谁会没有一点点嗜好？我的嗜好正好是写信，你也有你的嗜好的。一个人，总该有自知之明！”

朋友的妻子和教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耐烦了，最后他们霍地站起来向外走去。朋友也跟着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暂且在家反省一下自己的急躁情绪，过几天我们会叫你一道去作报告的。”

一连几天，我像个流浪汉一样在街上闲荡，他们根本不过问我干些什么，他们忙得很。每天晚上，这三个人聚在一盏肮脏的灯下热烈地讨论，讨论完了就数白天所赚的钱，各人眼里都射出贪婪的光。这时总有一些人从外面鱼贯而入，手里拿着小本子，将他们在这间房子里听到的一些怪话记在本子上，记完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溜走，大约是出去传播信息去了。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或两个神情不安的人站在过道里的那张桌子边，在我的朋友写了一个开头的那封信上乱画，东一句，西一句，原来我的朋友每天写信，原来他给我的信就是这样写成的。我不禁哑然失笑，从心里感到这位朋友的深不可测。那些人可不这样想，他们胸有成竹，随便挥笔在朋友的句子上乱涂乱改，还故意多写出几个惊叹号与破折号来，那种庸人嘴脸真把我气坏了。而我的朋友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一心想的是钱，还有鬼知道的什么事。他数完钱就左右环顾，像在思忖将那一大叠票子放在什么地方为好似的。

过了几天的一个早上，朋友没起床。当我从隔壁房里推开门进到他房里时，发现教授和朋友的妻子已经走了，朋友说他今天不想去，因为头疼。

“你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意义？”他瞪了我一眼，“你以为我春风得意了吗？不，我目前的心境比死还难受！我受不了了！庸庸碌碌、四处钻营、吹牛诈骗。一个人，成天像这样生活，又不得不像这样，真不如死了的好！当然，我也有短暂的欢乐的瞬间，那种瞬间和任何人没有两样，就是当我赚了钱和名声的时候。可惜那种瞬间总是留不住，巨大的悲痛很快就压倒了暂时的欢乐，于是，我必得要再一次追寻，找到那种隐秘的、更能使我获得大的愉悦的新方法，加以实践，从中渔利。好了，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些就意味着要打退堂鼓，洗心革面，从此退出演讲团，将宝座让给你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想一想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搞到这个位置吧！我今天只是偶尔情绪低落罢了，这类事常有。我今天不去会场，我要带你去看我的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和我的朋友吃过早饭，一起动身去看他那位“高尚的女友”了。在路上，他显得十分严峻，一言不发，走路时双手也不摆动。走了一阵，他脸上的表情由严峻变为了焦虑，好像心里有什么急事，又不便对我讲。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就冲到路旁的一个电话亭去拨电话。通完话，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告诉我：我们必须立刻赶到会场，因为那边已出大乱子了。这一次，我必须再次以政府要员的身份出现，以便稳定人心。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我压抑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假装一脸漠然的样子。

我们走到一个拐角，他又忽然停下来对我说：“你暗暗得意了吧？老实说，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不过既然被你撞上了，你就要提前走运了。看我们，苦斗了这么多年才捞到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你要好好干，小心谨慎，飞黄腾达的前景就在眼前。”

他们的会场令人沮丧极了。听众已经走了一半，还有人在陆陆续续走掉，留下没走的人完全不听教授台上的发言，一些人玩扑克，一些人聊家常，还有一些在剥瓜子什么的，我还注意到一个家伙双目紧闭，呻吟似地大声发感慨：“说得多好啊！简直令人陶醉！想想看，他竟不停地讲了三十五分钟，这可是罕见的。据我统计，别人讲这个题目最多讲二十五分钟，超过一分钟也做不到！这回他可创了记录了！”

我的朋友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站在会场门口，横蛮地拉住每一个要出去的人，将他们赶回座位上去，朋友自己手里还拿了一把大扫帚，遇见人向外跑就用扫帚猛扑，打得那人只好乖乖退回去。就这样，剩下的一半人总算诚惶诚恐地留在会场里面了。当然谁也不朝讲台上看一眼，我也就没有必要作为政府官员上讲台了。我的朋友对我说，我只要把守住门，不让任何人出去，这次演讲就大大成功了。而且这个成功直接由我促成，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

我朝台上一看，发现教授脸上的表情也是漠然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说那些惊世骇俗的话，而是手里举一张报纸在念。他的声音缓慢而厌倦，每读一段他就停下来一声不响，于是朋友的妻子（她是一个面相刻薄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就拿过话筒去，口里重复着诸如此类的话：“演讲团是人类的救世主。”“演讲团的功绩如泰山。”“演讲团毫不顾忌听众对她的看法，因为她是真理的化身。”

她说完后，教授重又往下念报纸。待我细细一听，才知道教授口里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在念报纸，而是天晓得的一些什么话，既不连贯，又无意义，根本听不清。他手中的报纸只是个幌子罢了。这位浑水摸鱼的教授，还为这次演讲要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呢！我的朋友就爱信任一些这样的人。观众安静下来之后，我心里那个迫切的念头就开始折磨我了。我渴望有人注意台上的演讲者，这一来，我的朋友就会紧张起来，叫我上台去充当我原来的角色了。

我四处张望，想搜寻到一道专注的目光。但是没有，绝对没有。所有的人都将台上的发言者忘记了，连那个发感叹的家伙也睡着了。再看我的朋友，他也在昏昏欲睡，嘴角挂着惬意的微笑。这只猪，除了利用别人之外一点人之常情都没有，生性残忍的家伙，我白指望他了。想到此处，我气愤地迈开步子朝讲台上走去，我在台上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教授旁边，然后朝下一看，发现根本没人看我，我的朋友眼皮都没抬一下。就这样一直到散会，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位政府官员在台上。

一散会，他们三个就朝一个办公室飞奔而去，我也跟在后面。原来他们是去与邀请单位讨价还价。他们用下流的语言骂对方，想多捞点钱，三个人都叉着腰，争得脸红脖子粗，逼得对方只好让步。我在旁边又气又羞，只好一个人先回去了。

晚上分钱时我也在场。教授瞪眼看了我半天，犹豫不决地对我的朋友说：“这个人，你看该怎么办？他没有起什么作用，只不过赶回来一两个逃跑者罢了。可话又说回来，他还算是我们写信叫来的。我一发了那封信就后悔了，叫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干什么呢？现在嘛，钱总是要给他一点的。”

我的朋友点燃一支烟，沉思良久，最后缓慢地吐出烟圈，说：“给他一点路费，让他走算了。他和我们在一块也显得很别扭的样子，我总觉得他是个外人。”

三个人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还是让我留下，因为也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比如今天那种场合，虽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站在那里也可以吓一吓听众。朋友的妻子给我一张肮脏的五元小票子，外加一句带鄙视性的“坐享其成”。分完钱，我又听见他们拟出了明天行动的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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