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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与考古学家（第1页）

今年文物界最大的新闻就是在奥尔贝泰洛附近的“七窗别墅”（Settefinestre）发现了猪舍。那是一座院子，四面有许多用矮墙分开的隔间，地面上还有挖开的区域，那是猪的食槽，上面盖着顶棚，如今只剩下起支撑作用的底座。这个构造一经发现，人们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些隔间是用来把猪养肥的；学者特意咨询了养猪户，后者认为这一构造和如今大同小异。但是古典文献的记载却立即让这一假设化为泡影。

科鲁迈拉[44]论农业的著作与该别墅属于同一时期（公元前1世纪），其中就有论养猪的章节，但并未提及将猪养肥的内容：当中列举了最适合猪的食物，但进食的场所始终都是牧场和树林。通过对猪舍环境的研究，我们发现它是为母猪怀孕、分娩、哺乳所准备的。

“猪不能像其他群居动物那样关到一起饲养，”科鲁迈拉写道（引自罗萨·卡尔泽基·奥内斯蒂的译本，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猪舍应该设有隔间，供母猪在产后甚至孕期内休息。比起其他动物，母猪特别容易在群居时出现混乱，它们会互相倾轧，由此导致流产。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猪舍应该设有隔间，隔墙应不低于4英尺，这样母猪就翻不过去了。隔间也不应当设有屋顶，因为养猪户需要确认小猪的数目，确认母猪没有把它们压在身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也可以及时把它们抱出来。”

因此，七窗别墅的发掘为我们呈现出一间与科鲁迈拉的描述相一致的猪舍，即一间为繁衍小猪所准备的产房，而每头母猪都有自己独立的隔间（拉丁语写作harae）。实际上，罗马式养猪与现代养猪有着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前者侧重于猪的数量以及它们的行动力。究其原因，在古罗马，猪并不会在别墅里宰杀，养猪户要将它们成群结队地赶至城市（正如在冷冻车发明之前，远西区的牛仔也要一路将牛群赶至芝加哥的屠宰场）。因此，公猪总是在室外生活、饮食，隔间则专为母猪而设，保护它们度过四个月孕期以及三周的哺育期。七窗别墅的猪舍共有27个隔间，可以容纳27头母猪，每头母猪每次怀孕可以产下8头乳猪并且每年怀孕两次，可想而知，人们一年便可以培育400多头猪。

然后还有哺乳的问题，不仅对古罗马养猪户是个难题，对如今的考古学家也是难题。科鲁迈拉叮嘱说，要让每头母猪只哺育自己的猪仔，因为当小猪被混在一起，它们会吮吸任意母猪的乳房，而母猪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孩子，这样下去，有些母猪就会过于疲惫，而有些小猪会营养过剩，而另一些小猪则根本吃不饱。因此，科鲁迈拉认为，养猪户最重要的技能便是记忆力：要能够认出每头母猪的幼仔并且避免混淆。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养猪户可以用树脂给小猪做标记来帮助自己记忆，不过“最简便的方法是给猪舍（这里指的是相互隔开的隔间）设置高度合适的门槛，高度低到母猪可以随意进出，又高到小猪无法逾越”。

在这一点上，科鲁迈拉的观点与七窗别墅的发现并不吻合，别墅猪舍的门槛非常低；而且科鲁迈拉与瓦罗[45][其著作《论农业》（Dererustica）在丰富性和准确性上都完全不输科鲁迈拉的作品]的论述也有出入，瓦罗的文章指出门槛应该很低才行，否则怀孕的母猪越过门槛时就会挤压到腹部，这样会造成流产。（不过瓦罗的文字自相矛盾，才隔了几行他又写道，高门槛可以防止小猪逃跑。）

想要解决这些矛盾，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考古发掘务必要小心谨慎，把最微小的细节都呈现出来。实际上，每个隔间的门槛处都有一条沟，这在任何其他门槛石上都不曾发现。如果这条沟不是用来放置水平屏障，饲养员将其抬高就可以让母猪通过，放下又可以阻止小猪越过，那么这条沟还有什么用呢？如此看来，门槛的高低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调解。因而，考古的铲子须怀着敬意去发现历史的每一道痕迹，它才能表明事实与典籍并不相悖，而典籍本身也并不自相矛盾。

地下的信息基本上都没有丢失，或者说地下的信息得到了最好的保全；然而考古挖掘这一行为本身带有危险性，如果操作不当，就可能破坏保存了几个世纪的宝物。意大利考古学界向来都只重视纪念性的古建筑，考古学家只为凯旋门、柱子、剧院、浴场所动容，而其他东西都只是无关紧要的碎片罢了。在那些没有多少纪念性古建筑的国家里，另一种文化却相当发达；这种文化已经传播到全世界，在我们意大利也有一个忠实的信徒：安德烈亚·卡兰蒂尼[46]，这种文化将考古学看作是对每一寸土地中每一个细微迹象的研究，以此重构古人的日常生活、商业、农业，以及社会的发展阶段。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假设与验证之上的工作，需要不断地进行试错、解谜、演绎和归纳，正如猪舍的案例。

