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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陈忠实（第1页）

一

老陈去世的前六天，去西京医院做了最后一次化疗，走出医院时人很刚强，摆摆手不让人搀。他这时已经瘦得走起路来有些飘，化疗化得有点灯枯油干的感觉了。作协同志告诉我，这是第11次化疗，效果很好，老陈很配合医生，又说医生说一个肺已经完全坏死，不再工作，另一个肺还能勉强工作。回到家里不到三天，老陈开始吐血，大口大口地吐，这是癌细胞扩散，从喉咙到了气管，而这扩散的肿瘤，突然破了，于是出血不止。回到西京医院后，抢救了三天，2016年4月29日早七时许，撒手长去。

29日早上，接到忠实先生去世的噩耗，一瞬间，我很是震惊和痛苦，有一种中国文坛的天空塌了一个角的感觉。尽管我知道他得的是不能回头的病，对于他的走，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我仍然陷入一种痛苦中，直至今天已经第三天了，仍恍恍惚惚不能自拔。

这种心情，只有在路遥和张贤亮去世时我才有过的。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山海经》说，共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是的，就是这种地崩山裂壮士死的感觉。你老先生只要活着，哪怕病病怏怏地活着，苟延残喘地活着，只要有这么个人在，我们仍将感到踏实，但是他走了，他的身后是巨大真空。

我记得路遥去世时，我写给他的话是：“物伤其类，不胜悲！！先走为大，先走为神！”唉，路遥已经离开我们24个年头了，而临终前放言“当代文学史绕不开我”的张贤亮，则是去年走的。我写给他的送行道别词则是，大漠落日自辉煌——你见过落日像一个通红通红的勒勒车的大车轮子，停驻在西地平线那一刻，将沉未沉时的情景吗？它肩一天风霜，无限哀恸，无限悲怆。

记得20年前我去宁夏，我对宁夏的年轻一代作家们说，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都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都有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结，所以你们要理解张贤亮，包容张贤亮。你们没有任何错，或者说只有一个错，那就是不幸和一个天才生活在同一时代。

我说张贤亮的这些话，这种思考，同样地适合用来说路遥，说陈忠实。

普希金说，世界空虚了，大海，现在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一样，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已有人看守，要么是贤者，要么是暴君。我上面说的这几个人，身上贤者和暴君的成分都各占一半。

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二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一部重要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充满厚重感的农耕文明的史诗。我这几天在接受几家报纸的采访时说：“在接到老陈去世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闪电一般，把《白鹿原》和几部当代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做了对比，例如：浩然的《艳阳天》、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甚至还和被称为文学教父的前辈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相比，和被称为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相比，觉得与之相比，《白鹿原》对农村生活的描述，似乎更为深刻和准确一些。”

它不是对农村题材作品图解政策式的描写，也不是颂歌式的描写，更不是田园牧歌、民俗风情式的描写，而是将锐利的笔触深刻地锲入了一个时代，锲入到社会最底层，触到了这个时代的痛处痒处、我们民族的痛处痒处。所以老陈在《白鹿原》的题记里，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的作品是对得起他所引用的这个题记的。

中华文明板块，这一辆吱吱呀呀的破车，行进到今天，已经五千年了，农耕文明是它的主题。关中平原是农耕文明的始祖后稷掘第一锨土，开始种植五谷的地方，所以后稷被称为五谷神。《白鹿原》描写的这块区域，正是农耕文明的行进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把这一块地区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写出来了，把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写出来了，就把这块土地写出来了。

那个特殊的时代，那个动荡的时代，很难准确描述，《白鹿原》可以说是较好地进入了那个时代，进入了那一群人们的心灵空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是一段农耕文明的心灵史。

三

1993年5月20日《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作者答谢发言，我在会上说：“希望首都的媒体不要只关注高建群，关注《最后一个匈奴》，我们陕西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陈忠实，他也在写长篇，长篇叫《白鹿原》，不久会出版；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贾平凹，也在写长篇，长篇叫《废都》，也会在年底出版；另外还有京夫、程海等等，也在写长篇，他们都比我写得好。建议你们首都的媒体，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把陕军作为一个团队、一个整体来宣传。”第二天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了与会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的《陕军东征》一文，这就是新时期“陕军东征”一场大热闹的由来。

