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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篇三（第1页）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点附近，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的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木材。开始时要不东借西借，总是很难的，但这也许还是唯一的妙法，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发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在他出手借给我的时候，说它是他掌中的珍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愈加锋利了。我工作的地点是一个怡悦的山侧，满山松树，穿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还望见林中一块小小空地，小松树和山核桃树丛生着。湖水凝结成冰，没有完全融化，只化了几处地方，全是黝黑的颜色，而且渗透着水。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天之内，还飘过几阵小雪：但当我回家去的途中，出来走到铁道上的时候，在大部分的地方，它那黄沙地一直延伸过去，闪烁在蒙蒙的大气中，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光了，我听到云雀、小鹅和别的鸟雀都到了，来和我们一块儿开始过这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不满的冬日正跟冻上一样地消溶，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伐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敲紧了它，就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涨大一些，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显然毫不觉得不方便，它躺在湖水底，何止一刻钟，竟跟我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照我看，人类之还残留在目前的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也是同样的原因；可是人类如果感到万春之春的影响把他们唤醒了起来，他们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去。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看到过路上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不灵活，还在等待太阳出来唤醒它们。四月一日下了雨，冰溶了，这天的大半个早晨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摸索在湖上，迷途似的哀鸣着，像是雾的精灵一样。

我便这样一连几天，用那狭小的斧头，伐木丁丁，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究式的思维，只是自己歌唱，——人们说他们懂得不少；

瞧啊，他们生了翅膀，——

百艺啊，还有科学，

还有千般技巧；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全部的知觉。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是只砍一边，其余几边留下树皮，所以它们和锯子锯出来的相比，是同样地挺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在林中过的白昼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带去我的牛油面包当午餐，在正午时还读读包扎它们的新闻报纸，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它们的芳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有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结束以前，松树成了我的密友，虽然我砍伐了几枝，却依然没有和它们结冤，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了。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给斧声吸引了过来，我们就愉快地面对着碎木片瞎谈。

我的工作干得一点不紧张，只是尽力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向詹姆斯·柯令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买下他的棚屋来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令斯的棚屋被认为是不平凡的好建筑。

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起先没有给里面注意到，那窗子根深而且很高。屋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别的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积有五英尺高的垃圾，像肥料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给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终年群鸡乱飞的通道。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去看看货色。我一走近，母鸡也给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摇动，只有这里一条，那里一条，是不能搬，一搬就裂的木板。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却劝告我不要踏人地窖中去，那不过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四周围，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方框，最近只有猫在那里出进。那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婴孩，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镀金的镜子一面，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磨，钉牢在一块幼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的交易当下就谈妥，因为那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得付四元两角五分，他得在明天早晨五点搬家，可不能再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了；六点钟，我可以去占有那棚屋。他说，赶早来最好，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是完全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全部家产都在内，——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只除了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终于成了一只死猫。

这同一天的早晨，我就拆卸这棚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放在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恢复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送来了一个两个乐音。年轻人派屈里克却恶意地告诉我，一个爱尔兰邻居叫西莱的，在装车的间隙把还可以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去重新抬起头来，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琐屑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更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了我的地窖，那里一只土拨鼠也曾经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毒的根，及植物的最下面的痕迹，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决不会冻坏了。它的周围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到它，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这只不过两小时的工作。我对于破土特别感到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挖掘到地下去，都能得到均一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也还是可以找到地窖的，他们在里面埋藏他们的块根植物，像古人那样，将来即使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后代人还能发现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所谓房屋，还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些门面而已。

最后，在五月初，由我的一些熟识的人帮忙，我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跟邻舍联络联络。关于屋架的树立，一切荣耀自应归我。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树立一个更高的结构。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是毫无问题的，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础，所用石块约有两车之多，都是我双臂从湖边抱上山的。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我才把烟囱完成，恰在必需生火取暖之前，而前些时候我总是一清大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这一种方式我还认为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或台布，都供给我无限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同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那样建筑房屋还更谨慎小心，也是划得来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间有着什么基础，除了目前需要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也许你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一头飞鸟造巢，是同样的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地老实地用食物养活了自己和一家人，那末诗的才能一定会在全球发扬光大，就像那些飞禽，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全球。可是，唉！我们不喜欢燕八哥和杜鹃，它们跑到别个鸟禽所筑造的巢中去下蛋，那叽叽喳喳的不协和乐音并不能使行路经过的人听了快乐。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师傅？在大多数的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在我所有的散步中，还绝对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建造自己住的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单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有这么多呢。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罗；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想，这就很不理想了。

真的，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有一种美，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说，是很好的罗，实际他比普通爱好美术的外行人只高明一点儿。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却从飞檐人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葛缕子，——我总觉得吃杏仁，不用糖更有益于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哪个讲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仅属于皮肤上的东西，——认为乌龟获得斑纹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似的要签订什么合同呢？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当兵的不必那么无聊，把自己的勇气的确切的颜色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上，他就要脸色发青了。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地向那粗鲁的住户私语着他的似是而非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还知道得更多。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从内部向外面渐渐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他的性格中生长出来的，住在里面的人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的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想到；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已不知不觉地有了生命之美。在我们这国土上，画家们都知道，最有趣味的住宅一般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毫无虚饰的、卑微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显得别致的，不是仅仅在外表上有的哪种特性，而是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那些郊外的箱形的木屋，他们的生活将是简单的，恰如想象的一样，他们的住宅就没有一点叫人伤脑筋的风格。建筑上的大多数装饰确实是空空洞洞的，一阵九月的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丝毫无损于实际。并不要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学也可以过得去。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多事地追求装饰风，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很多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那些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如此矫揉造作的。当然，人很关心这几根木棍子是斜放在他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这里头是很有一点意思的，如果认真他说，他把它们斜放了，箱子徐上颜色了；可是在精神已经离开了躯壳的情况下，那它跟建造他自己的棺材就属于同一性质了——说的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个名称罢了。有一个人说，你在失望中，或者对人生采取漠然态度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想到了他那临终的狭长的房子了吗？抛一个铜币来抉择一下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闲暇！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来呢？还是用你自己的皮肤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屋好得多；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羞红好了。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造！等到你找出了我的装饰来，我一定采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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