在过去的五年中，每到夏天就有约五十名意大利和英国的学生来到七窗别墅，在安德烈亚·卡兰蒂尼的指导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们都是考古学或是文物修复学的学生，来此进行志愿的实习；每天早上，人们会看到他们在烈日下连续挖掘、清扫碎片达八个小时（考古工地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30分），他们充沛的精力仿佛做着立即就能带来丰厚回报的工作。不过我可得告诉你，破土动工、挖掘地面、推沉重手推车的都是女孩子，而男孩子似乎更喜欢沉静、轻松的活儿。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青年的形象，与平时报刊书籍所倡导的完全不同，而这种形象也许最能代表当代青年的追求：齐心协力与个人成就、专注与冷淡、勤勉与放松。

这种新型考古学的秘密武器或象征符号是一种比意大利瓦匠所用的刀还要小的镘刀（trowel），在英国瓦匠中倒是广为流行。英国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在挖掘中避免破坏，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使用了这种简单的刀具。由于意大利语中没有相应的词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工具，于是七窗别墅的考古学家便用“trowel”生造了一个词：“trowelare”。

几个世纪以来的坍塌所沉积的碎片被一层层地挖掘出来，人们标注、拍摄下它们被发现的过程，详细地记录在卡片上，然后把它们带走或是放置在塑料托盘上。它们可能是坍塌的屋顶的碎瓦片，墙面或天花板壁画的水泥碎片，陶器碎片，或者马赛克地板。然后，它们被送到锡耶纳大学的实验室，归类统计后重组出原来的图案。

七窗别墅可以就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向我们提供许多信息，其中有许多信息甚至并没有被埋藏在地下。途经山谷中的罗马小路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历经二十一个世纪仍旧为人可见的塔楼围墙（这些塔楼实际上都是摆设，给远处的人们造成此地有一座城市的假象）。围墙环绕着一座花园，花园的尽头矗立着一道造型华丽的立面，带有门廊、全景式柱廊（柱廊已经倒塌，柱子也被搬走了，但是门廊的拱形结构依稀可辨，这也是七窗别墅的名字由来）。

别墅所统御的周边区域无论在起初抑或在后来都是马雷马地区最为荒芜的地方，而这座别墅的雄伟表明了这个家族强大的势力，能够投入大量的金钱和奴隶，从事红酒和橄榄油的生产和出口。此地离科萨镇（被确认为罗马古镇安塞多尼亚）并不遥远，而在科萨镇港口挖掘出来的大量葡萄酒罐上则带有塞斯提乌斯（Siestius）家族的徽记。这些徽记不仅存在于法国、西班牙海岸的罗马船只残骸上，在罗讷诃和卢瓦尔河的河床考古中亦有发现。那么，既然七窗别墅的文物中也有这样的徽记，那么这座别墅也就是古罗马参议员家族塞斯提乌斯的财产了。塞斯提乌斯家族效忠于苏拉[47]，并在苏拉与马略的争斗中收获了大量土地。后来，他们定居在科萨周边，而此时由军事征服者[以“百法”（centuriation）的方式分配给士兵]所经营的农业已经陷入了危机和衰落。大量战俘的出现带来了密集农业的技术大革命，因此拥有这些战俘的少数富裕家族也就能够训练出专门的劳动力。

从书面文献中，我们对奴隶的生活情况所知甚少，而七窗别墅独具魅力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别墅的部分结构专供奴隶生活所用：一间紧靠主体建筑、分成几间小室的独立厢房，这一布局和罗马城到处可见的军营没什么两样。据估算，每间小室里可以住4个奴隶，从目前为止的挖掘成果判断，这座别墅总共可以容纳40个奴隶，这个数字与当时作家作品中所写的一致。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这些奴隶的生活是否就像兵营里的战俘，接触不到任何女人，或者每间小室都能容纳一个有妻有子的家庭（由此也构成了某种奴隶养殖场，能够便利地生产出更多劳动力）。相较于主人的宅邸，奴隶住所的发掘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也比较少，因为墙面上既没有壁画也没有装饰，只有少数物件的碎片。一只带有“Encolpius”字样的陶瓷杯是奴隶向我们传递的少数信息之一。

因此，这座别墅既有奢华的主人宅邸，也有奴隶居住的兵营，以及农业生产区域（存有葡萄酒和橄榄油榨汁机的地窖被完整地挖掘出来，考古学家可以借此一睹当时人们使用的技术）。这座罗马“别墅”实际上是一个生产组织；每一座别墅占有500巨格日（约等于125公顷）的可耕地。塞斯提乌斯家族在该地区自然是拥有好几座别墅，但是七窗别墅似乎兼具居住和财富炫耀的功能。土地管理的需要使得主人每年至少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因此居住环境应当惬意，不致让人过分怀念城市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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