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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与逍遥（第1页）

玻璃罩里，展开摊放着一本1903年英文版《道德经》，书已破旧，原籍空白的地方，写满密密的俄文，水笔印迹，百余年了，已经浅显模糊，那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手迹。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大雪覆盖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里，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在昏暗的油灯下，孜孜以求，把英版《道德经》翻译成俄文的情形。

展柜一旁注文：“在生命晚年，托尔斯泰把中国道家文化与基督之爱相提并论，他认为，老子学说本质上就是基督学说。”看完国家博物馆“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览后才知道，托翁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曾遍阅中国古代哲人著作，尤其是老庄。道家思想对晚年的托尔斯泰产生过重大影响，托尔斯泰因而被称为俄国道学第一人。

托尔斯泰1828年出生在一个老派的俄国贵族家庭，一直被习惯尊称为托尔斯泰伯爵。他喜欢深思，怯于和别人交往，为自己长了一双灰色的小眼睛自惭，有一种天生的自我锁闭的性格。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殷实丰裕的贵族家庭里，却生长出这么一个柔弱谦卑的灵魂。托尔斯泰从小接受东正教的洗礼，成为基督徒。自身的缺点和内敛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洞悉社会苦难的人。他思考生活的意义，探讨道德规范，寻找人民灾难深重的原因，探索摆脱困境的出路，被称为“俄罗斯人民的良心”。他的思想体系在俄国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其最核心的部分是基督教的博爱和忍耐，并由此发展成非暴力、不抵抗的和平思想。展览里，有部不间断循环放映的纪录片，一个俄国托尔斯泰专家谈到中国道学里“贵柔”的思想对托翁的影响，他说托尔斯泰主义是“福音书”和东方宗教哲学的综合体。

不抵抗和平主义，“勿以暴力抗恶”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构成。它既来自《圣经》的《马太福音》，也是与中国道教思想同出一脉。道教是一种清静无为、自然清真的价值观念。道教以冷静超然的态度对待现实生活，超越功名利禄，在冥想中寻求境界，退让、妥协、无为而治是老子之道的核心。

托尔斯泰也把“不以暴力抗恶”“忍耐”“无为”的思想化入他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中，库图佐夫的座右铭是“忍耐和时间”，他以消极无为的倦怠，嘲笑人世间一切不可一世的奔忙，他奉行以静制动、以退为守、以柔克刚的东方精神；另一个人物卡拉塔耶夫更是体现了托尔斯泰的退守忍让、消极无为，即使在屈辱的俘虏生活中，也泰然自得，随遇而安。

因此也就有了禁欲，有了非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有了深沉的悲观主义调性，有了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的信念，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这一切都与古老东方文化的道统遥相呼应，不谋而合。

然而，一切肯定又不止于此，否则无法解释俄罗斯和中国文学传统及民族心性的巨大差异。空阔的展览空间里，河流般流淌着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似沉重的悲吟，以仁爱、退让、道德的自我完善为共同价值诉求的基督教与老庄文化，在共同呼吸的同时，又在哪里相互错身分道扬镳了呢？

面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人世，中国道家确立的生命感觉，是净化的心智和情怀，其具体应对方法是坐忘、无我、淡泊，超凡脱俗，有种“算了”的境界。一如庄禅文化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尘世无果后，他寻求的出路是放弃价值关切，以换取自我灵魂的安泰和清虚。“人生贵得适意”，成为个体心灵在清虚孤寂中安身立命的精神SPA。

而基督教尤其是东正教，则无法将自身置之度外，而是反求诸己，对忏悔予以更大期待。这赋予俄罗斯文学受难和爱的特殊气质，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源泉。俄罗斯作家必须给受恶摧残的人和世界找到价值根基，不然他的灵魂不得安息。在少不更事的年龄，囫囵读过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故事都忘了，但小说描述十六岁的主人公如何独自一人，在拂晓时乘着马车去修道院忏悔的情节，记忆犹新：原野，晨雾，树叶落尽的森林，马车上一个满怀心事的少年，多美啊。

这是一种沉郁的美，也是俄罗斯文学特有的气质。去年到俄罗斯，第一次见到伏尔加河，贴着它走了两天，那么宽广、混浊，缓慢而沉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你会觉得，这条河流养育的人和文学，就不会是轻松的。

面对国难和民生的多艰，俄罗斯作家没有中国文人的超脱，他们被“自己有罪”的念头折磨，活得恐惧而卑微。刘晓枫说，大凡个体与外界出现对立与冲突的时候，总不免会产生两条道路，即救赎之路与审美之路，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我们看到，寄情诗文、退隐田园、纵情山水、披发佯狂的中国传统文人，选择的审美之路是“逍遥”；而以原罪精神为主旨的西方基督徒，以托尔斯泰为代表，则选择了救赎之路——“拯救”，即对人性及生存意义的不息追问。最后，审美情怀依靠一种精神假象逾越了现世的恶，可基督情怀则以笨拙找死的姿态承负了现世的恶。

庄子看得很透，他深知人世的本质就是残缺，无法消解克服，人生的意义唯有退守生命的残缺，在欠缺中安之若素。李泽厚把乐感视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意向，其中尤以道家为甚，更强调自然的本能感觉，不倚仗外部事物获得快乐，更有自足性，其最高境界是陶然忘机的生命沉醉。

而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因负恶而沉重，要的是救赎，不是解脱。托翁不要，也不知道如何轻松地去爱。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座高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渴望流着泪亲吻我离开的地球，我不愿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追求一种虐心的爱。

托尔斯泰的负重感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紧张和反感，因为他不让我们活得轻松，迫使我们去想“为什么而活”，很少有人经得起这样的追问。希望活得更明白的想法容易把人逼入绝路。

果然，托尔斯泰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写完《复活》，托尔斯泰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的传统观念，回到宗法制度的农民立场，但那个巨大的问题，如何消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个多么天真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于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托尔斯泰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家庭，离家出走，“我不能在一个奢侈环境中做一个掠夺者”。他和贫苦农民挤在火车破旧而臭气熏天的三等车厢里，“非常愉快”。《圣经》里，耶稣被宣判死刑后，背负十字架被押往山坡上，这条著名的路线被后世称为“苦路”，这也是任何一个圣徒的救赎之路，至今还存在于耶路撒冷。离开富足的家园，托尔斯泰踏上自己的“苦路”，这绝对不会是老庄后人的选择。

仅仅十天后，这颗“俄罗斯人民的良心”，八十二岁的老人就客死在一个偏远的小火车站，那是1910年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夜。有时想，幸亏离开了富贵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能在这条贫瘠艰难、漫无止境的救赎之路上离开这个世界，终是托翁此生最后的圆满和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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