一些年后我偶然见到何启智或是曾镇南，先生回忆说“陕军东征”这句话好像是他说的。上电梯的时候，他对几位北京的陕西籍的评论家说，陕西作家真厉害，整天喊着要走出潼关，这次算是走出了，陕军东征呀。记得后来有一次还见过周明先生，他也记得是开会上电梯时大家说过这话，谁说的记不清了，他笑着说，很可能是他“周明老人自己”说的吧。

我对“陕军东征”这个说法至今不悔。我们中有一个叫堂吉诃德的人，他要出发，去征服世界了。他穿上一身朽了的中世纪骑士的铠甲，骑上一匹瘦骨棱棱的老马，挥舞着盾牌和长矛上路。他要去和风车作战。他要去黄金城，那世世代代人们只在传说中见过的城市。姑娘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这座城市为它们的骑士送行。

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大背景下来看，它是多么虚弱呀。和欧美文学相比，和俄罗斯文学相比，甚至和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的文学相比，我们都差那么一大截儿。且让这些有三分滑稽三分痴傻三分崇高的陕西著名农民们，去怀揣梦想和敬畏，完成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对于文学制高点的攀登和征服去吧。社会应该做的事情是给他们一点掌声才对。

那时节一下子洛阳纸贵。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家的案头摆着这几本书，以视自己是一个读书人、文化人。这些书是走市场的，每本书的销量都达到百万册以上，一夜间富了一大批书商。这几本书的出版，大约是纸质的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吧。

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了那个时期，已经十多年了，“文革”结束，文学界重拾和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行进到那时，该有它的成熟期和收割期的作品出现了。后来，我在北京见到柳萌先生，他问我如何看待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有个时期，我们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缩短了与世界一流文学的距离，但是，很遗憾，这以后又滑落下来了，沦为文学的第三世界。

是的，中国文学在世界大格局中无足轻重，我们缺少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中国人的书架上摆满了欧美名著，而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没有一本中国人的书。也许在经济领域我们是一个巨人，但是在文化领域，我们只是侏儒而已。可怕的是，我们还自我感觉良好，整天弄各种奖自娱自乐。我常常担心，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智力水平。

四

我第一次见到老陈，是在1979年4月20日，“文革”结束，陕西省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创作会上，会议名称叫“新作者座谈会”。那次，记得老陈背了个黄挎包，穿了一件半旧的衬衣，从西安郊区灞桥文化馆而来。行色匆匆的他，坐在一个角落。坐着的时候，他总把挎包放在胸前，两只手搭在挎包上，眼睛闭住光，似乎有些谦恭地盯着发言的人。他从骨子里讲还是一个农民，身上具有关中农民的所有优点和缺点。

关中人，生冷硬倔，打死不认卯，能极度地吃苦耐劳，又极好礼势，极好面子。初看，以为是一个简单的人，打搅长了，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才知道极度地心细如丝。

那是一个令人无限怀念的文学时代。记得那次会议上，老作家们除了柳青已经过世外，健在的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悉数到场。年青一代，贾平凹的《满月儿》刚刚获奖，莫申的《窗口》刚刚获奖，他们从北京领完奖后直接赶到会场。路遥则雄赳赳地斜倚在一个破旧的藤椅上，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半闭着眼睛。路遥当时是在《延河》实习。1980年后，王丕祥、贺抒玉专程到延安，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路遥的调动手续办了，路遥先当编辑，继而当专业作家。陈忠实则是两年后，调入作协当专业作家。

陕西作协是个大作协，它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文协。按照通常的说法，延安时期大的文化山头有三个，一是丁玲领导的成立于保安的文抗（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一是周扬领导的鲁艺，一是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建国后文协没有去北京，而是随西北局留在了西安，柯仲平担任首任主席，原文协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主编胡采，继任主席。文协秘书长是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张寒晖当年病逝于延安，柯仲平作诗悼念说，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

五

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都是极具人格魅力的宽厚长者，他们以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为己任，三秦地面，每发现一个写了个短短几千字小说的作者，他们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然后下来就是商量怎么调到作协来。作协大院里那些后之来者，基本上都是他们调去的。那是一群崇高的人，时代因素造就了这一批革命家加艺术家式的非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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